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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学 史
绪
论
第一节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
一、史家记述：
（一）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屈原、贾谊立传，涉及宋玉、唐勒、景差等屈原之后贾谊之前辞赋家，文学发展过程初步描述。
（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史记》前史官之文发展过程追述；
（三）齐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南朝宋以前诗歌发展历程，关于诗歌史比较详细论述。
（四）（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始创《文苑传》，将22位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的传记合在一起，按时代先后排列，提供文学发展线索。
二、目录学著作：
（一）斑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汉书•艺文志》，其《诗赋略论》对诗赋发展有初步的描述。
（二）此后，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大都继承《汉书•艺文志》传统，在著录书目的同时考辨源流。（清）幻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算是这类书中的集大成者。
三、在诗文评方面：
（一）（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以下20篇论及文体形成过程，《时序》等篇也有关于文学发展论述。
（二）（梁）钟嵘的《诗品序》，文学发展详细论述。
（三）郑玄《诗谱序》追述诗歌起源，历数周文、武、成王以至懿、夷、厉、幽王时政治变迁与诗歌关系，政治角度对诗歌发展描述。
（四）（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文体流变角度，论述文学发展。
（五）白居易《与元九书》，《诗》、《骚》以来诗歌发展历程作总结。
（六）李清照的《词论》追述了词的发展概况。
（七）（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为398位唐代诗人作传，间有评论，从中可以看 出唐诗发展的因革流变。
（八）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汉魏六朝文学发展脉络。
（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明代诗人一千六百余家作了评述。
（十）《全唐诗》，为唐代诗人作简介，可看到唐代诗歌发展线索。
四、文学史著作：
20世纪初出现，林传甲京师大学堂编写讲义《中国文学史》为滥觞。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分别代表了20年代、30年代、四五十年代、60年代文学史著作所能达到的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分体文学史最早、最有影响著作。
五、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
六、其他因素对文学影响：
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之简练跟书写繁难有关系； 唐宋词的演唱方式对创作的影响；
印刷术发明以后大量文献得以广泛而长久流传，这对宋代作家学者化，进而对宋诗以才学为诗特点形成有重要影响；
宋元说话艺术对小说创作影响，宋元戏曲演出方式对剧本创作影响。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演进
一、影响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
（一）首先文学发展的不平衡：
1、文体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时代不同；另一方面，各种文体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同。
2、朝代的不平衡。
3、地域的不平衡。一是不同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
（二）相反相成的因素。俗与雅；各种文体（诗者缘情，赋者体物；诗不忌简，赋不厌繁；诗之妙在内敛，赋之妙在铺陈；诗之用在寄兴，赋之用在炫博）；复古与革新；文与道。
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一、三古、七段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第一段：先秦；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九个方面：
一、创作主体；
二、思想内容；
三、文学体裁；
四、文学语言；
五、艺术表现；
六、文学流派；
七、文学思潮；
八、文学传媒；
九、接受对象。
二、概述：
（一）上古期
包括先秦、秦汉。
总：体裁，思想基础，儒重社会功能，道重审美价值已形成。
1、第一段先秦文学。创作主体由群体到个体；史从巫中分化出专门从事人事记录；士兴起活跃；文史哲不分，诗乐舞结合。
2、秦汉文学属于上古期的第二段。创作主体处境变化，士聚集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为己任。
（二）中古期 魏晋到明朝中叶 划分依据：（1）文学自觉在南北朝完成；（2）文学语言古奥到浅近；（3）诗、词、曲鼎盛；（4）文言小说魏晋南北朝初具规模，唐代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宋元两代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元末明初出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5）出现印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传媒；（6）创作主体和对象，包括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
1、第一段魏晋到唐中叶。
（1）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文向诗靠拢，出现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骈赋。杜甫承前启后。“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两个诗歌的范式确立；
（2）文学创作个性化；
（3）宫廷核心作用，形成文学集团并相互切磋，提高文学技巧；
（4）玄学佛学渗入文学。玄学真和自然，佛教真与空、心性、境界的观念，文学观念多样化。
2、第二段是唐中叶开始，“安史之乱”起，南宋灭亡止。
（1）韩、柳倡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改革，宋欧阳修等完成改革；
（2）诗歌到宋寻到新路。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延续性而言：中晚唐始，重日常生活描写，相关人文意象增多，宋代已成风气；
（3）由杜、白开创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及忧患意识，晚唐减弱，宋代加强；（4）宋诗人学者身份合一，议论成分增加，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5）唐中叶后曲子词兴盛，经温、李等之手，成为宋文学代表；
（6）唐中叶后传奇兴盛，标志中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说”兴起，宋代“说话”的兴盛，标志文学新发展。３、第三段元代到明中叶。
（1）元代始叙事文学占主导。文学对象从案头读者转向勾栏瓦舍听众；传媒除纸上读物，还有说唱扮演；元文学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明传奇对元曲继承与发展；
（2）元末明初出现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长篇白话小说。
（三）近古期 嘉靖后总特点：
（1）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商品化；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趣味发生变化；（2）王学左派影响，创作主体个性；肯定情欲；理学禁欲主义冲击；（3）小说最富生命力。
1、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第一段。
文学集团和派别大量涌现及论争。诗文方面公安、竟陵、神韵、格调、性灵、桐城派主张和实践；词方面有阳羡、浙西、常州词派主张和实践；戏曲方面有“临川派”和“吴江派”两大群体论争。
1、第二段从鸦片战争开始。
（1）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路同时寻求到新文学灵感；
（2）文学创作发生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工具，小说地位得到肯定；外国译作逐渐增多，文学叙事技巧更新；报刊媒体出现，写作方法变化，出现报刊文体。近古期终结，在“五四”运动 爆发的1919年。三古七段和朝代分期双视角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绪 论
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初创时期，是上古期第一段。先秦文学尚未从浑沌一体的文化形态中分离，其特征与这时文化形态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
一、远古歌谣和神话，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文学。例：据说是神农时代《蜡辞》（《礼记·郊特牲》）大约是农事祭歌；传说尧舜时《击壤歌》、《南风歌》等，是后人伪托；韵语可能是原始歌谣遗留。如《吴越春秋》载《弹歌》，反映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已具韵律，显是古老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是夏代诗歌遗文。
二、文字产生后，脱离传说时期。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是所知最古文字。甲骨文代表商代晚期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卜辞文句简朴形式单一，仅有少量记事文字，但其产生具重大历史文化意义，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三、诗歌最初与乐、舞结合。《吕氏春秋·古乐》载八阕，内容从题目看，“载民”歌唱始祖；“玄鸟”即燕子，可能是本部落图腾；“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奋五谷”歌唱五谷生长；“敬天常”遵循自然法则；“达帝功”以下反映宗教信仰。《尚书·益稷》载帝舜时《大韶》。《诗经》作品都是乐歌。约在春秋后，诗歌分化独立，向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
一、文史哲不分。先秦文学非纯文学，先秦文化呈现综合形态。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哲学著
作，史、哲学著作也有文学意味。
（一）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颛顼命南正（官名）重掌管天，北正黎掌管地，即掌天文、祭祀事，周宣王之时，重、黎后人成司马氏，掌周史，可以看出史学与巫术分化过程；据《尚书·洪范》可知商代已形成“五行”思想；《易》卦爻辞，已具备“阴阳”观念；“德”观念于商萌芽，在周发展，形成敬德保民思想。
（二）春秋战国时，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关注社会政治、讨论治国之道的诸子说理散文成熟，表现鲜明个性，浓郁情感，丰富形象，具较强文学性。
二、先秦诗歌：宗教颂赞祷祝诗—政治叙事诗—言志抒情诗。
三、楚地文学。铁器最早，间接促进战国楚文化发展。屈原说：“惜诵以致愍矣，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在楚地民风、民俗、及民间曲调基础上，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王逸《离骚经序》），借鉴《诗经》艺术精神和手法，作出琦玮瑰丽诗篇。
四、模糊性、争议性。有些非一时一人作，传承中可能有损益，师说和后学说可能混杂、增删；秦火后，多为汉人重新编定，难免有讹误。汉代传授先秦经典学派很多，产生很多异说，模糊了先秦文学本来面貌。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文化承担者身份、地位发生变化。
一、夏商代和西周初，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出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是主要文学作品。
上古巫史不分，史也具宗教性。史官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锡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史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商书》中的《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诸篇，是史家最早的散文创作。史官世代传业，儒家所传经书，多为其旧藏典籍，其文辞可分质朴与文采两类：所记录的，如《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都是朝廷的诰誓，辞风质朴，不加文饰；自作的，如《周书》中的《洪范》、《顾命》等篇，条理细密、文思清晰。
二、西周时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官学内容，据《周礼·地官》载六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贵族是西周、春秋文学主要创作者；同时也有民间歌谣，作者大都平民。
三、春秋战国时，文化知识转移到士（贵族和庶人之间的阶层）。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先秦文学大致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一、夏商文化。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即贯通夏商文化某些相同的制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都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 巫文化最有代表性。
（一）诗歌。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夏商时代已有较完整的诗歌出现。如夏启时的《九歌》，与祭天活动有关，应该是祭祀歌谣；商代如《诗经·商颂》五篇，歌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用于祭祀；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诗歌内容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多样，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特点。
（二）散文。巫史文化昌盛促进散文发展。商代的《商书》中《盘庚》是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是商人作品。
二、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巫术宗教文化被礼乐文化取代，自西周始中国进入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
（一）“礼乐”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而这些“礼乐”概念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代文化改革家们通过“神道设教”法，完成理性文化对原始文化突破。
（二）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史官文化”因此成熟。《周书》“诰”、“誓”以文献形式，记录周初征服商人历史，反映周初社会关系和政治理想；鲁《春秋》经孔子修订，基本精神是“道名分”（《庄子·天下》），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选择以寓褒贬，寄托社会理想；《左传》和《国语》继承发扬了《春秋》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顶峰之作，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之先河。《国语》记言为主，言辞典雅、精练，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
（三）说理散文出现《论语》、《墨子》和韵散结合的《老子》。《论语》是对孔子言行记录，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表达了孔子对现实关怀，它所昭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发展了文章逻辑性，文风朴实无华；《老子》见于社会混乱和罪恶，提出“无为而治”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判，导致道家成立。
（四）文学精神和风格体现为和谐、典雅，婉而多讽特征。如《春秋》、《左传》等“书法”；《诗经》以“比兴”为主要艺术手段，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含而不露、回环往复效果。
三、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从不同出发点，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影响言，以道家庄周、儒家孟轲与荀卿、法家韩非及纵横家最为重要。特点：
（一）立足现实，着眼现实，对社会现实深刻认识与尖锐批判。
（二）自觉创作精神，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风尚，表现出强烈个性和激情。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
（三）文学风格百花齐放。
１、原因：诸子生活经历、文化教养、所处具体环境、政治观点、文学观念不同。２、表现：
（1）庄子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奇思逸想，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2）孟子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人格力量，极具气势。《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比喻生动，文风至大至刚，饶有韵味；（3）《荀子》有辩才，述理密，善譬喻，长铺排，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其风格；（4）纵横家充分运用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务使其语言具煽动性。《战国策》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
（5）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对现实政治有深刻认识，所论“势”、“法”、“术”，显示功利主义倾向。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畅；
（6）屈赋以参差错落句式，奇伟瑰丽词藻，丰富奔放想象，表现屈原美好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
第一章 上古神话
第一节 中国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关于神话：
（一）定义：以故事形式表现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二）特点：
1、以神为主人公，他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
2、情节：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
3、意义：对自然或社会现象解释，表达征服自然、变革社会愿望。
（三）产生条件：
1、可凭语言表达感情和对自然和社会领悟时。
2、对自然界，产生神秘和敬畏感情，幻想出超自然神灵和魔力，自然被神化。
（四）目的意义：
1、为保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意义和合理性，维系社会性上。
2、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精神纽带。
3、在劳动和生活中，积聚多而强烈情绪体验，神话故事可使难以理解的现实呈现出戏剧性属性，在对世界假想性把握中宣泄不安情绪。
二、神话少且不系统的原因：
时代久远，儒家对神话采取排斥态度，除《山海经》等书中记载比较集中外，其余散见于各类书中，往往片段，有完整情节不多。
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淮南子》）
三、《山海经》
（一）地位：最有神话学价值，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
（二）概说：
1、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间，由不同时代巫觋、方士据流传材料编选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2、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含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等方面资料。
（三）神多于神话；有大量对山神形貌描述，往往是奇形怪状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形体特征，或含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神话色彩最浓；虽是片断，不少故事已具清晰轮廓，有的甚至可得到完整故事和形象。
第二节 中国神话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
一、内容：
（一）创世神话
1、代表作：盘古故事
2、意义：
（1）宇宙卵生神话对阴阳太极观念有重要影响；
（2）宇宙生成的人格化、意志化过程反映对人类自身力量的信念；（3）暗喻人和自然对应关系；
（4）表明了先民对宇宙等自然现象积极探索的精神。
（二）始祖神话：
1、代表作：女娲故事。
2、意义：
（1）虚构人类产生；试图阐释社会地位差别的原因；
（2）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反映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也对女性社会地位认可；塑造有奇异神通、慈爱、勤劳妇女形象。
（3）各部族有自己始祖神话（商始祖契是简狄吞食燕卵而生，周始祖后稷），在情节或结构上多有相似之处，反映对祖先追念，民族自豪感。
（三）洪水神话：
1、国内外区别：
（1）国外：大多表现天帝对人类堕落的失望，洪水是对人类惩罚，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对人性的反省。
（2）中国：看作自然灾害，揭示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
2、代表作：鲧禹父子。
3、意义：不辞辛劳、为民除害又充满智慧英雄形象；反映先民在同大自然斗争中所积累经验和智慧。
（四）战争神话：
1、代表作：黄帝炎帝故事，黄帝蚩尤故事。
2、黄帝始祖形象，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
（五）发明创造神话：
1、概念：人们把各类重大发明，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
2、代表作：黄帝、后弈等。
3、意义：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标志人类主体性突出；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有神异经历或本领，业绩在创造和征服。
（六）其他神话：
1、概念：显示人类英雄个性、勇气，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
2、代表作：夸父和女娃的神话，讴歌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
二、体现的精神意识：
（一）忧患意识。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对现实苦难深刻体验，与奥林匹斯诸神享乐精神形成对比。
（二）厚生爱民意识。对民众生命爱护尊重，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望。
（三）反抗精神，对命运抗争。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神话思维与先民心智能力相联。先民思维主体和客体还不能明确区分，人和自然存在互渗关系，认为万物就和自己一样，拥有灵魂、意志和情感，能和人进行神秘交往。
一、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分开，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移到自然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特出。
表现：①以人的一些常见的生理行为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形成；②设想了一些巨大的、初始的神灵。
