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与娜拉的艺术形象分析(比较文学论文)（推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安娜与娜拉的形象比较”。
[自由不在于走或留,而在于是否有独立人格][] 安娜与娜拉的艺术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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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玩偶之家》的娜拉一直以来是妇女觉醒与解放的代名词,列夫·托尔斯泰笔下《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了一个出走后的娜拉。
文章侧重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剖析当时的社会制度与人性善恶,进而结合其他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探寻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阐明对觉醒的女性而言,自由不在于走或留,而在于是否有独立人格。
关键词：出走；形象；社会阶级；独立人格；觉醒 ；形象分析
1“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主人公安娜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7岁时，姑母做主把她嫁给了大她20岁的省长卡列宁。这时的安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只是尽着别人告诉她的应尽的妻子职责，维持着夫妻名分。表面上看这个家庭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楷模，实际上卡列宁压抑着她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安娜履行了教育儿子、爱护丈夫、参加必要的家庭社交的义务，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一个妻子应该得到的爱与温馨。在这个表面上高贵体面的家庭里，安娜长期忍受着无爱的苦痛和精神上的压抑。在这种无爱婚姻中，女性只是以男人的物件身份生存于世，不具有和男性一样的自由、平等。
不甘心永远被这种无爱婚姻束缚的安娜，走出了家庭，也与此同时她舍弃了自己的家庭、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自己的人格尊严。然而，与安娜毫无保留地付出不同的是，渥伦斯基对待安娜的态度却没有那么坚决。他对安娜是有所保留的，他可以忍受与社会一时的对立，但为了自身的利益绝对不可能维持长久。因而，当上流社会让他在地位和安娜之间选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名誉。安娜搏尽人生所有换来的爱情竟成了取她性命的“刽子手”。她企图用生命的代价来惩罚渥伦斯基，但实际上，她惩罚的只有她自己。
安娜是一个追求新生活，具有个性解放特点的贵族妇女形象，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和社会环境产生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在作者的最初构思中，安娜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改变了这种构思，赋予了安娜许多令人同情的和美的因素。安娜还
是少女的时候，由姑母做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卡列宁伪善自私，过于理性化而生命意识匮乏。他的主要兴趣在官场，是一架“官僚机器”。相反，安娜真诚、善良、富有激情、生命力强盛。她与这样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不知爱情为何物，这种生活窒息了她的生命活力。在和渥伦斯基邂逅之后，她那沉睡的爱的激情和生命意识被唤醒了。此后，她身上总流露出一种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对真正生命的热切向往之情。
安娜最初的内心冲突，来自于她对生活的狂热渴望，来自于她对人与人之间纯真的关系的追求，来自于她对周围人当中比比皆是的谎言和伪善的厌恶。她的不同凡响，首先在于她不屈从于她认为不合理的环境，勇敢地追求和保卫所向往的幸福生活。对渥伦斯基的爱激起了她对真正有价值的生活的强烈渴望，那埋藏在心底的被压抑的东西驱动着她。她不愿意再克制自己，不愿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身上那个活生生的人压下去。
2“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娜拉是个觉醒中的资产阶级妇女的形象。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是她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她热爱生活，她热爱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己。她为了偿还给丈夫治病的债务而又不让丈夫发觉，费尽心机节省家用，甚至夜晚偷偷领些抄写工作来干。她同情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她相信海尔茂所说的为了爱她会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诺言。可是，事实最终使她醒悟过来，海尔茂原来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虚伪的人，她幻想出现的所谓奇迹并没有出现。当海尔茂用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来约束她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还有别的同样的责任”，那就是“我对自己的责任”。