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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汉魏六朝诗歌的时间与生命意识
孙熙春
(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辽宁沈阳 110016)摘要: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在汉魏六朝诗歌中得到了相对集中的表现。人生如寄的悲哀、季节流易的敏感、历史变迁的观照,化作诗人们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对延长生命跨度的追求以及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这一切使得汉魏六朝诗歌具有了永恒的魅力并在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汉魏六朝诗;时间意识;生命意识;魅力与影响
从先秦时期的诗歌开始,时间意识就有了较为情感化的表现:《诗经•秦风•车邻》中有“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诗经•唐风•蟋蟀》中有:“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时间的流逝必将把人们带向死亡,因此后来的人们才在诗歌中反复咏叹。与《诗经》相比,《楚辞》的表现更具个人色彩,屈原在《离骚》中曾唱道: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惰名之不立”。时间的流逝会使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化为泡影,因此屈子的心灵始终不得安宁。应当指出的是,古代诗歌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式的体悟与感慨,不仅仅是“历时”的现象,贯穿整个古代诗歌史,而且也是“同时”的现象:在汉魏六朝时期尤为集中。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自觉”的开始。而“文学自觉”是与人的意识、或者说生命意识的自觉、自醒分不开的。因此,汉魏六朝时期的诗歌,对于时间的思考,可以说成为了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或者说,时间意识在汉魏六朝时期的诗歌中获得了更为集中、明确的表现。
一、汉魏六朝诗歌中时间意识的表现
不论古人今人,“„时间性‟使所有的人陷于同样的命运,时间不断流走而某一个体只能活某一长度的时间。”(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因此,时间的流逝会带来人生如寄的悲哀。其次,与时间的流逝相伴的是寒来暑往的四季更替,诗人们对季节流易的敏感自然也会在他们的诗作中得到表现。第三,过往的时间会形成历史,也就是说,当人类意识到时间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历史。诗人对历史变迁的的观照,往往是因为对现今、对生命的难以释怀。
1.人生如寄的悲哀
在人们的时间意识中,时间首先是一种会迅速带来死亡的东西。这给敏感的诗人带来了更大的悲哀、更深的痛苦,而这正是汉魏六朝时期诗人抒发人生如寄的悲哀情感的源泉。在汉代诗歌中,《古诗十九首》非常集中地表现了“中下层文人”们人生如朝露的幻灭思想。虽然从表层上看,更多的文字是在叙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和文人仕途失意的怨尤感伤,但究其实质是在抒写时间带给他们关于死亡的终极思考,或者说烦恼: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
人生寄一世,淹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
时间的流逝实在是太快了,人生因此显得如朝露一样,很快就蒸腾掉了;如远行客一般,行色匆匆;如飙尘一样,旋起旋伏,忽聚忽散,而且,一旦散尽,就踪影难寻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石”的“寿考”与“常怀”的“千岁忧”!《古诗十九首》并不是孤立的,作为同时代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生譬朝露”(秦嘉《曾妇诗》其一),“人命不可延”(赵壹《刺世疾邪诗》),“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孔融《杂诗》其一),“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蔡琰《悲愤诗》)
……可以说,时间流逝将带来死亡的意识,是汉魏六朝诗歌中的一种非常普遍的东西。诗人们似乎在不停地吟咏: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今我不乐,岁月如弛。———曹操《箜篌引》
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
促促朝露期,荣乐遽几何?———张华《轻薄篇》
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怆恻不能言。
———鲍照《拟行路难》其七
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无名氏《休洗红》
……
对于时间的这种思考,已然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季节流易的敏感