这种思维方式是先民理解神秘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
二、具体、形象思维。
三、伴随浓烈的情感体验。
四、神话思维实际上是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思维。所谓象征、隐喻，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原始思维的特点决定了原始人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进行独立的思考，必须借用具体物象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原始神话就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象征性、隐喻性的意象符号系统构成的，往往包含特定民族精神和深厚民族感情，成为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五、神话和文学创作比较：文学创作中的象征和情感表达更加主观化、个性化，抒发的是作者的主观情怀；神话的情感和象征植根于集体意识之中，并带有更多的神秘意味。
第四节 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一、神话不完整的原因：
（一）文人不重视。
（二）神话历史化，即把神话看成历史传说，通常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
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宋代罗泌《路史》是集大成之作。
1、半人半兽神性形象被抹杀，难被纳入历史谱系，违背理性化原则。
2、改造。即对神话歪曲解释，使其成为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
3、神话的仙话化。仙话一般讲述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
二、影响：
（一）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除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
（二）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情感体验地传承。第二章 《诗经》
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中的韵语，是有文字记载古代诗歌的萌芽。
第二章 《诗经》
第一节 《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一、概述和体制：
（一）《诗经》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
（二）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约公元前６世纪编定成书。
（三）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
（四）作者包括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
（五）包括公卿列士献诗，民间诗，周王朝乐官保存下的宗教宴飨中乐歌等。
（六）按风、雅、颂分为三类，最初都是乐歌。
1、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十五国风即地方土乐。豳风全是西周作品，其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2、“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乐调。雅分为大雅、小雅。
（1）大雅31篇西周作品，大部作于西周初，小部作于西周末；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2）大雅作者，主要上层贵族；小雅作者，上层贵族、下层贵族、地位低微者。
3、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每篇只一章；鲁颂４篇，作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商颂5篇，大约是商中后期作品，内容上可分两类：《那》、《烈祖》、《玄鸟》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祀意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前三篇不分章，后二篇分章，风格近于“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
（七）最初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今文鲁、齐、韩三家诗：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一、《诗经》内容反映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二、内容：
（一）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作。如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业绩，反映了周开国历史。
（二）我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农业的初步发展。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如《七月》（风诗中最长）。
（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内容燕飨诗，更多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天子宴群臣嘉宾。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关系是维系社会重要纽带，统治者重视用宗法关系加强统治，表现宗法观念和亲族温情；宴饮中的仪式，体现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赞美守礼关系，否定纵酒失德；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
（四）西周中叶特别西周末，出现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大雅《板》、《荡》，小雅《节南山》、《正月》等，反映厉王、幽王时的黑暗现实，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1、大雅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讽刺有节制，带更多规谏之意，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
2、小雅怨刺诗作者，地位不高，不但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如《节南山》、《正月》。还有直接倾泄对谗佞小人的怨恨诅咒，如《巷伯》、《北山》。小雅中更多将笔锋指向在奸臣佞幸者，言辞激烈，情绪怨愤；
3、国风中辛辣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国风中针对具体人、事而发讽刺诗，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行，如《陈风·株林》。
（五）战争诗。
1、正面描写天子、诸侯武功，表现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这类歌颂角度写的战争诗，不重描写战斗场面，而是表现军威声势，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
2、表现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
3、徭役诗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如《唐风·鸨羽》；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
（六）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主要集中在“国风”中。
1、反映男女爱情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如《周南·关睢》、《邶风·静女》。
2、爱情遇挫的痛苦，如《齐风·南山》；爱情受阻挠时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愿望，如《鄘风·柏舟》。
3、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如《周南·桃夭》。
4、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如《邶风·绿衣》、《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七）其他。如《王风·黍离》写故国之思，《鄘风·载驰》抒爱国之情。
三、特点：
（一）内容广泛，立足社会现实，无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神话。
（二）祭祀、宴饮、农事是周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描写。
（三）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其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大雅中的周族史诗，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现实的深度；国风中的作品，更多对生活侧面描述，表现诗人情感、个性和生活态度。
第三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的运用。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一）赋：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如《七月》。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三者中，赋是基础。
（二）比：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部分运用比手法，如《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以动作和事物比拟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如“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风·黍离》），“巧言如簧”（《小雅·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
（三）兴：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更多兴句与下文有着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比兴都是以间接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
（四）三种手法交叉使用的作品，已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境界，启发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如《秦风·蒹葭》。
二、句式：
（一）四言二节拍。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节奏感带强，是构成《诗经》韵律基本单位。
（二）重章叠句。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在表达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1、整篇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
2、一篇之中，两种叠章，如《郑风·丰》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
3、一篇之中，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首章不叠，后三章重章。
4、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
5、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6、叠字，又称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7、双声叠韵使诗歌章节舒缓悠扬，具有音乐美。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还有用在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砲之燔之”（《小雅·瓠叶》）、“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三、押韵。（举例）
（一）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
（二）还有句句用韵；
（三）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
（四）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四、语言。不仅具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一）数量丰富的名词；
（二）《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硃熹《诗集传》卷一）；
（三）修辞：
１、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 ２、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 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
五、总体特色。往往能“以少总多”、“ 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
（一）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
（二）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
（三）国风中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在雅、颂中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
这些不同反映了时代社会变化，创作主体身份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体现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言志。有少数叙事史诗，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此后，我国诗歌沿《诗经》抒情言志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现实主义。《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三、“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慷慨之音；陈子昂主张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李白；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陆游到黄遵宪。
四、“比兴”、寄托。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兴就成固定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发展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五、体裁结构、语言艺术。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四言诗创作；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追溯到《诗经》。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
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一）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卜辞所记内容包括祭祀、农业
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记事较简单，不成系统，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原貌。
（二）铜器铭文。商周铜器铭文反映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模式：开头交代事件发生时间，然后叙事，内容大多是殷王赏赐，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出现记言文字，如《曶鼎》；《毛公鼎》侧重记言，文字最长。
二、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一）《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1、《虞书·尧典》等记载尧、舜、禹等人传说，是后人的追述；
2、《商书·盘庚》是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
3、《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告诫成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训令，反映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社会关系。《周书》的《金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
4、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卜辞、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
（二）《春秋》记事系统，有自觉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
1、《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通称，后特指经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
2、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并作大纲式叙述。
3、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具备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
4、但其记事很简略，因此非真正意义上叙事散文。
5、“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
（1）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2）春秋笔法：
①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思想倾向；
②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在史著中灌注感情色彩。
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一、概述。
（一）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
（二）相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
（三）记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722－前468），还有个别战国初年史料，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
（四）不只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罗列，还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提供历史借鉴。
（五）思想倾向：
1、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
2、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周王室衰落和诸侯争霸，表现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社会变革趋势。
3、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
4、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5、在人神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在君民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
二、叙事特色：
（一）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简短记事，发展成完整的叙事散文。
（二）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简略排比或个别字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主要通过：
1、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2、创立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3、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全过程。
（1）倒叙与预叙：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写宣公之死，后写其生。
（2）插叙和补叙：常用“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结果，如秦晋崤之战；
4、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视角广阔灵活；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
（三）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最突出成就在写战争，不重对交战过程记叙，而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
（四）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常有道德化、神秘化特点。
1、道德化。如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
2、神秘化。以常出现的预兆为例，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如“僖公十四年”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鲜明时代特色。
（五）戏剧性。
1、戏剧性情节；
2、有的叙事记言，不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而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成为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3、大量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的三个梦。
三、人物。
（一）人物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人物集中描写。
（二）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其一生中某一片断，反映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往往生动传神。如“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
（三）有些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如写晋文公由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即位前争强好胜，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等，显示其是昏君，但同时又表现他宽容纳谏，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他最后悔恨自己残暴，性格复杂。
（四）人物行动、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绝少人物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展现人物性格。如齐晋{安革}之战中卻克、解张、郑丘缓三人的形象。
四、琐事的描写。大量描写琐事细节，利于生动叙事和人物刻画，如记楚白公之乱写叶公子高平叛，就叶公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五、语言。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一）“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
如生。如“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
（二）因事因人而具不同特点，都用辞典雅。
（三）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之状云：“舟中之指可掬也。”“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体制。
