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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经济研究所2013“新年期许”论坛纪要

参加人员:龙力 李浩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美泉宫宾馆 时间:2013年1月10日

一、论坛主题思想

本次论坛以“新年期许”为索引,表达对新一届政府领导层推动改革的期望。从论坛传达的思想来看,可以说是一次右派的集会。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宪政改革、言论自由等方面。

二、主要观点

1、对新一届领导层的判断趋向于谨慎

茅于轼认为,从中央常委的人员来看,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组阁制不同,中国的常委基本上是由上一届或上上届卸任领导制定产生,彼此间相对欠缺合作意识和基础;从选人的标准来看,首要是确保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不能动摇。由此也可看出,由权力安全向人权安全的转移会非常艰难。

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则明确表示,中共领导集团实际上存在集体人格分裂,只考虑如何维持统治,其它的一概不考虑。

2、如何看待共产党的领导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认为,前30年毛泽东时代是集权政治+统治经济,权力的扩张到每一个乡村、城镇,每一个人的大脑、肠胃,远远超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境界;而第二个30年则是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无限扩张,操纵市场、扭曲市场,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正,社会财富向权力转移,象黑洞一样被吸走。

《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陈敏)则称,共产党既不是革命党(因为早就不革命了),也不是执政党,它实际上是统治党,是以统治为目的的,就是占有和征服。这种统治极富刚性,缺乏弹性。

任剑涛认为,中共需要重新审视历史,卸下历史包袱,首先就是要尽快抛弃作为“负资产”的毛泽东。相比之下,国民党已经是一个现代化政党,而共产党仍然是“会党”,与其学新加坡,不如学台湾。

社科院经济研究室研究员赵农的看法颇为尖锐,他认为,前30年与后30年没有根本区别,都是统治者将被统治者看成是“牲口”(工人和农民),区别在于,前30年是圈养,后30年是散养。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认为,中国基本上没有政治,而是以治安对付政治、以民生经营政治、以行政吸纳政治、以政治反政治。他指出,政府仅仅具有周期合法性,应该启动政治改革进程,学习满清末期制定改革时间表,避免社会革命。他也半开玩笑的说,希望高校能取消党团组织。

3、宪政基本上成为共识

杨继绳表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虽然不是很完美,但只要能落实,政治就前进一步;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宪法,就又能前进一步。他指出,把宪法作为政治改革的共识,不会有、也不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按照宪法要求,检查现行的制度和政策,凡是不符合的就改掉。

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关键是领导层是否看到了未来30年的发展趋势;法制国家与国家法制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公民制定法律,共同遵守;而后者是统治阶层制定法律,要求老百姓遵守。所以宪法很重要,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了“剧本”,但没有演员。所以,他提出人大应该设立一个“违宪审查委员会”,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天则研究所研究员赵旭从企业的角度指出,宪政提供的就是一种“稳定的预期”,经济发展、企业投资就是需要对未来稳定的预期。对此,财新传媒总发行人胡舒立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应该是宪政经济学。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也肯定了这一点,他认为现在宪政的思想已经深入民心,现在是进行宪政改革极好的时机。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的宪法并不合格,即使遵守也难见成效。主要原因在于,宪法没有体现分权思想,权力仍然在没有制约的环境下运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就指出,现存宪法没有限权,是非常糟糕的,期待政府改革等于与虎谋皮,因为所有人都喜欢特权,虽然当权者也喜欢自由,但喜欢的是自己获得自由,而不是别人获得自由。

4、关于如何遏制政府官员腐败和官僚主义

杨继绳认为,权力要靠权力来制衡,靠反贪局是不可能的。但天则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认为在现有制度下可以采用四步法来制约腐败,首先是强制官员公布财产,第二步是实行大赦,第三步是对不合法的财产征收高额税收,将所得回补社会,第四步是问责,对于不公布财产的官员实施重罪惩罚。不过,大多数学者对此并不认同,一种是认为这种做法不具备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例如任剑涛就指出,赦免不能保证以后没有腐败,因为体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另一种观点则异常尖锐,赵农指出,这种做法摆明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表现,用妥协的办法换取合作,最后得到的一定是更大的妥协。

对于官僚主义盛行的局面,胡舒立认为现在的新倾向是漠视民生,向市场侵占空间,争抢能够带来利益的权力,抛弃不能够带来利益的权力。西方社会的竞争性民主和开放媒体,对官僚主义有较强的制约作用,这在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基础较好的国家实行较好;而在中国,恐怕还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考虑。《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也指出,大部制改革可能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突破口;同时,社会自治、自我组织的能力是不够的,必须发育社会,发育社会组织。他认为,新一轮整风运动可能会在“两会”后掀起。

5、关于政治经济改革

胡舒立表示,现在政府的可信性问题很大,说的太多,做的太少,“口头改革”透支了社会公信力。改革的复杂性决定了需要总体设计,方案一起推,不是渐变,是一步推出。她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应该拿出已经确定的改革方案,应该马上推,对那些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改革方案,应该马上停止。

不过,更多的观点则是极度的不信任,普遍认为改革还得靠自下而上。王建勋表示,改革的力量不在庙堂之上,而在民间。对此,赵农、李炜光都有基本类似的看法。

而另一种看法则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他提出警告说,现在的危险在于改革还在争论的时候,反改革的力量已经率先聚集起来。孙立平提出了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渐进式改革最终培育了一个介于成功和失败之间的结果,就是新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形成;二是改革可能已经步入尾声,也就是现有制度下能改的都改了。改革的阻力不是以往的旧的思想和阻力了,而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现在的改革是口头改革、口头宪政,透支了公信力,改革者就是利益集团,已经丧失了道德的制高点;目标导向的功能也不具备了,没有一个目标;动员的功能是把反改革的力量动员起来了,改革的力量还没有组织起来;整合凝聚的功能也不行,改革者内部的分歧也非常大。他认为,不应该再以改革为口号,可以考虑变成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为目标,带一个大帽子,实现这个就需要限制权力、保障老百姓权利等,你反对限制权力,实际上是反对“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凡是符合的都应该去做,凡是不符合的都应该放弃。对此,盛洪笑称,可以用一种更简洁的词汇来区分,改良和革命。

6、关于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论坛上取得最广泛认同的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振宇表示他得期许就是一点:“让人说话”,同时党和政府“自己不要再撒谎”;他并强调,这个期许可以有一个信号,就是让刘晓波回家!而笑蜀则对近段时间的“南周事件”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他认为中宣部要求全国媒体转载“三流烂媒体”环球时报的文章是没有社会概念、没有媒体概念的表现,并质问,党的宣传部为何有权力插手社会媒体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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