中国诗人的时间意识还比较显著表现在对季节变迁的敏感上。季节与季节感作为题材与意象,是中国占典诗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诗歌的这一特色,大抵源于中国风土的影响,因为历代文明中心的地区,是以农业为根基并且是四季分明的。当然,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季节意识的发达,还与中国诗人的生命意识有关。从《驱车上东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的诗句中,在阮籍《咏怀诗》(其三)“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的慨叹里,我们可以解读出,季节之歌就是诗人的生命之歌。伤春也好、悲秋也罢,实为人生的伤怀、悲哀。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汉乐府古辞《长歌行》),春天虽然常常会给人们带来希望,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迫使人们感受自然的变化———万物的变化、季节的变化。因此,言及春天的诗歌往往包孕着诗人对时间流逝与人生变化的伤感和无奈。试看《回车驾言迈》: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诗人在看到万象更新的春天景物时,也联想到了人生新陈代谢规律的无情,从春天的自然变化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的流逝,并且表现了无助悲哀。春天来临时,人们是欣喜的;春天逝去时,人们就会惋惜。徐干《室思》中“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的诗句,从“暮春草”联想到了人生的短促易逝,暗示了诗人们“惜春”的潜在原因———对于逝去的痛惜是源于对逝去和远离的依恋。“折芳寄远”题材的诗歌应是这种情感的延伸与拓展。《庭中有奇树》中就有这样典型的四句:“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折芳寄远”题材的诗歌究其根本仍然是“惜春”的情绪。四季之中,除了春天以外,最能使人们感到时间与生命流逝的,就是秋天了。晋代诗人张载的诗作《秋》中“睹物识时移,顾己知节变”两句,很好地解说了这一点。与“惜春”情绪相对应的是,中国诗人是用悲哀的心情来对待秋天的,即所谓的“悲秋”:宋玉在《九辩》中说“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曹植在《秋思赋》中说“四节更王兮秋气悲”;陶渊明在《酬刘柴桑》中说“闾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秋天的到来容易使人联想到人生的衰老。建安诗人陈琳《游览》诗,就是从绿叶凋落、红花纤谢的秋天景色中,产生了日月流逝、年命衰老的感慨: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骋哉日月弛,年命将西倾。
鲍照在《拟行路难》其一中,阐明了秋天来临与红颜零落之间的联系: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
左思在《杂诗》里抒发了因为秋天的来临而易感壮年不能永驻的慨叹: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
石崇在《思归叹》中也由状写秋景而生发了日月易逝的感慨:秋风厉兮鸿雁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鸣。落叶飘兮枯枝竦,百草零兮覆畦垄。时光逝兮年易尽,感彼岁暮兮怅自愍。
陶渊明则在《杂诗》其二的诗句,则表达了秋天来临所引起的日月如梭的感觉: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郭璞在《游仙》诗其四中流露出了希望能够从秋天重新回到夏天: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在中国诗人看来,四季的变化与人生的变化不仅仅是平行的,而且更令人悲哀的,它们又是对照的:“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人生“岁暮”之后,不会再有如同自然的“四时更变化”。于是就有了《西洲曲》这样以四季的流转、循环来衬写女子对“江北”心上人的思忆、对生命的叹惋的民歌杰作。
3.历史变迁的的观照
当人类意识到时间的时候,也就意识到了历史。因此,对历史变迁的观照,也就是人们对时间、对生命问题的自觉、自醒。中国诗人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敏感,他们喜欢咏史、怀古。不过,中国诗人是无心重复或者考察历史的,他们更多的是用对历史变迁的的观照来宣泄对现实的情绪或表现自己的生命意识。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东汉文人最早最完整的五言诗作,虽钟嵘有“质木无文”的断语,但此诗仍有值得重视的内容。诗人在叙述了缇萦救父后,在结句中长叹:“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有人说“此诗当是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慨”,此言不吾欺也。班固之后,女诗人蔡文姬的带有“自叙传”性质的《悲愤诗》,则是在自揭伤疤的述说中,真实地展现了汉末大*中广大妇女的悲剧命运以及自己“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的生命悲叹!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中亦有吟咏史事的诗作。其中“昔闻东陵瓜”一首,诗人通过召平、萧何的对比,述说出了他在现实中不得不认可的人生的大道理———“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然而,布衣就可终身吗?参诸“嘉树下成蹊”一首中“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几句,我们可以读出诗人否定的答案,以及诗人内心深处的焦灼与悲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左思的《咏史八首》时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是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愿望;“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是在揭露和批判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是在寄寓自己功成身退的思想;“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是在赞美杨雄的同时哀婉自己的不为世所用;“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是诗人失望、愤懑之后的想象……可以说,对现实的深刻的不满以及以悲婉为内核的生命意识在左思的《咏史八首》中流露的最为充分!“浑身静穆”的陶渊明也在用“金刚怒目”式的咏史类诗歌来书写他深层思想中化解不开的矛盾。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人生的扩大,从历史中是可以看清现世人生的。因此,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我们可以找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句子。历史的一去不复性,成了人生的一去不复性的证明。因此,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人们开始重视在对历史的观照中寄寓人生的种种感慨。