（一）国别史，21卷，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汇编。
（二）成书约在战国初。各国“语”各有侧重。
1、《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政记言。
2、《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完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
3、《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
4、《晋语》篇幅最长，共9卷，较为全面，叙事成分较多，侧重记晋文公事迹。
5、《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
6、《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较少记重要历史事件。
7、《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二、思想倾向。主要反映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在神与人的关系上人神并重，由崇天命，转向重人事。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向背为施政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
三、语言。
（一）以记言为主，多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
（二）由于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饰，颇有气势。
（三）有的为《左传》不载的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等（《吴语》）。
（四）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如邵公谏厉王弭谤等。
四、叙事。
（一）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晋语中骊姬和里克。
（二）许多事件前因后果及经过都一笔带过，把重点放在议论文字上。
（三）也有情节生动曲折，富戏剧性的叙事，如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
（四）由于国别史的特点，有时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写个人言行，如《晋语四》专写晋文公等，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
第四节《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体制。
（一）33卷，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非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二、思想倾向：纵横家思想。
（一）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
（二）人生观上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三）《战国策》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地位作用，是士、尤其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三、人物塑造。
（一）对战国时各阶层人物、尤其“士”都有描写。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斶等，具典型意义，代表士的不同类型。
（二）虚构和想象的文学性描写。言论事迹虚构的，如苏秦；具体描写虚构的，如写苏秦夜读。夸张虚构不合史著要求，却使叙事更生动，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
（三）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有意追求行文奇特惊人，如荆轲刺秦王，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人物个性化言行，如苏秦落魄后的喟叹。
（四）一方面继承《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纪传体的出现开创先例。如冯谖客孟尝君，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四、语言。“文辞之胜”。
（一）春秋时期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风格“辩丽横肆”。
（二）引类譬喻，借动植物或习见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辩说。如庄辛说楚襄王。
（四）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如鹬蚌相争故事。
（五）行文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如鲁仲连义不帝秦。
（六）叙述语言长于铺张渲染，如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有时描写精细，如写触龙入朝。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体例、思想、艺术等的影响。
（一）体例。《史记》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汉纪》、《资治通鉴》等，是对《春秋》、《左传》等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
（二）艺术。
1、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影响。
2、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
3、《左传》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体现；
4、《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
5、《史记》的奇谲文风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关系。
二、叙事艺术。
（一）叙述历史事件时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
（二）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如：
1、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
2、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
3、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起因，以预叙方式暗示故事结局。
（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如：通过人物个性化言行、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
（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受先秦叙事散文启示。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尚书》中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论语》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孟子》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荀子》、《韩非子》专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成熟。
第四章《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第一节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一、语录体—《论语》。
（一）体制。
1、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录成，成书在战国初年。
2、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两字，各篇无时间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无共同主题。语录体，短小简约，未构成完整篇章，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
3、文学色彩在于表现孔子及其弟子形象、性格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二）文学性体现在：
1、记录孔子言论片断，在对人物只言片语的记载中，表现人物形象。
2、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3、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语言更为委婉。
二、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体—《老子》。
（一）老子自撰。
（二）集中反映老子哲学思想，探讨形而上学问题，比《论语》更具抽象思维特质，其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老子哲学理论基础是“道”，但并未忘怀现实人生，表现出作者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情感。
（三）艺术性。采用大量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常用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和《论语》相似都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先秦说理文基本特征。
三、语录体—《孟子》。
（一）成书于战国中期，篇题撷取首章首句二三字，每篇非围绕着一个主题。
（二）记录孟子只言片语，一些章节就一个论点反复论述，形成对话体论辨文。
四、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特点—孟子之前的《墨子》、同时代的《庄子》。
（一）《墨子》。
1、反映主要思想和代表说理风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
2、标题概括中心思想。
3、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
4、未完全摆脱语录体影响，大量“子墨子曰”，表明是后学对墨子讲学辞的记录；
5、段与段之间有密切联系，围绕同一个论题论述，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
（二）《庄子》。许多篇章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可算抒情性说理文。
五、战国末，《荀子》、《韩非子》中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有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此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第二节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体制。共7篇，主要记录孟子谈话，孟子和其弟子共著。
二、艺术特点。
（一）长于论辩。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始，逐步走向成熟。
1、逻辑上不如《墨子》严谨，却更具艺术表现力，具文学散文的性质。
2、运用逻辑推理、类比推理、二难推理，欲擒故纵，反复诘难。如《梁惠王下》、《公孙丑下》（受不受金）。
（二）“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
1、其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说有些牵强，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
2、少数就近取譬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
（三）气势浩然。
1、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使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
2、大量使排偶、叠句等修辞手法加强文章的气势。
（四）语言明白晓暢，平实浅近，精练准确。
第三节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庄子和《庄子》一书 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和虚构形象恢诡的论辩富有诗意的语言
一、体制。先秦说理文中《庄子》最具文学价值。
（一）《庄子》33篇，分内、外、杂三部分。内篇庄子所作，外、杂篇庄子后学。
（二）思想。
1、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保持独立人格，追求精神自由。
2、源于又发展了老子思想。“道”是其哲学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
3、庄子人生就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神上冲出个体，生命融入宇宙万物，翱翔于“无何有之乡”（《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大宗师》）。
4、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二、创作方法。“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
（一）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重言即借重长者名人言语，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大都用“三言”形式说理，有时融为一体。“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
（二）结构线索模糊隐秘，思想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纽带，把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融为有机体。内篇多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下，用寓言从不同角度层面，加以展示，最后避开逻辑推理，以寓言作结，是哲理抒情散文。
三、想象和虚构。这些寓言具超常想象力，构成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
（一）哲学思想精深玄奥，具神秘色彩，适合用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暗示。
（二）从“道”的立场看，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时空无限，宇宙无穷，站在宇宙高度看待万物，因而，其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局限和物我分别，恢诡谲怪，变化万千。“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三）想象诡奇是为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奇幻的想象还反映了他对现实的认识，充满批判精神。“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情感曲折的流露，如接舆歌中，表现生于乱世的绝望和悲哀（《人间世》）。
三、形象恢诡的论辩。
（一）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手法代替逻辑推理，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体味其中的哲理，表现出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
（二）站在相对主义立场提出命题，如齐是非、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近于诡辩。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逻辑上并不严密。如《马蹄》。
四、诗意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的特点。方东树：“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如《齐物论》写大风。
第四节《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严谨详密的论证犀利峭刻的议论 植根现实的寓言
一、《荀子》
（一）概述：
1、荀子名况，字卿。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
2、与孟子思想的比较：
孟子：继承仁义学说 荀子：继承礼乐学说； 内在之仁，主张性善 外在之礼，主张性恶； 重义轻利 重义不轻利； 专法先王 兼法后王； 专尚王道 兼尚霸道。
3、现存32篇，大多说理散文，另有《成相》、《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二）“君子必辩”（《非相》）。
1、思想的深邃，理论严整，说理清晰，论辩透辟，各章相应，逻辑周密。
2、思想：《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提出“性”和“伪”。人的天性在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因而出现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现实，必须用礼义教化，并明确界定“性”是“天之就也”，即先天自然本性。“伪”即人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即后天通过礼义的学习而形成的道德观念；认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众者，伪也。”“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3、性恶论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故而不仅此篇论述周密，而且与荀子的整个理论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就相互贯通，相辅相成。
4、文辞也相互呼应，如《劝学》篇中“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等观点，也和“圣人化性起伪”的观点息息相通。
5、荀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为说明观点，层层论述，首尾一贯，理论系统严密，各篇之间有照应，故而绵密严谨，恢宏博大，风格浑厚。
（三）艺术性。
1、用常见事物为譬喻，把抽象道理具体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如《劝学》；
2、排比句法或用韵语，增强气势，调谐音节，更富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韩非子》
（一）概述。是战国末期法家乃至诸子学说集大成者。继承荀子学说，发展成刑名法术之学；借鉴老子思想，对“道”赋予法术内涵，主张刚强有为；继承前期法家法、术、势，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二）思想和文风。《韩非子》多针对现实而发，主张以法术威势制人，严刑峻法治国，文风峻峭犀利，如《说难》。长篇大论的如《显学》、《五蠹》、《孤愤》等，波澜壮阔；短篇多就一个问题论述，辞旨简洁爽利，如《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中28个短篇。以论辩透彻，逻辑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集大成者。
（三）寓言故事最具文学意味，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
1、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偶用，在《庄子》中为阐明中心思想，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文学体裁；
2、韩非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辑为寓言故事集，如《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体现了其法家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3、取材于历史，通过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反映自己的观点。如《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是冷峻的法家形象。
4、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
（四）题材平实，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
第五节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一、思想。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深厚，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和作品的审美风范。
二、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
（一）后世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
（二）确立了说理文体制。拟语录体和对话体的，如《法言》。
（三）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具形象性和抒情性。
（四）先秦说理散文中的寓言本为说理存在，但独立成为一种表现手法或文学样式；以对话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
（五）影响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
（六）语言表现力。修辞手法，语言风格，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 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一、楚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
二、政治思想方面和中原很一致。
三、习俗和审美趣味上“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崇尚巫风的习气受夏商文化和当地土著民族风气的影响。对楚国审美风气影响明显，使其艺术充满奇异的浪漫色彩，富有飘逸、艳丽、深邃等美学特点。
四、楚当时由盛而衰，内部政治黑暗，贵族间相互倾轧的社会现实。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一、屈原生平及思想。
（一）两次放逐经历。一次汉北，一次江南，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
（二）主张联横，对理想充满信心，对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哀怨、愤激。
二、楚辞。
（一）“楚辞”之名始见于汉武帝时，这时已经成为专门学问，与“六经”并列。
（二）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是指有楚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创作的诗赋。
（三）直接渊源是《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祭歌的浪漫精神，影响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
风格特征。由于楚辞和汉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称“屈赋”。
（四）西汉末，刘向辑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编成《楚辞》。《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远游》、《卜居》共24篇。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23篇。
第三节 《离骚》
一、概述。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
（一）“离骚”解释。司马迁：遭受忧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云：“离，别也；骚，愁也。”
（二）一般认为写于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
二、思想。
（一）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感情反复迸发，形成回旋复沓的特点。
1、大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到“岂余心之可惩”，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具有“内美”。他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和情操。
