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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会议综述
2011年7月27日，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举办以“未来10年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龙是复旦发展研究院和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组织进行的“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研究”项目的系列研讨活动中的第8期。本次学术沙龙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与会专家对中国未来十年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思考和整体建构，现将本期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当前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肖巍教授谈当前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意识形存在“封闭的”特征，这带来了很多严峻的问题。如宣传部门在很多时候首先强调的是控制、审查。他重点提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科书的弊端，组织了很多专家逐字逐句斟酌定夺，搞的像文件一样的教科书，根本进不了大学生内心。他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做法如果不能抓住时机进行改革，不能在下一个十年有明显改观，说的和做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民怨会越来越积累，控制效果也肯定越来越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高国希教授指出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还是不够成熟的。他提到我们才刚刚提出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且虽然提出这个命题，但实际上还没有搞清楚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目前的四大块内容的堆积，其中四分之一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任远教授认为当前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有日益分化的危险，提出其原因在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封闭化，而社会思想意识却不断多元化。
社会科学基础部吴海江副教授介绍了自20世纪以来，从世界范围内来说，意识形态正在向形象化、生活化和学术化的趋势演变。
杜艳华教授指出意识形态最为突出问题是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包括大学教科书的内容接受和认同度到了低谷。她认为这也是未来十年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性因素。党的理论的不断“升华”与党的实践严重脱节，其结果必然是执政党威信的下降，思想政治教育的无力。因此，构建信仰、化解信仰缺失和困顿的风险，是未来中国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我们需要怎样的意识形态
肖巍教授认为我们需要的意识形态一定要有利于强大社会，激活人性，亲和青年。他指出，随社会方面的需求、社会力量的成长、社会和谐的愿景肯定越来越强烈，意识形态要反映这个实际，要加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研究，而不能一味沉浸在国家主义的“迷思”中。而这些事情肯定要靠青年去想去做，但是如果还是按照眼下的方式去教育青年，结果只能有两种情况：要么很假，即迫使许多人表面一套，另外一套；要么疏离。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特别要了解青年，亲和青年。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陈华杰教授认为未来10年的意识形态发展必须重构中国的民族主义。他指出中国正在崛起，历史的悲情和现实的自豪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很强烈，它对中国未来10年的意识形态会有很大的影响。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对世界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思想或意识也可能盲目以外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此都就会给中国崛起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未来10年的意识形态发展必须重构中国的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具有新内涵的新时代的民族主义。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杨宏雨教授讨论了意识形态和世界共识的关系，他强调未来10年的意识形态发展必须兼具宽松、包容和承认共识的特征。
社会科学基础部徐蓉副教授提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东西，需要符合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应该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来。
高国希教授指出我国的意识形态发展要逐渐走向成熟。他认为这个成熟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平民化、质朴性，即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必然真正能够与群众利益实实在在做事，不能完全从文件到文件；第二是意识形态应该能够和国际上对上话，虽然自89年以后，我们的意识形态更多强调的是坚决防止西化，强调自身的立场，自己有一套封闭的话语体系，但当前的世界不容许我们继续在文化上观念上闭关锁国；第三是中国的意识形态要有中国的传统特色，如对中国而言，不管是大社会还是小社会，强政府(不一定是大政府)一定还是会存在的；第四是意识形态仍然要主张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社会科学基础部钱箭星教授谈了意识形态要兼具包容性和批判性。她认为意识形态对极端思维要提高警惕的同时，对那些符合普世价值的东西
要包容。她提到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具有开放性，意识形态也表现出多元化特征，特别是强国的意识形态更具影响力和吸引力。我们要和全世界达成共识，一定要承认人类社会共同的东西，这也就是普世价值的意义所在。包容性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需要，但是，包容性会遇到极端思潮的挑战，世界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思潮和组织，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都需要我们警惕，包容性还是有底线的。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功能，这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要强调的，她还提出大学尤其要以批判性视角反思现实，要对社会现实进行价值追问。
社会科学基础部朱伟副教授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出发，提出意识形态建设对国家能力的建设和提升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现存的国家制度作辩护，二是对现有的社会思潮起引领作用。她还指出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正视意识形态的开放性，这样的意识形态才能够引领社会发展。
三、如何建设我们的意识形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邱柏生教授提出当前意识形态建设要避免走向“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指的是“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塔西佗陷阱”是任何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活动中都力求避免的现象，也是社会意识形态运作中必须警觉的现象。尤其在今天，在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迭出的时期，意识形态更要防止自己陷入“塔西佗陷阱”。我们既要预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本身、如它的意义赋予、意义诠释、价值分享、价值再生产等活动丧失社会关注度和社会公信力，同时也要警觉宣扬和传播这些思想理论体系的社会工具本身的社会公信力问题。他认为目前看来，最根本、最险要的危机状态集中在掌控和使用着那些社会工具并宣传一定思想理论体系的社会集团及相关人员与人民群众不信任心理之间的矛盾之上，在于官民矛盾的分化方面，而意识形态预防或警觉“塔西佗陷阱”问题仅仅是这些矛盾的一些表象而已。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绝不在于意识形态本身，人们需要认真解决在意识形态问题背后的那些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矛盾问题，要积极面对这些年来凸显的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矛盾等。
顾钰民教授在发言中强调，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应该坚持主流控制和多元放开。他提出制度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党的合法性绝对不能撼动。在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坚持内容有三：一个是制度层面的意识形态，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二是思想层面的意识形态，要继续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合法性，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动摇。多元化的放开，这个特点很重要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整个
社会出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行为的分离。因此，并不一定政府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我们今后在观念上会加强对政府行为的批评。
任远教授提出，国家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要向社会开放，在不断汲取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发展的内容的过程中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
朱伟副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采取经济上开放，意识形态封闭的做法。今后十年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如何大有可为，他的看法是：首先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今后十年的意识形态建设，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和其他理论思潮之间找到契合点，即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共同的普世价值，从而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可以对意识形态的建设采取开放的姿态；其次，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进行概括和简化，他认为只有简化，才能够深入人心，才能使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发挥出来，否则意识形态教育只能停留在学者层面和干部层面，很难大众化；第三，意识形态的教育手段必须更为深化和细致；第四，意识形态的建设要与制度安排具有一致性，他指出今后十年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相配套和保障的话，任何尝试改革和调整的努力都会陷于空谈。
吴海江副教授就如何积极推进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建设，提出要着重把握和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在研究的方式上，注意把握和处理好“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的关系，所谓“中国向度”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其指向是强调本土化、民族性、特殊性，而所谓“世界向度”则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其指向是强调国际化、世界性、普遍性；其二，在研究的立场或价值取向上，注意把握和处理好“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其三，在研究的对象上，注意把握和处理好“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杜艳华教授指出未来十年，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旨是为国家健康稳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他认为在意识形态工作上至少应该坚持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能放弃，执政党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精髓来主导和引导意识形态工作。第二，必须解放思想，彻底转变思想教育的陈旧思维和错误做法。思想教育也要遵循教育规律，即贴近人心，潜移默化。要把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武断的框框中解放出来，把思想教育从专断式的管理中解放出来，还教育的内在本质，换教育应有的功能。第三，意识形态工作应肩负起化解风险的任务：一是内部风险，主要是针对执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工作，二是要有抵御外部风险的意识，要明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依然存在。
(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陈春林、任 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