二、汉魏六朝诗歌中生命意识的表现
时间的流逝使得人们总不免悲哀与恐惧自己生命的衰竭与死亡。世间万物只有人类才会去寻求解脱悲哀与恐惧的道路,而这一过程无疑就是生命意识的表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回车驾言迈》);“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这些诗句表达了诗人们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在秦汉魏晋时期的中国,不仅帝王们在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和羽化登仙之术,而且民间的一般人也深为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仙传说所吸引。敏感的诗人们也当然不会不受其影响,于是在他们此时的诗歌中,便出现了对延长生命跨度追求的内容。有些诗人是视人生为自然之一部分的,当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他们当然不会忘了向自然寻求安慰。于是开始用诗歌表现他们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
1.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
表现劳动生活的愉悦;体悟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生活的美好;争取赶在人生衰老之前成就功名与事业的愿望等内容,应该说是中国古代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书写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的主要着眼点。
汉乐府民歌《江南》中“鱼戏莲叶间”一句,运用移情表现的方法,把采莲女在劳动生活中感受到的愉悦表现了出来;众采莲女“鱼戏莲叶东”等四句和唱更加充分地渲染出这种情绪。抓住并及时地歌唱这种生命中的愉悦是劳动民众对提高生命浓度渴望的直接表现。汉乐府民歌以及南北朝乐府民歌中还存有大量的描写爱情婚姻生活的诗歌。汉乐府民歌中就有女子对爱情热烈而奔放的表达:“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到了南北朝乐府民歌那里,对爱情婚姻生活的渴望,虽有着或直率,如“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杨柳枝歌》),或温婉,如“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的不同表达,但渴望浓烈的爱情生活充溢生命的愿望却是相通的。不可否认的是,汉魏六朝时期民歌中有着为数不少的怨妇、弃妇诗,但是它恰恰从相反的角度说明了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文人们对惬意生活的渴望与表达似乎更加强烈与美好,“为乐当及时”的思想甚至成为了后世诗歌中常见的主题。“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虽然有阮籍这样的文人怀疑过享乐主义的效用,写出了“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咏怀》其五)这样的诗句,但是更多的文人与读者愿意用陶渊明“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其一)的心境去体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时生活的美好与真意。我们可以在何晏失题诗“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两句中,找到当时诗人们提高生命浓度的思想与某种方法。中国很早就有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说法,它使古代文人相信,可以借助精神生命去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获得更为长久的存在。于是“功”、“名”就成为中国文人挣脱不开的“梦魇”。为了摆脱“立身苦不早”,也就是求得不朽不与生命时间发生太多的矛盾,于是在“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的前提下,抱有“荣名以为宝”的思想与行动才是可靠的摆脱生命局限,提高生命浓度的最好时机与良方。不过,现实常常难遂人愿,于是就有了《古诗十九首》里的诸多篇什,有了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刘琨的《重赠卢谌》、陶渊明的《咏荆轲》……
2.对延长生命跨度的追求
应该说,诗歌创作的本身就是诗人们提高生命浓度以及延长生命跨度的具体作为。将人生艺术化,凭“立言”以求“不朽”,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文学艺术的人们来说不是问题。秦汉魏晋时期,人们萌生了追求长生不老的念头。不仅皇帝们在寻求长生不老的丹药,而且民众也深为那虚无缥缈的神仙传说所吸引。敏感的诗人当然不会不受其影响,于是在诗歌中便出现了许多赞美神仙和渴望长生的作品:《董逃行》、《长歌行》、《王子乔》、《步出夏门行》、《善哉行》、《仙人骑白鹿》……其中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中,更是出现了许多描写对于神仙长生的渴望的诗句:
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
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其十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其三十三