2、后部分幻漫诡奇，以象征性行为，突出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二）主旨是爱国和忠君。
1、“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用婚姻爱情不谐比喻君臣的疏远，可解释为忠君。
2、国君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象征，通过国君实现兴国理想，忠君是爱国的一部分。
3、爱国之情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
4、爱国更表现在对楚国现实关切，反复劝戒楚王向先贤学习，吸取教训。
5、对奸佞小人的仇恨，对宗国命运的担忧，批判精神。
（三）“美政”理想，即明君贤臣共兴楚国。
1、国君应该具高尚的品德。
2、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
3、修明法度。
4、对自己不幸身世的哀叹，饱含着悲愤之情。
三、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四、美人、香草意象。
（一）美人意象或比喻君王，或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所以全诗哀婉缠绵，如泣如诉。
（二）香草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作为独立的象征物，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香草美人意象构成象征比喻系统。
（三）“香草美人”、“求女”、香草和飞升作为象征手法，与楚文化紧密相关的。
（四）与《诗经》在形式上的比较。《诗经》：整齐划一而典重 屈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骚体”。建立在对民间文学学习基础上的。屈原以前，楚地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如《越人歌》（《说苑·善说》），促成句式变化；吸收大量楚方言。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顿挫悲壮，或韵或否”，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其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第四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一、《九歌》。
（一）幽微绵缈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改定后保留，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
（二）体质：11篇。闻一多：《九歌》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的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所祭的神只有东皇太一，中间九章所写的诸神、鬼皆是陪衬。9篇在形式上不同于《东皇太一》，更少拘束，符合上古“索祭”之礼，主要借男女恋情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
（三）思想内容：
1、诸神：《东皇太一》为至尊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舜妃娥皇、女英），《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
2、以描写爱情为主，也表达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如《东皇太一》颂赞辞，庄严富丽，显示主神和陪祭诸神的区别。
3、人神情感的摹写，除《东皇太一》、《国殇》、《礼魂》外，其他篇皆有此内容。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王世贞推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九歌》中抒发的贞洁自好、哀怨伤感之情绪，可看做是屈原心情流露。
（四）艺术性。
1、具明显的表演性。
（1）歌乐舞合一。对舞乐的描述，如《东皇太一》：“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2）有独唱、对唱、合唱。如《湘君》、《湘夫人》。
2、心理描写细腻深入，除颂诉外还叙写细节，如《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论证留兮中洲？”，《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被称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诗薮》）。
二、《九章》。
（一）体制。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９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
（二）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叙述身世和遭遇。写作年代如硃熹所说：“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其中《橘颂》是屈原早期作品，借咏物述志。全篇比兴，四言体，；《抽思》在汉北作；其余各篇流放江南时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对楚国即将覆亡的哀叹。这种情绪贯穿于《九章》各篇；《涉江》抒写义行高洁不为世人理解的悲哀，表达不变心从俗的决心。以奇服象征品格清高脱俗，文气从容冲雅。
（三）更具纪实性；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表现情感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三、《天问》。
（一）体制。
1、“天问”即列举历史和自然界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
2、共172问，大致次序先问天地形成，次问人事兴衰，最后到楚国现实。
（二）思想。蒋骥说：“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己。”（《山带阁注楚辞·馀论》）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失望和愤懑，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三）以“曰”字领起，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节奏明快而强烈；全诗基本以四言句为主，间以
少量五、六、七言；四句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名一韵。
四、《招魂》。
（一）怀王死后，为招怀王招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
（二）内容以屋宇、服饰、姬妾、饮食及舞乐，以招楚怀王亡魂。
（三）可能在招魂仪式中演唱。丰富的想象力，铺陈手法，根据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优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第五节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一、流变。
（一）《九辩》主要抒发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把秋景的凄凉寂寞和自身的失意之情交织，“悲秋”主题由此发端。悲愤深沉的风格。
（二）《高唐赋》、《神女赋》。分别写楚怀王和襄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前者以铺陈景物风光为主，后者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神女赋》不但写神女之美，也写她洁身自持。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而且略陈讽谏，开汉大赋先河。
（三）《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是楚辞至汉大赋的过渡阶段。
二、屈原的影响。
（一）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在逆境中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的精神。
（二）屈赋的艺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1、首先，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就句式而言，以杂言为主，词语繁富，重视外在形式美，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浪漫的精神气质。
（1）主要表现为感情奔放，追求理想，凸现抒情主人公形象，想象奇幻等。（2）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
（3）象征手法可概括为香草美人，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王逸：“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又包含了一些原始宗教的情感体验，屈原使之更富现实感。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绪 论
第一节 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一、解读辞赋的风尚。
二、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两汉拔人才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
三、诸侯王招致文士；皇帝爱好词赋，进献辞赋之风；外戚招纳文学家做幕僚。
四、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如乐府（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东汉洛阳东观（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
五、游宦风气。西汉早期游宦活动主要在诸侯王间进行；武帝朝至东汉初，游宦风稍衰；东汉中后期又成为时尚。
第二节 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汉代文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作品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和巨丽之美。
二、汉代文人普遍具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建功立业的愿望，追求人生的不朽，贵于名行，为实现人生理想，不惜牺牲生命，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三、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
四、士人命运还和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西汉昌盛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都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西汉后期始，文人慨叹更多集中在命运方面，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东汉衰落期，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如《古诗十九首》。
五、批判与赞颂的更迭。批判秦朝暴政，对历史进行反思，是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如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司马迁的《史记》；武帝始，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文学也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如大赋；东汉始再度批判，如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讳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黑暗，及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六、汉文人地位也经历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过程。汉初枚乘、邹阳等人具独立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品性；武帝始，对文人倡畜之，东汉时外戚招幕僚也不自由，多数是文人兼学者型；西汉末年起，人格独立的精神又萌生，扬雄、班固、张衡等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创作；东汉后期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汉代人经历了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达到更高层次。
七、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幻想和神灵世界沟通；东汉后浪漫色彩减弱，理性精神增强。
八、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兴旺，相互促进。五言歌谣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碑文人有意模仿，出现文人五言诗，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影响下走向成熟；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如《史记》、《吴越春秋》。
第三节 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一、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西汉学校教育是经公孙弘倡导发展起来的，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目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
二、浪漫的文风和经学的虚幻性。
三、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
四、汉代文学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东汉初经学界删繁就简之风兴起。
五、经学对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以此为尺度，对文学现象作判断；对屈原及其作品和汉赋的评价，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
六、司马迁继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方式。
第四节 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一、文体。
（一）赋。
1、最具有代表性，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2、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且往往将诗歌融入，有四言、五言和七言。
3、文体来源多，是综合型的文学样式。枚乘《七发》标志着赋正式形成，司马相如作品代表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赋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赋的力作，张衡《归田赋》开创抒情小赋的先河。
（二）楚辞体作品没有新发展。许多楚辞类作品依傍屈原，和新体赋形成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多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之后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三）叙事散文文体有较大发展。《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汉书》使之完善；《吴越春秋》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下成熟的新文体；马第伯《封禅仪记》是现存最早较为完整的游记。
（四）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五言诗已经成熟。
（五）七言句子西汉时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辞赋中往往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
二、分期。
（一）初创期：高祖至景帝。
1、多种文体基本沿袭战国文学余绪，同时又有新因素萌生，出现《七发》等作品；汉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
2、代表作家贾谊和枚乘，辞赋和政论成就较高。
（二）全盛期：武帝至宣帝。新体赋定型，出现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辞赋作家；史传文学发展到高峰，《史记》撰写完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一，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强化，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创作乐府诗。
（三）中兴期：元帝到东汉和帝。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出现扬雄、班固等辞赋作家；《汉书》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经学深入人心，模拟风气严重；《论衡》倡导“疾虚妄”的批判精神。
（四）由盛转衰期和转变期：安帝到灵帝。从张衡开始，抒情短赋出现，京都大赋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辞赋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对生命、命运及价值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整饬华美。
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
秦到西汉是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
第一节 《吕氏春秋》
一、体制。是吕不韦令门客合百家之说编写成的。约成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一）分12纪，每纪5篇；8览，每览8篇；6论，每论６篇；1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整齐，成为“法天地”的体系，利于把不同学说纳入框架，是吕不韦托秦国之势从思想上和诸侯争强的产物，也许还有为秦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二）内容驳杂，《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以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较多，但在杂取各家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发展和改造，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三）风格不完全统一，各有特色。如《重己》篇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叙述生动明快，《大乐》篇语言简洁流畅，有些是段落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四）全书的寓言共有200多则，大都化用神话、传说、故事，还有是自己创造；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往往先提论点，然后引述寓言来论证，如《察今》篇为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点明寓意。
第二节 李斯的散文
一、李斯，楚国上蔡人，主要作品是《谏逐客书》。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可谓骈体之祖。
二、刻石。现存7篇，李斯作。
（一）都以四字为句韵文，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6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是秦文学独创。
（二）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各具特色。《峄山刻石》为东巡第一篇，首述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群臣的敬仰；《泰山刻石》词庄严，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琅邪台刻石》铺张扬厉，具囊括并吞之气；《会稽刻石》篇幅较长，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
（三）刻石文贯以法家辞气，堪称碑铭之祖。
第三节 贾谊的政论文
一、多以秦亡的教训为题材。
二、陆贾著《新语》12篇纵论秦失天下、汉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
三、贾谊。
（一）《汉书·艺文志》载贾谊散文58篇，录于《新书》，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二是就具体问题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三是杂论。
（二）专题政论文，《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采用排比句式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中篇分析秦统一后政策的失误；下篇分析秦人在危难时不能力挽狂澜的原因。有战国纵横家遗风，在遣词中流露出诗人气质，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三）疏牍文，代表作《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陈政事疏》（《治安策》）阐述治国主张。
（四）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其政论散文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体现汉初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四、晁错。《论贵粟疏》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质实恳切。
第四节 《淮南子》及其他散文
一、《淮南子》。
（一）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
（二）原称《淮南鸿烈》（“鸿”广大，“烈”光明。作者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出诸子百家上，为汉治国法典）以道家思想为主，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三）思想。
1、作为理论著作，论说博奥深宏，有完整的思想体系。重点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子·要略》），关合现实。
2、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文学色彩强。刘熙载：“《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排比式的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如《要略》。
二、董仲舒。
（一）《贤良对策》3篇，政治上提出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思想上提出推尊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论理宏博深刻；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语言素朴无华，风格儒雅雍容。
（二）《春秋繁露》大多数篇章艰涩枯燥。
三、刘向。
（一）《说苑》、《新序》等书，杂举轶闻琐事，寓以劝戒说教之意。许多篇目富小说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新序·杂事四》）、《楚庄王欲伐陈》（《说苑·权谋篇》）等，篇幅小，叙事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先河。
（二）政论散文如《极谏用外戚封事》，《谏营昌陵疏》。
（三）书录，如《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
四、除上述文章外，还有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
五、西汉散文以政论为主。
先秦诸子散文：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 西汉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 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发展起来，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 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 之下，关心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 新时代的思想形态；
缺少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
六、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
七、武帝后政论散文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
第二章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第一节 从贾谊赋到枚乘《七发》
一、陆贾。用赋抒发情志，为汉文学创作揭开序幕。
二、汉初作家多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于一身。
三、贾谊是促进汉文学繁荣期早日到来的最重要的作家。
（一）《吊屈原赋》。
（二）《服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道家倾向。
（三）在体制上对屈原作品借鉴，如《吊屈原赋》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多排比句，后部分多反问和感叹，承《九章》而来；《服鸟赋》学《离骚》主客问答形式。
四、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
（一）梁孝王刘武。枚乘、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之。
1、枚乘。《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以《七发》最著名。
（1）欣赏音乐，品尝饮食，驰逐争胜，游乐遣兴，田猎，曲江观涛，致“要言妙道”。《文选》李善注所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
（2）辞藻繁富，多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完整的新体赋，标志汉赋体制确立。此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专门文体—“七体”。
第二节 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家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文学由初期入盛期的转折点。这个时期作家队伍壮大，赋的数量多，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出现一批代表作家。
一、东方朔。《答客难》感慨怀才不遇；《非有先生论》发愤述志。
二、枚皋——汉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
（一）题材广泛，从大使到日常小事皆有反映。
（二）其作品倾向有别于传统审美情趣和文学观。
（三）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
三、司马相如。
（一）代表作《子虚赋》《喻巴蜀檄》《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难蜀父老》《封禅文》等。
（二）司马相如有策士遗风，关注社会现实，对君主的进谏，有很强的独立精神；
（三）谏说、论事，宗旨严正，具强烈社会责任感；
（四）在赋中贯穿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注重社会效果的主线。
第三节 《子虚赋》和《上林赋》
《子虚赋》、《上林赋》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单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为一篇作品上下章。
一、盛世景象的艺术显现。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上林赋》宗旨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不停止于乌有先生对道义的追求，而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以此诱导君主，达到讽谏目的。
二、奢华生活的生动描绘。对云梦和上林苑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之美，同时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密结合。
三、结构都是篇首散文领起，中间韵文铺叙，篇末散文结尾。气势恢宏，句法灵活，用许多排比句，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
第四节 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
一、宣帝、成帝，文坛复兴。
（一）赋体文学持续兴盛和发展，苑囿、狩猎题材，仍为作家重视；其他如祭祀、品物类题材作品层出不穷。
（二）作家或为学者，或具较高的学识。然而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尚未同赋的讽喻、夸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三）追求兴趣、不以讽喻为意的创作倾向继续发展。
二、王褒。
（一）《圣主得贤臣颂》
（二）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
1、很多大臣不赞同奖掖作赋，从文化功利角度认为赋属于“淫靡不急”之事。
2、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讽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以娱乐为旨归“辨丽可喜”“虞说耳目”的文学艺术流派给予必要的肯定。
（三）《洞箫赋》、《甘泉赋》
《洞箫赋》善于描摹物态，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感染力为中心，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的原因。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和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作品的产生。
三、扬雄是学者而兼赋家。
（一）《蜀都赋》开后世京都赋先河。
（二）以《甘泉 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著名。
（三）扬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不同。
（四）《甘泉赋》多用“兮”字，以骚体句写成；《羽猎赋》、《长杨赋》则尽脱骚体，受司马相如影响。
四、刘向、刘歆父子。刘向赋多不出《楚辞》窠曰，作品以《遂初赋》为代表。此赋对后来的述行言志作品较有影响。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史记》代表古代历史散文最高成就，鲁迅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是西汉散文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动机：继承父亲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的目的，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祸后，把修史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多感慨。
第二节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体制。
（一）《报任安书》中说修史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二）创立纪传体通史。
（三）全书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相互配合，构成整体。
1、12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
2、10表、8书作为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3、30世家围绕本纪展开，“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太史公自序》）。
4、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使叙事范围更广，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图。
5、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二、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
（一）编排人物上尊重历史，又合乎逻辑。
1、分类。（举例）惠帝、吕后
2、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兼顾各传记之间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造成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编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
（1）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类型相同的人物放在一起，如《游侠列传》等，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
（2）合传中有时叙事手法高超，天衣无缝。如《廉颇蔺相如列传》。
（二）叙事追根溯源，揭示出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1、重视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
2、往往误入宿命论的歧途。
3、反复强调对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使各篇都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三）叙事。
1、有详略之分，一般详写事情发展的起因，而略写结果，如《李斯列传》。
2、多写对人物活动有原始动因性质的生活琐事，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如《商君列传》以任法为线索。
3、驾驭材料，如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成功运用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
4、场面描写，如写荆轲刺秦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感受。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三节 《史记》的人物刻画
一、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覆盖面广。对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但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同情，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把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所收人物广泛，且栩栩如生。
二、共性与个性的展现。不同类型人物迥然有别，同一类型人物形象也不雷同。
三、渲染对象的基本特征，使人物个性突出，如《万石张叔列传》。
四、充分注意到人物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方面因素，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有或明或暗的显示。使《史记》中人物的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五、人物具有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共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示不忘本、不负人。
（二）以牙还牙，以怨报怨。
（三）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四）富贵还乡是人物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本纪》）
六、有许多人物所做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各人有各人的方式。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充分的表现。
七、采用多维透视方法，笔下人物显露多方面性格特征，一方面能把握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重视，如项羽。
八、有的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第四节 《史记》的风格特征
一、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叙事写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大事穿插其间，多选择重大题材；同时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思考，透过表象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把握必然规律，使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把人物置于社会背景下表现，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
二、浓郁的悲剧气氛。
（一）悲剧人物。
1、有些悲剧人物体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其行动具有超前性。如吴起、商鞅。
2、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 之而奋斗拼搏，如田横。
3、按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
（1）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如孙杵臼、程婴。（2）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是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
（二）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同情，其中暗含作者自己的人生感慨。在探讨人物悲剧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如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
三、强烈的传奇色彩。
１、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神秘感；
２、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如鲁仲连、张良、商山四皓。
３、叙事写人的笔法具有传奇性。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令人莫测端倪，章法、句法、用词独特，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第五节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一、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二、继承先秦文学传统。《史记》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借鉴战国散文酣畅淋漓的风格，体现大一统王朝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三、弘扬人文精神。《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
（二）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三）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
（四）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
四、艺术性。
（一）在语言上平易简洁，富表现力，把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
（二）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使用多种手法，如： １、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
２、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 ３、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等。
五、题材。许多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
第四章 两汉乐府诗 第一节 乐府和乐府诗
一、行政体制。
（一）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辖的十六令丞之一。
（二）西汉负责管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
（三）乐府和太乐在行政上分属两个系统，起初在职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的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公布古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
二、体制的沿革。
（一）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歌诗外，还搜集各地歌谣。文人所作乐府歌诗可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地位提高。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
（二）哀帝取消乐府建制。
（三）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隶属于少府。东汉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
（四）魏晋时旧的乐府歌辞有的还在继续沿用。
三、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
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以相和歌辞最多。
四、现存两汉乐府诗的作者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现在所能见的、可认定是西汉的作品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铙歌》18首。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汉书·艺文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乐府诗作者表现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一、苦与乐。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一）平民百姓的疾苦，对这些贫民百姓寄予深切同情。如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东门行》）。
（二）用欣赏笔调渲染富贵之家，如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相逢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鸡鸣》警告豪门荡子不要胡作非为，带劝谏和批判的成分。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名为“三妇艳”，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
（三）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形成对比鲜明的画面，其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领略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二、表现爱与恨大胆泼辣，毫不掩饰。
（一）爱。鼓吹曲辞《上邪》铙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词。
（二）恨。一旦发现对方移情别恋，就会变爱为恨，果断分手，绝不犹豫。铙歌《有所思》反映未婚女子由爱到恨的变化。
（三）《孔雀东南飞》—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其之所爱，恨其之所恨，倾向鲜明。
（四）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赞扬和鞭挞明显的诗。
三、表达乐生恶死愿望。
（一）恶死。
１、正常死亡如《薤露》、《蒿里》是丧歌，收在相和歌辞中。２、夭折横死如铙歌《战城南》表现对阵亡将士的哀悼。
３、这类诗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表现出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死亡被写成是无法回避而强加于人的残酷事件。
（二）乐生。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
１、人入仙境。郊祀歌《日出入》由太阳的升降联想到人的个体寿命，杂曲歌辞中的《艳歌》描绘天国画面，再如相和歌辞中《长歌行》、《董逃行》。２、写神界精灵到人间。如郊祀歌《练时日》、《华烨烨》，铙歌《上陵》。
３、把人神置于同一层面，通过人神仙化、神仙世俗化，表达沟通天人的理想。
四、表现苦与乐、爱与恨时，有国风、小雅的余韵；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受《庄》、《骚》的遗响，继承了楚文化的传统。
第三节 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一、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
（一）酒店及其女主人。相和歌辞《陇西行》和辛延年的《羽林郎》。
（二）京都，《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
（三）《陌上桑》以春日采桑为背景，相和歌辞《艳歌行》择取女主人为他乡游子缝补衣服，引起丈夫猜忌的情节，都是以常见而又富有情趣画面入诗。
二、偶然性、突发性事件的捕捉。
（一）弃妇遇故夫。古诗类《上山采蘼芜》是乐府诗。
（二）相和歌辞《艳歌何尝行》以鹄喻人，写夫妻同行，妻子生病分手。
三、题材选择的尚奇倾向。来自异域的新鲜事物，如郊庙歌辞《天马》，杂曲歌辞《蜨蝶行》，杂曲歌辞《乐府》；迎神求仙诗，更体现崇尚奇异倾向。
四、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代表作品都是讲述有连续情节的故事，如《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
五、人物刻画，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个性化对话，注意细节描写，善于利用环境或景物作衬托。
六、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大体遵循以下规则：
（一）自觉的叙事意识，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言事尽而言情不欲尽。
（二）铺陈场面、详写过程而略写始末。
（三）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显示出由重形似向尚神似演变的征兆。
七、先秦只有《诗经·豳风·鸱鸮》是严格意义的寓言诗。两汉乐府有多首寓言诗。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成为两汉乐府诗的一个特点。
（一）一种类型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如鼓吹曲辞《雉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杂曲歌辞《蜨蝶行》；
（二）另一类寓言是植物和人对话，如宋子侯《董娇娆》。
第四节 异曲新声与诗体演变
两汉乐府诗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一、两汉乐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楚声的流行对乐府诗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离骚》体通常每句六言或七言，七言句最后一个字往往是语气词。稍加延伸，去掉语气词，就变成七言句；把六言句拆开，就变成两个三言句；楚声四言诗，如刘邦《鸿鹄歌》。因此，汉代乐府用楚声演唱的歌诗，就出现了三言句和七言句，如《安世房中歌》用楚声演唱，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到了武帝时代的《郊祀歌》19首，纯四言诗只有9首，其余或是三言，或是杂言，尤以三言和七言居多。
二、少数民族歌曲。鼓吹曲辞铙歌18首配合北狄西域之乐演唱，均是杂言。鼓吹曲本是军中用乐，来自北方少数民族。
三、五言歌谣。西汉戚夫人《舂歌》，六句中有五句是五言；《尹赏歌》、《邪径败良田》歌谣，都已经是标准的五言诗。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