诗人们憧憬长生不老的同时,也有对此的怀疑:“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然而越是怀疑,就越不愿否定。于是,曹操在发出“痛哉世人,见欺神仙”(《善哉行》)叹惋的同时,又在其《精列》和《胡秋行》里歌咏神仙及长生;曹植曾作《辨道论》骂方士,还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赠白马王彪》),但是又作《升天行》表示对神仙的倾慕;郭璞也在矛盾的思想情况下留下了有名的《游仙》诗。宁愿信其有,然而又不抱希望。在“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的清醒现实里,抱有一种虚幻的态度,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
3.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
中国的文字、文学以及其他一些艺术门类似乎从一开始就同自然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自然山水“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或作为比兴的媒介物变成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欣赏对象”,即山水诗是魏晋时期才出现的,但这也比西方诗歌早了一千多年。与西方人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生对立的东西不同,中国人常常视人生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西方诗人在不满政治、并因此开始深刻感悟生命时,常常归向宗教;而中国诗人更愿逃向自然,视自然为安居之所,精神家园。“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在左思这著名的赞美自然的诗句背后,有着对政治的不满与命运的无奈,于是只能是“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了。对政治的失望,对生命的执着,使很多诗人返回到山水田园,在精神上皈依自然。在中国诗歌中,描写人生变化的诗歌,常常伴随着自然变化的描写;而通过自然变化的描写,更加深了对于人生变化的必然性感悟。《明月皎夜光》就是先描写了自然的变化:“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然后又描写了人事的变化:“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如果说这种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还只是简单地表现了自然与人生的同一性的话,那么,在山水、田园诗中则是进一步地、或明或暗地表现了诗人形象、气度、胸襟,蕴涵了诗人理性的参悟、思考。陶渊明在《形影神》诗作中,借“神”之口表达了自己在生死问题上的顺应自然的意愿:“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与此相同的主张也出现在他许多诗里:
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形迹凭化往,灵府常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辞》
陶渊明的《饮酒》其五无疑是最受人们喜爱和重视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自我消失在自然之中以及“物”、“我”两者之间区别的荡然无存,便成了此中的“真意”,诗人也因此获得了安适与宁静。诗人们将自然与人生看作是同—的、相通的东西,自然成为了一个生命的存在。于是自然与人生的差别,便被轻轻地抹去了。因此,曹操在《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中对自然山水的直接状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可以毫无疑问地被看作是诗人对自我形象的直接描摹。同样,谢灵运的感情借助山水来表现时,便获得了更为婉曲动人的效果:“浅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凡此种种,便是诗人们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
三、恒久魅力与深远影响
“时间”是真实可感的,正是时间意识唤起了人们丰富感知;伴随着这丰富的感知,时间的存在也就被打上了“人化”的痕迹。从这个角度上说,人便是一种拥有生命意识并将其形式化从而唤起情感共通的生物。因此我们可以说,汉魏六朝时期,生命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灿烂的文化(当然诗歌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文化敞开了时间,时间拥有了意义,意义形成了历史。感念于死而执着于生,于是有着浓重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的汉魏六朝诗歌,便具有了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这种艺术魅力是悲剧性的,但是这种悲剧性的魅力必将是历久长新的,因为它将被后来的每一个读者重新感受—遍,诚如王羲之所言“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逝者如斯夫”这由孔子而起的望“时”之叹,虽说在汉魏六朝时期的诗歌中得到极为充分的表现,但是它亦如时间—样并没有停下行进的脚步,对后世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汉魏六朝诗歌中被经常表现的四季交替,亦如头尾互含的阴阳鱼暗示出王湾《次北固山下》“海日生残夜,将春入旧年”的哲思;正是陶渊明《读山海经》那时空意识互参“俯仰终宇宙,不了复何如”的诗句,开启了杜甫《春日江村五首》中的“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浩叹,后来发展到就是那时间的片段所支撑的节日,也成了后来诗人们的创作动因,非如此,何来坡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生命感悟?在这些表现有关时间与生命意识的、不胜枚举的后世诗句里,无论是谁,也不可能否认那些汉魏六朝诗歌带来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2]刘若愚.王镇远,译.中国文学艺术精华[M].合肥:黄山书社,1989.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