第五章 东汉辞赋
一、东汉士人地位变化，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定，关注热点跨出宫廷，各个时期社会问题，成为他们创作的诱因。
二、创作宗旨变化。赋的讽喻效果与主观愿望存在着差距，东汉讽喻可能招来灾难，赋的社会功能退化，社会黑暗以及高压政策使士人受压抑，抒情赋出现。
三、赋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由昔日的铺张扬厉、汪洋恣肆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所代替；散句单行演变为骈俪对偶。
第一节 班固、张衡的京都赋
一、京都赋。
（一）杜笃《论都赋》主张返都长安，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是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
（二）班固《两都赋》开创京都赋范例。１、《两都赋序》赋予作品以较强的理性色彩。
传本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实为上下章。
《西都赋》抒“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集中展现西都豪华，表现壮丽之美。《东都赋》体现礼乐文明的新京都观，着力描绘洛阳的制度之美。２、艺术。
（１）上下篇相互对比的结构，主客问答的形式，划分畛域、逐次铺叙的过程。（２）以往赋“劝百讽一”，《两都赋》下篇《东都赋》通篇讽喻。《西都赋》汪洋恣肆；《东都赋》平正典实。
（３）大量运用对偶句式。
三、张衡《二京赋》。
（一）上下篇《西京赋》、《东京赋》。《西京赋》铺叙的品物之盛，《东京赋》表现对西京奢糜生活的否定，表现东都礼治。
（二）创作宗旨：“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突出奢俭对比。作者在铺陈中面面俱到，不追求素材的代表性与典型意义，以规模宏大被称为京都赋之极轨。
四、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为之赢得“辞赋英杰”声誉。扬雄《甘泉赋》。
第二节 述行赋和抒情小赋
一、以赋抒情的传统。以赋抒情是汉作家对屈原的继承，汉初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的《逐贫赋》等，东汉蔚为大观。
（一）纪行赋。
1、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抒发感慨。源于刘歆《遂初赋》。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长，是游记文学的先声。
2、班彪《北征赋》就途中所见历史遗迹抒发感慨，主张以德化边，为人民苦难而悲伤。这篇赋四句一转，曲尽其意，文辞典雅。
3、班昭《东征赋》是效法《北征赋》作，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触景生情，发为感慨，感情描写更细腻，曲折地反映内心矛盾和苦闷，低徊往复，文风古淡。
4、殿军是蔡邕《述行赋》。
（1）以被迫赴京经历地点为线索，联想起前代兴亡、善恶事，抒发内心不平。
（2）感情痛切沉重，幽思婉转。写人写事写景皆有所寄托、指斥现实。前半篇为吊古，后半篇为伤今，层次清晰。以秋天淫雨为衬托，气氛悲凉沉重。
（二）述志赋。
1、是指赋家在社会*、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冯衍《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重要作品，这篇赋从他辞官西归长安故里写起，流露出怀才不遇的不平。
2、班固《幽通赋》追述家族遭乱世而不泯的发展历史，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继承父亲的遗志，以“复心弘道”，“保身遗名”，作为人生选择，颇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风典雅深邃，语言古奥。
3、张衡《思玄赋》、《归田赋》等。（1）《思玄赋》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多学《离骚》。（2）《归田赋》构想出充满自然情趣的田园景象，体现出身心同外在环境的和谐，带有鲜明的道家色彩。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同时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
4、东汉末赵壹《刺世疾邪赋》，抒发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对时政揭露深度和力度空前，体制活泼自由，篇幅短小，语言刚劲朴素，是早期抒情小赋的名篇。
二、理性态度。
（一）汉代抒情赋通常理胜于情。西汉赋家把“悲士不遇”作为抒情的主题，感慨未能遭逢历史的机遇；东汉抒情赋以知命为解脱，反映对人生的理性态度，同时流露出个人无力把握命运的惆怅。
（二）隐逸倾向和积极参与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并行。冯衍《显志赋》沉缅于倾述自身不幸；班彪《北征赋》把自身坎坷和百姓疾苦相联系；班昭《东征赋》表现对时政民生的关注；蔡邕《述行赋》主要着眼于国家和人民，东汉抒情赋由早期的自怨其生转到为社会伸张正义。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从总趋势看，东汉散文向骈俪化方向发展；同时不少语体散文作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
第六章《汉书》及东汉散文
第一节 《汉书》
班固《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一、西汉士人宦海沉浮的艺术再现。
（一）《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最引人注目的是草莽英雄和战将谋士；《汉书》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尤其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的生动记叙，其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富戏剧性。
（二）《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概述武帝宣帝朝各类人材，其中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精神风貌，如公孙弘和朱买臣。
二、家族兴衰史的展示。
（一）除《世家》外，《史记》人物传记基以写单个人为主；《汉书》记叙许多世袭官僚家族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等，记叙几代人事迹。通过描述其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多方面展示。
（二）《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汉书》也批判酷吏，但《汉书》在揭露酷吏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的美德称扬，更接近生活实际。
三、《汉书》悲剧人物数量不如《史记》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和《史记》一样，悲剧气氛很重。李陵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有性格原因；苏武形象完美无缺，却遭受种种苦难，是另一种悲剧人物，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三、《史记》笔法疏荡往复；《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一）笔法精密，在直叙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准确，如《霍光金日磾传》。
（二）不但清晰地叙述事情来龙去脉，而且对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特别强调，以引起读者注意，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演变，强化叙事力度。如西汉旧例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
（三）对某些材料位置的安排有特殊规定，并一以贯之。如轶闻逸事和生活琐事，《史记》
或放在前面，或穿插在中间，或放在末尾，没有固定位置；《汉书》中凡属传闻类生活小故事几乎全置于篇末。
《汉书》有精细笔法，有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
第二节 《吴越春秋》
一、《吴越春秋》。
（一）体制。
1、成书于东汉的历史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吴越争霸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
2、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全书所叙重要事件标明年代，但多有讹误。
3、叙事完整，以吴越争霸为主线，各章有重点，相对独立，叙述具连续性。
（二）故事情节曲折多变。
1、许多故事正史中有记载，但作者依据传说或发挥想象，增加许多细节，如伍子胥奔亡过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许多情节是通过移植联缀而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但依然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2、许多故事荒幻离奇，具浪漫色彩，是在正史基础上演绎成，有其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又吸收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它的荒幻离奇主要源于此，开志怪小说先河。
（三）人物形象刻画。
1、书中主要人物如伍子胥等人个性突出，写伍子胥奔亡吴国后，前期小心谨慎，后期成托孤老臣后直言强谏，出语激切，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
2、注重外貌描写，突出人物个性特征，对后代小说人物形象刻画影响很大。
二、东汉历史散文《越绝书》。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区别在于《越绝书》各篇独立成篇，比较松散；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面的专章，给人以驳杂之感。
三、《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线索，都出自吴越文士之手，因此具吴越文化特点。吴越之民重剑轻死，信巫淫祀，书中故事情节、神话传说、复仇意识和崇武尚勇的义侠形象，和吴越文化相关，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
第三节 《论衡》和《潜夫论》
一、东汉政论散文—王充《论衡》。
（一）自觉的批判意识，志在纠正世俗的虚谬。《论衡》是发愤之作，创作目的是使语言的表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
（二）体制。全书85篇，现缺《招致》篇。
1、《逢遇》篇到《物势》篇共14篇，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运等议题，围绕着自身困扰展开，体现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
2、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所论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问题，涉及范围广泛，其中包括天人感应之说、灵魂不死观念等，不但批判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
（三）论辩性强。
1、援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
2、采用同类相证、比喻等手法，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每篇都反复诘难，文风雄辩。
（四）文字较接近汉代口语，用词朴实无华，准确精练，通俗易懂；行文不摹拟前人，根据内容需要组织文辞。
（五）《艺增》、《超奇》、《佚文》、《对作》、《自纪》诸篇中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文学观点，这些理论和他写作倾向是一致的。
（六）局限。理论建立在朴素直观的基础上，否定神学目的论，不承认意志上帝，但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受时数的支配；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死，却相信相面术；不承认有雷公龙神存在，但认同民间求雨术。
二、王符《潜夫论》成书于东汉中期，也是指斥时弊、愤世嫉俗之作。
（一）在议论政治上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笔法，如《考绩》篇。
（二）汉代用人制度有诏举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贤能、直言、敦朴、质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认为群僚举士名不副实，于是把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的品格才能用对比鲜明的反义词逐一加以标示，句法整齐，揭露得非常深刻。
（三）批判靡丽浮华的文风，文字朴实无华，准确简练。书中虽不时显露批判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
（四）王充、王符以及后来的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
三、成熟的碑文和游记。
（一）东汉碑文和秦代刻石铭文有渊源关系，但东汉碑文不时有清丽之作。如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胡广《征士法高碑》。
蔡邕碑文从人物鉴赏的角度撰写碑文，在东汉最著名，如《郭有道碑》《陈太丘碑》。
（二）马第伯《封禅仪记》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游记。
第七章 东汉文人诗
东汉文人诗创作出现新局面，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完整的七言诗篇也开始产生。赋末附诗，始见于东汉。
第一节 班固、张衡、秦嘉的诗
一、班固。
（一）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咏史》，内容是缇萦救父事。按时间先后道来，以叙事为主，以写纪传体史书的手法创作《咏史》诗，用辞质朴。
（二）《竹扇赋》今存残篇，是完整的七言诗，叙述竹扇的制作过程，它的形制、功用，遣词造句质朴无华，浅显通俗，原来当是系于赋尾。
（三）班固很大程度上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七言诗，以叙事为主。他的五、七言诗和系于《东都赋》的五首四言及骚体诗有质、文之别，前者质朴，后者典雅。原因在于对于五、七言诗比较生疏，还处于模拟阶段。
二、张衡。
（一）《同声歌》假托新婚女子口气自述，借鉴民歌手法，措辞奇妙，兴寄高远。
（二）《四愁诗》是经改造的骚体，是骚体整齐化之后而形成的七言诗。除每章首句中间有“兮”字外，其余全诗皆为七言句。是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
（三）《思玄赋》结尾的七言诗。
（四）张衡的五、七言诗在技巧上明显较班固高。班固五、七言诗继承质朴风格，张衡的五、七言诗则沿着缛丽华美的方向发展；班固的五、七言诗以叙事为主，张衡的五、七言诗则长于抒情。自张衡始，东汉文人五、七言诗形成以抒情为主的倾向。
三、秦嘉《赠妇诗》3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
（一）《赠妇诗》在时间上有连续性。第一首写秦嘉赴京之际遣车迎妇；第二首写秦嘉要前往徐淑处面叙；第三首写启程赴京时以礼物赠徐淑。
（二）在抒发离愁别绪时，把夫妇情爱放到彼此的人生经历中加以审视，点出少与多、早与晚的矛盾。
（三）都用对车驾描写来衬托诗人的复杂心情。“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传达的是失望之情；“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表现的是临路怅惘、徘徊不定；“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暗示车铃催促启程，流露出无可奈何之情。
《赠妇诗》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是汉代文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之作。
第二节 郦炎、赵壹、蔡邕的五言诗
一、桓帝前，东汉文人诗歌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由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但诗歌基调一直保持前后的连续性。班固、张衡、秦嘉的五、七言诗均表现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东汉末年的几位著名诗人则通过控诉、呐喊，以对现实猛烈批判告终。
二、郦炎五言体《见志诗》2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和遭受压抑的不平之气。
（一）第一首诗通篇坦露自己高远的志向；第二首诗格调有些低沉，倾诉坎坷。
（二）运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前首以修翼、陵霄羽、千里足等词语构成连绵意象，把自己比作巨鸟和骏马；第二首以灵芝困于洪波、兰荣摧于严霜象征志士遭受压抑。
（三）赵壹《疾邪诗》2首均是5言，附在《刺世疾邪赋》后。
1、以秦客、鲁生对唱的形式出现。
2、第1首诗以“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开头，表示对东汉王朝的绝望。
3、两首诗通过对比，暴露黑暗，指斥时弊。“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批判贿赂公行，取士用人看重钱财而轻视学问。
4、“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揭露取士用人不注重品德，致使谄媚之徒升堂而坐，耿直之士倚门而立。
5、“势家多所宜，颏吐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控诉权势成为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从而出现善恶颠倒，正义和真理被扭曲的反常现象。
6、《疾邪诗》所表达的感情在东汉文人诗中最为激烈，有东汉党人的婞直之风。
三、蔡邕《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
四、上述五言诗都作于灵帝时，具有乱世文学的特征。蔡邕《翠鸟诗》流露出深重的忧患意识；郦炎、赵壹诗都以批判社会黑暗为宗旨，表现压抑感和抗争意识，体现出汉代作家的独立人格。郦炎、赵壹的作品大声疾呼，锋芒毕露，影响了后来建安文学梗概多气、志深笔长特点的形成。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
一、《古诗十九首》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不是一时一地作，作者多人，其出现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
二、游子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相互补充，是基本内容。
（一）游子情怀。
1、思乡情结。《涉江采芙蓉》：“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明月何皎皎》：“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以往的史传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是富贵还乡的场面，《古诗十九首》作者多是失意士子，充满沦落凄楚；《诗经》中思念对象有妻子，更多的是桑梓情中渗透亲子爱，《古诗十九首》思乡焦点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内密不可分。
2、作者之所以离家在外，目的建功立业，步入仕途。《今日良宵会》：“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回车驾言迈》：“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两汉乐府诗除叙事诗外，也有抒情诗，格调上和《古诗十九首》相近，但表现积极用世精神的作品很少。
3、由于仕宦成功率低，需要寻找慰藉，以保持心态平衡。作者人生意识清醒，追求现实享受：“荡涤放情志”（《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目的是寻求补偿，话虽达观，有深层悲哀。
（二）思妇心态。
1、盼望游子早归。盼而不归，反应不同。
（1）有的珍视婚姻：保存游子的信“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2）有的因“游子不顾返”，日感衰老，宽慰自己“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
（3）有的在春光明媚的季节经受不住寂寞，“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
2、其作者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摹思妇心理而作，重在表现独处的苦闷。《古诗十九首》中思妇和游子的形象都是孤独的。和游子相比，思妇更孤独。
（三）游子思妇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时有违礼之言，但无违礼之行。游子即使决心“荡涤放情志”，一旦面对燕赵佳人，又“沉吟聊踯躅”。（《东城高且长》）女子先是埋怨对方的迎娶过迟，但又表白：“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冉冉孤生竹》）游子从立功立名转向佳女美酒体现了失路士人的趋势，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的做法，是东汉士林风气的折射。
二、展示游子思妇复杂心态，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
（一）永恒与有限。《古诗十九首》把人生短暂写得充分，给人以转瞬即逝之感。手法：一是物长人促，以物的永恒反衬人生的有限，“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青青陵上栢》、《驱车上东门》；有时也写物我同构，外物和人命都有限；多首表现节序感，都是推物及人，点出人生的短暂。
（二）人心态与生命周期。《行行重行行》和《冉冉孤生竹》有“思君令人老”语，前者是思妇叹息，后者是待嫁女子怨艾，流露出青春易逝的惋惜。她们是思念使芳华早逝，更悲哀，背后隐藏潜台词；男主人公的羁旅情怀，也有早衰的感慨。抑郁、思念使他们衰老速度加快。
（三）忧郁与欢乐。《古诗十九首》揭示忧与乐的关系，并提出消极的解脱方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解脱办法是及时行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诗人从精神解脱的高度看待行乐，对物质条件并十分注重，即使“驱车策弩马”，也不妨到繁华都市游戏（《青青陵上栢》）得乐且乐，化忧为乐，甚至以忧为乐。
（四）来去亲疏。“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者日以疏》）诗人从历史长河中看待亲疏的推移变化，揭示时间带来的角色转换；生者间亦有来去亲疏之异，《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等诗篇对此作了表现。
三、游子漂泊生活使他们产生独特感受：
（一）敏锐的节序感。明确标出季节的有６篇，反映节序感的占绝大部分，作为激发诗人情感的对象出现，也是表达情感的载体。诗人以感伤情调回应季节变化，不同季节多种物候都被愁思笼罩。萧瑟秋风引起苍凉之感，“东风摇百草”的春天，也使他们“所遇无故物”（《回车驾言迈》）；闺房思妇更因春天牵动愁肠。
（二）微妙的空间感。诗人把自己置于不同空间，产生微妙感受。“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客从远方来》）是远距离的心灵沟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是近距离的感情交流受阻；“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回车驾言迈》）通过展现空间距离的遥远，抒发未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惆怅，道路漫长暗示宦游前程渺茫；“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以远距离行走比喻人生历程，人生短暂感和距离遥远感交织。
（三）深切的世态炎凉感。作者饱经忧患，需要同情和帮助，对人间冷暖感受深切。《西北有高楼》：“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明月皎夜光》：“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富贵易交的悲伤。
四、长于抒情，委曲宛转。
（一）许多诗篇巧妙起兴发端，有具体物象，如《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以物象起兴发端多选择和时序相关的景观，引发思绪；以事件起兴发端的诗篇，往往推衍成故事，如《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以具体物象起兴的诗篇，由这些物象构成优美的艺术境界；以写景叙事发端，自然地转入抒情。
（二）许多诗篇以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凛凛岁云暮》《明月何皎皎》典型写境；《西北有高楼》“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抒情主人公绝大多数在诗中直接出现，《迢迢牵牛星》例外。
五、语言，钟嵘《诗品》称“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用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
情至理，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具高度概括性和表现力；名言警句，哲理深诗意浓；多日常用语，造语平淡有韵味；化用古代典故，不晦涩生硬；《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连用叠字；《客从远方来》双关语。
六、《文心雕龙·明诗》谈“古诗”时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 论
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是中古期第一段，以五七言古近体诗兴盛为标志。五古在魏晋南北朝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前期鼎盛。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文学创作个性化，期间宫廷起核心作用，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趋同性使文学呈现群体性风格，使文学发展阶段性明显。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在五古和辞赋方面最明显。
第一节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繁荣。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出现。文学自觉的标志：
（一）文学从学术中分化成为独立门类。
1、汉朝人所谓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
2、南朝文学有独立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儒、玄、史学并立，《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同时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文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
（二）体裁的细致区分，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有明确认识。
1、《艺文志》、《东观汉纪》蔡邕《独断》刘熙《释名》等反映早期文体辨析意识。
2、《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明晰而自觉。
3、《文赋》将文体分为10类，对每类特点有所论述，并将诗赋分成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4、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追溯起源，考察演变，并列举作品。
5、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辨析文体。
6、南朝梁任昉《文章缘起》分84题。
7、《文心雕龙》上篇主要讨论文体，分33大类，“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追溯起源，叙述演变，说明名称意义，并举例评论。
8、《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文学总集。
（三）对文学审美特性自觉追求。文学自觉最终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1、四声的发现及其运用，用事和对偶的讲究。
2、《文心雕龙》多论述作品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等，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二、从人物品评到作品品评。
（一）人物品评。
1、汉末察举制度，士族流行乡党评议，如许劭、许靖、郭太。
2、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人物品评的风气更盛。刘劭《人物志》总结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
3、《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评人事例。
4、汉末人物品评多带预言成败意味，偏重识鉴人才，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
5、魏晋以后人物品评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评议外，增加审美成分，为已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品题。《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神、朗、率、真等，最常见的是：真、深、朗；用作比喻的不乏自然物象。
6、人物审美对文艺审美起催化作用；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文艺批评，如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
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体系。
（一）《文心雕龙》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１、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序志》一篇是全书的自序。
2、贡献：
（1）论述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外部原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与社会风俗、政治兴衰联系；内部规律总结为“通”和“变”，即继承和创新相互作用；此外《明诗》论述文体演变过程，《才略》评论历代作家；（2）总结文学创作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书中许多精辟的概括，如“体性”、“风骨”、“定势”、“情采”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风格等。
四、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萧统的《文选》
（一）李善注《文选》60卷，选录先秦到梁代共130人作品，另有古乐府3首和《古诗十九首》，共700馀篇。
（二）编排方法：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诏、册、令等37大类，大类下按题材分若干小类。
（三）诗占近13卷，共334首，各类中数量最多。
（四）选诗带较大宽容性，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在标举一流诗人方面眼光不高；推崇被忽视的诗人方面眼光高。
五、新文学思潮：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探寻文学特点、文学分类、文学创作规律及文学价值。
（一）汉代儒家诗教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占统治地位，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
（二）魏晋后诗学摆脱经学束缚，追求文学独立的意义，提出新理论概念，如风骨、风韵、形象，并形成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各类文艺互相沟通。
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第二节 *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乱世文学，作家在战乱中易感受到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命运难卜，祸福无常及个人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悲剧性基调及作为补偿的放达，后者常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带上了政治色彩。
二、文学创作的某些共同主题，如生死、游仙、隐逸，并与药和酒相连。
（一）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及如何对待生死的思考。１、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薤露》、《蒿里》之作，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后生死主题普遍。２、对待人生的四种态度：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四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
（二）游仙主题主要想象神仙世界，表现对其向往及长生的愿望。１、《离骚》、《远游》开游仙主题先河。
２、魏晋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浓。如曹操《气出唱》，曹植的《游仙》、《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郭璞《游仙诗》构成游仙系列。
（三）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１、隐逸思想在《庄子》中较早体现。
２、隐逸主题可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招隐士》、张衡《归田赋》早期作品。３、魏晋后左思和陆机《招隐诗》、王康琚《反招隐诗》、潘岳《闲居赋》；陶渊明描写隐逸生活、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４、隐逸主题与魏晋后因战乱和玄学导致的希企隐逸之风有关。
第三节 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一、门阀制度使士族和庶族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不平也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
（一）战国时代作品中有反映，宋玉《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最早。
（二）《古诗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反映寒士希望改变地位的要求。
（三）魏晋南北朝左思《咏史》、鲍照“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
二、文学家族大量出现。如：三曹、三张、二陆、两潘。
（一）与门阀制度有直接关系，文学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
（二）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如：曹植《责躬》，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诗》。
第四节 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一、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魏晋玄学。
（一）其形成和老庄思想有关，东晋后又吸取佛学成分，步入新阶段；
（二）是一种思辨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二、玄学重要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派。
（一）崇尚自然派。
１、“自然”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郭象《庄子注》中进一步发挥：
（１）老庄认为有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认为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是自然地如此；“我”也是自己而然的，完全独立；
（２）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就可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２、“真”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
（１）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２）《庄子》对“真”的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渔父》）即：
①是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②圣人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
③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
３、“真”和“自然”相通，不仅属于抽象理念范畴，又属于道德范畴。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
二、言意之辩内容是言辞和意旨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影响重大。
（一）言不尽意论。代表荀粲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差别和及
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
（二）得意忘言论。代表王弼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象，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象。言不尽意论—创作论，得意忘言论—鉴赏论。达意最好方法：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体味字句外的情思和意趣，达到言有尽意无穷的效果。
三、魏晋风流。
（一）定义：魏晋人追求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乱世下痛苦内心的折射，是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否定，认为名教是执和障，主张破执除障，保持本来面目。
（二）构成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三）外在表现特点：颖悟、旷达、真率，即追求艺术化人生，或用言行、诗文、艺术使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
（四）与文学的关系：
1、表面看来，阮籍、嵇康等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其作品体现魏晋风流的特点，《世说新语》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2、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对个性化的向往，自我表现的要求和无拘无束的氛围，是文学成长的好条件；
3、魏晋玄学转化为文学。直接转化，玄言诗；陶诗以从生活中体悟玄理为艺术特色，理趣被宋人发挥到极致。
第五节 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一、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翻译。
（一）约前6C到5C，释迦牟尼创佛教。
（二）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是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
（三）约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天竺僧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洛阳。
（四）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
（五）建和二年（148）安息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
（六）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翻译，出现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翻译家。
二、文人与佛教的关系。曹植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谢安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支遁是诗人；慧远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文人有交往；谢灵运是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赵继文士造经呗新声；沈约笃信佛教；刘勰、徐陵与僧人交往；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北魏洛阳佛寺。
三、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一）想象世界丰富。佛教三世（前、今、来世）观念，因果轮回观念，三界、五道观念把思维时间空间和想象世界扩大了。用因果报应观念解释人间现象，如刘义庆《幽明录》、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维摩与观音形象在这时建立。
（二）故事性加强。佛经故事传入中国。有的直接来自佛经，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鹅笼
书生”；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本土故事，如《幽明录》。
三、反切产生和四声发现。反切产生于汉末。在翻译佛经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分析汉语声音结构，分析出声母韵母，产生反切；反切欲求准确，就发展到对声调的注意。四声发现始自南朝宋代周颙。
四、词汇扩大。用原有汉字翻译佛教概念的，如“因缘”、“境界”等；外来语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多样化。佛教中真与空、心性、境界、象和象外等观念，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丰富了文学观念。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始自汉末建安，建安是汉献帝年号（196-220）；终结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共经历了393年。
二、建安文学。
（一）实际包括建安年间和魏前期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以七子为骨干。
（二）政治理想抱负和务实精神，通脱态度和应变能力，不拘于儒学，个性鲜明。
（三）其创作反映*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构成“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三、正始文学。
（一）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
（二）条件：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屠杀异己，形成恐怖政治局面；哲学上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代表何晏和王弼；文学上代表是嵇康和阮籍。
（三）对抗司马氏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
四、太康文学。
（一）是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年号。
（二）代表：“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锺嵘《诗品序》）
（三）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左思《咏史》诗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五、发展脉络： 西晋末，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影响，产生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助长其发展→宋初转向山水诗，谢灵运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开创田园诗；使汉魏古朴诗风纯熟，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晋宋间文学转折，追求艺术形式华美→宋鲍照七言乐府作出突破→齐梁两个重要文学现象：一是诗体发生变革，周颙发现四声，沈约运用到诗歌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创“永明体”，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新探索。“永明体”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重要形式；二在皇帝太子周围聚集文人，形成3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萧衍、萧统，梁萧纲为中心，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并在切磋中提高技巧→梁陈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主流，主要以艳丽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女性题材。
六、文学风格。
（一）南北对峙和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如南北朝民歌。
（二）南北文化交流：北朝诗歌模仿南朝明显，梁末，庾信北促进南北文风交流；北朝散文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方文化对南方影响在音乐和佛学方面明显。
（三）魏晋南北朝新变：
1、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创作趋于个性化；
2、玄学兴起和佛教传入带来新因素；
3、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
（四）文体发展：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传统得到长足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抒情性强、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诗化散文即骈文兴盛，成为重要文学现象；抒情小赋因骈文兴盛增加骈俪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确立；南北朝民歌加其他因素，使唐绝句繁荣；中国小说基础奠定，出现一批志怪志人小说。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诗歌：操古直悲凉，丕便娟婉约，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创作，完成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正始时政治险恶，作家苦闷，阮籍《咏怀》组诗，用比兴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一、曹操。现存20诗馀首都是乐府诗，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精神一脉相承。
（一）内容：
1、反映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的，如《蒿里行》写关东义军讨董卓。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被称为“汉末实录”（锺惺《古诗归》）。
2、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壮志。前者如《度关山》、《对酒》；后者如《短歌行》。
3、《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二）艺术：
1、学汉乐府：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蒿里》本是挽歌，操用来写现实；《陌上桑》本写罗敷故事，操改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操用来抒发感慨。
2、继承汉乐府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感慨，语言古朴率真，胡应麟说《短歌行》等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
3、于悲凉中多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冯班“慷慨悲凉”（《钝吟杂录》）；宋敖器之《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如《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三）聚集“建安七子”、蔡琰、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开创“建安文学”局面。
二、曹丕。
（一）现存诗40首，分三类：
1、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于玄武陂作诗》等，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山水诗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2、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3首，《煌煌京洛行》。
3、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丕诗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2首等，最著名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
（二）清沈德潜：“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曹丕新变：
1、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所抒之情多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抱负有关，曹却更努力于表达个人情感。他敏感多情“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对人生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同代其他诗人的。
2、文人化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纤丽的情思；艺术形式上勇于创新，诸体具备。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75句，360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王夫之：“长句
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船山古诗评选》）。
（三）丕与邺下文人诗酒唱和，开创文人雅集先河，已具备文人集团性质。
第二节 曹植
一、曹植创作以建安25年为界，分为前后期。
（一）前期主要歌唱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
（二）后期诗歌主要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内容分为4类：
1、是对自己和朋友遭迫害的愤懑。如《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分7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诗人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
2、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美女篇》、《七哀诗》、《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
3、述志诗。用世黄初后诉诸诗赋，《杂诗》（“仆夫早严驾”）是代表作。
4、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诗中描绘的神仙境界明净、高洁，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赠白马王彪》：“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游仙诗实际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兼父兄之长，风骨与文采完美结合。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90馀首，其中60多首是五言诗。既体现《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奇谲；既继承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完成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三、对后世影响：胡应鳞：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诗薮》）
四、植诗受后人推崇的原因：
（一）文采富艳；
（二）对五言诗发展的重大影响；
（三）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
第三节 王粲、刘桢及蔡琰
一、建安七子：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七子”。其中王粲、刘桢成就最突出。
二、“七子之冠冕”王粲，今存诗23首。
（一）内容。
1、建安13年归曹操以前，作品或纪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七哀诗》3首，第一首最著名。沈德潜许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
2、归曹后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5首，主要写随操出征的感受，再现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操英明神武，表达追随操为国效力的意愿。
3、邺下与丕、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公宴诗》等，虽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题开拓、技巧探索等方面有积极意义。
（二）艺术：
1、粲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自伤”是主要感情特征。谢灵运：“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
2、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愀怆之词”（《诗品》）为其主要特点，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
（三）地位：刘勰：“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
三、刘桢，存诗20馀首。曹丕称“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刘勰：“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
（一）内容:
1、赠答诗，一类是游乐。
最著名的是《赠人弟》3首，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对从弟赞美，也是自我写照。第二首最佳：“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豪迈凌厉，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的气概。
2、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
（二）艺术：
1、风格“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更多表现个人的愤慨，充满慷慨磊落之气，风格俊逸而奇丽的。
2、《赠徐干》哀叹命运多舛，抒发愤懑不平；
3、《赠五官中郎将》4首，表现与曹丕的深厚友谊。
4、以气势取胜，显出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四、蔡琰。今存诗3首，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较可信。此诗540字，分三段，一段以叙事为主，夹以抒情，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及俘虏所受的虐待；二段写胡地生活及被赎归时与儿子分别时的苦况；三段写回乡后的生活，这两段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通过细节描写，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悲愤诗》受汉乐府叙事诗影响，可和《孔雀东南飞》比美，杜甫《北征》等诗受其影响。
五、陈琳和阮瑀。
（一）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托秦筑长城事，写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具现实意义。以对话方式写成，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悲凉，接近乐府民歌风格。
（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孤儿遭后母虐待的情状，侧面反映汉末世风日下的现实，风格与乐府《孤儿行》接近。
六、徐干今存诗４首，都是五言诗。
（一）《室思诗》为拟思妇词，共分６章，描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文辞凄厉深婉，感情哀怨缠绵。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二句，尤为后人推重。
（二）《情诗》在情调与风格上也都与此诗相似。
（三）《答刘桢诗》表现与刘桢的友情，高简浑朴，反映建安人通脱真率的风貌。
第四节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一、政治理想的高扬。汉末*激起建安文人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
（一）曹操的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曹丕有“救民涂炭”之志，植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王粲《从军诗》：“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形成“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是个特点。
（二）“慷慨”一词的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
（三）“悲风”意象经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其二：“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悲凉慷慨的精神，具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人生苦短的哀叹。
（一）生命的短促。
（二）建安诗人对人生的态度：
１、单纯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
２、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短歌行》；曹植《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
３、努力突破天命限制，追求更高人生价值。如曹操《龟虽寿》等诗。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
三、创作个性的高扬。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诗歌创作时，不肯效法同辈或前贤，而是努力展现独特风貌。
（一）风格上，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刘桢：“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
（二）诗体运用上，曹操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燕歌行》２首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
（三）诗歌语言上，操、瑀、琳朴质，丕、粲等秀美；植文采风骨兼备。
四、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具浓郁的悲剧色彩：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
第五节 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
一、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一）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正始诗人政治理想落潮，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抒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故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二）受正始玄风影响，诗歌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沧浪诗话·诗体》：“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
二、阮籍代表作《咏怀诗》82首。
（一）非一时一地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开创政治抒情组诗先河。
（二）内容：
1、充满苦闷、孤独情绪。
（1）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其三十二）
（2）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
（3）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特别是蟋蟀、蟪蛄，成为反复歌咏的对象。
（4）慨叹人生各种创痛，如少年忽成丑老，功名富贵难保，以女色事人不可靠。
2、其一“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体现了忧愤深广的情怀。
3、悲哀、凄怆、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常见。
4、阮籍无法找到出路，诗中设计游仙和隐居作为精神出路。诗中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等隐士，讽刺苏秦等人因贪利禄而致杀身之祸。
5、有济世志的作品，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
（1）如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2）有的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3）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二）艺术：
1、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常借比兴、象征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2、诗歌精神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严羽《沧浪诗话·诗评》：“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三、嵇康诗，现存50馀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以四言成就较高。何焯《文选评》：“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高于潘、陆也。”
（一）内容：
1、以表现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如《幽愤诗》自述平生遭遇和理想抱负，对自己无辜受冤表示极大愤慨。其四言《赠秀才入军》诗共18章，与《白马篇》相比，既有游侠儿的英武豪侠气概，又有洒脱神情。
2、如《游仙诗》、《答二郭》3首、《述志诗》2首等，多写鄙弃世俗、回归自然、高蹈隐逸之志。
（二）风格：《文心雕龙》：“嵇志清峻。”（《明诗》），“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突出嵇康诗风与其人格性情之间的关系。《诗品》评其诗为“峻切”。
四、应璩《百一诗》为代表，主旨是对曹爽的规劝。态度平和，温柔敦厚，语言质朴，以言事与说理见长，形象有所不足。
第二章 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过渡状态。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左思《咏史》诗独树一帜；郭璞《游仙诗》借游仙写坎壈之怀，文采富艳；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东晋末陶渊明开创描写田园生活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集大成者。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一、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代表，太康诗风即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惠帝时贾谧专权，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等投其门下，为“二十四友”。
二、逞才成为创作的目标。
三、潘、陆诸人努力方向：拟古；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一）拟古。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风气。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寺》8章、《与弟清河云诗》10章，潘岳的《关中诗》16章等均为四言体，学习《诗经》，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多数曲调都有陆机拟作；陆机《拟古诗》12首，基本拟《古诗十九首》：内容上沿袭原题，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显示出诗歌文人化倾向。
（二）追求形式技巧进步—繁缛。
1、“繁缛”正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繁缛”本指繁密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
2、“繁缛”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如陆机《拟古诗》。（2）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如陆机《拟古诗·猛虎行》，潘岳《悼亡诗》3首。
（3）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如陆机《赴洛道中作诗》２首除首尾外，几乎都是偶句。陆、潘诸人为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表现手法；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增加，用排偶之句描写山姿水态，为山水诗起先导作用。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一、咏史诗的渊源。
（一）以“咏史”为诗题，始于班固。班固《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
（二）曹魏王粲、阮瑀《咏史诗》，曹植《三良诗》，张协有《咏史》诗。
（三）左思咏史诗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胡应麟：“《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社，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千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薮》）清何焯认为左思《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义门读书记》）。
二、左思《咏史》诗。
（一）主要内容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
１、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如其二（郁郁涧底松）；
２、慨叹司马相如等四位贤才的厄运（第七首）：“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３、其四前写贵族豪奢生活，后写扬雄生前寂寞及死后声誉，反衬贵族之速朽。４、其六云：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赞扬荆轲等卑贱者的慷慨精神，表达对豪门的蔑视。５、第一：“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自信可为国立功，终极目标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第三首借赞扬段干木和鲁仲连，肯定寒士能为国排忧解难，不图封赏，歌颂他们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态度。６、第五首最能表现左思气概：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二）艺术性：
1、《诗品》置左思于上品：“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怨”；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能起到讽谕作用，故曰“得讽谕之致”。
2、《诗品》说左诗：“出于公干”。
3、论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标举“左思风力”，有左思再现建安风骨之意。
4、左思《咏史》8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三、刘琨。《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被段匹磾拘时写《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绝命诗。《晋书·刘琨传》 “托意非常，摅畅出愤”。刘琨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第三节 郭璞的游仙诗
一、“游仙”诗的渊源。
（一）“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游仙题材可上溯到战国。
（二）清朱乾《乐府正义》认为：
1、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远游》，《远游》中“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是此类诗主旨，如曹植《五游诗》、《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抒其愤世之情；
2、另一类起于秦代，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如汉乐府《吟叹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以求仙为主旨。
二、郭璞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9首为残篇。
（一）内容：《诗品》：“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
1、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系，并不符合实际，原因：
（1）玄言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是一种自我保全、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2）郭璞“好经术”，立身行事接近儒家。（3）因“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晋书·郭璞传》）。所以《游仙诗》写隐居高蹈实是仕宦失意的反映，非鄙弃仕途；所抒发的不是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实际上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咱特殊方式。
2、《游仙诗》第一、二首，集中写隐逸之情。
3、最能显示“坎壈” 之怀的是第五首：
4、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但多别有怀抱，如第三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陈祚明：郭璞“《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采菽堂古诗选》）。
（二）艺术：
1、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孙楚、潘尼诸人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郭璞《游仙诗》则以文采富丽见称。王隐《晋书》说郭璞“文藻粲丽”（《世说新语·文学》）；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景纯艳逸，……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钟嵘《诗品》评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形象性，故刘勰说其“足冠中兴”。
2、借游仙写坎壈之怀，继承《诗》、《骚》比兴寄托传统。朱自清：“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
第四节 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一、晋穆帝永和九年（353）3月3日兰亭之会。“修禊”习俗：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在东流水洗濯，祓除不祥；后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其时作诗规矩当是每人作四、五言诗各一首，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
二、兰亭诗或写山水游赏之乐；或由山水直抒玄理。写游赏的乐趣，中心内容是在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