“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玩偶之家》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和家庭关系上的假象，揭露了在“幸福”、“美满”等表面现象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本质，并提出了妇女解放这样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是一篇抨击资产阶级男权中心思想的控诉书，是一篇妇女解放的宣言书。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通过层层剥笋的手法展开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心理，展示人物性格。第一幕开始时，娜拉给观众的印象是个美丽、活泼、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她对女友林丹太太谈到她为拯救丈夫而自我牺牲的往事，使观众立即感到娜拉是个善良而坚强的女性，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随着同海尔茂、柯洛克斯泰的谈话，娜拉的性格和思想层层揭示出来，一个头脑清醒、渴望独立自由、愿为真理而奋斗的高尚的女性形象活生生地站立在观众面前。剧中的次要人物林丹太太同娜拉一样高尚。她自食其力，富有牺牲精神。为了维护生病的母亲和
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但她不喜欢的男人。丈夫死后，她开小铺，办小学，为母亲养老送终，抚养几个弟弟自立，最后剩下她孤单一人仍在为寻找工作到处奔波。易卜生笔下的这两位妇女形象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分显示出易卜生对妇女命运的深切同情。
娜拉走出家庭，她说：“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1879年《玩偶之家》首演之后，娜拉离家出走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娜拉走后怎样?她将怎样生活下去?是堕落还是回来?有没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此之类的问题不一而足”。后来也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由此成为世界妇女解放的宣言书。女性要摆脱生活中固定地发挥妻子、母亲的社交功能，要能够说出自己的意愿，走到社会中，积极争取自己的尊严，而不是男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玩偶。女性不再是爱情生活的奴仆，而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正如舒婷《致橡树》中所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娜拉的出走不是为了寻找爱情，而是要寻找作为一个女人的独立性。她告诉人们，妇女的人格高于妇女所珍惜的爱情。她所否定的已经不是建立在浮华上面的无爱家庭，而是对传统的夫权思想的否定。
3娜拉与安娜对比
娜拉和安娜有相同，也有不同。同样是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同样是在婚姻家庭中扮演妻子的角色，同样是反叛社会对于女性从属地位的传统观念。
3.1身份、地位
娜拉和安娜两人在作品中都是以一个婚姻家庭中的妻子形象出现的，她们都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过着中产阶级稳定优裕的生活，也具备做母亲和妻子的幸福。
娜拉是一个好母亲，她可以和她的孩子们疯玩，而不顾及到一个母亲的严肃性。在送走了林丹太太后，孩子们回来了，娜拉就和自己的孩子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还居然可以躲在桌子底下。在圣诞节前夜出去买东西，买的全是孩子们的礼物，还有佣人们的礼物，给她自己什么都没买，唯一的就是那包偷着买的杏仁饼干。
安娜也很爱自己的孩子。在她得不到丈夫的爱的情况下，安娜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儿子谢辽沙的身上，儿子曾经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她全身心地爱着谢辽沙，甚至连离开他一刻都不行。安娜和别的夫人一路同车,各自说着自己的儿子.象每个母亲一样,安娜
为自己的儿子自豪.她发自内心地爱着谢辽沙,儿子也很爱她。在欧洲旅行三个月回来，安娜思念儿子，在谢辽沙生日时，她不顾一切撞进自己住过九年的那幢房子。看到儿子她激动异常，母子俩紧紧拥抱，难分难舍。直到卡列宁走进儿童室，安娜才不得不匆匆离去。那时安娜已经离开了卡列宁及她曾经的家，可她仍没忘记儿子的生日，毅然地偷偷地回家看望儿子，可见安娜是很爱自己的儿子。
3.2爱情
两个作品中都围绕了“爱情”一词展开了丰富、详细的描写，分别写了娜拉、安娜的感情生活，描写了她们的爱。
不同的是，两人的爱情本质不一样。
娜拉是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为替丈夫治病，她曾冒名借债，又熬夜抄写文件，挣钱、省钱，偷偷还债，甚至不惜受人威胁，也要将丈夫的病治好。可这一切并没有感动丈夫，在明白自己不过是丈夫的“泥娃娃”，从未有过独立的人格之后，对保护这家庭关系的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提出了严重怀疑和激烈批判，娜拉最终毅然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而安娜·卡列尼娜，她的爱不是对丈夫的，她与丈夫之间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亲情。在与渥伦斯基邂逅之后，安娜沉睡心底的爱的意识才被唤醒，对于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她开始勇敢追求，寻求那种从未有过的爱情，于是和家庭、和丈夫决裂。但她错误的一点是，她以为可以给她带来新生活的是渥伦斯基，是爱情，其实不是，只是将自己陷入了另一场悲剧。最终，处在痛苦中的她只能以死来作为唯一解脱。
结论：
娜拉、安娜这两个女性都是资产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可是她们都没有找到真正可以支撑自己的东西，也就没有找到自己命运的出口。在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她们也不可能找到这个出口。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关。娜拉与安娜在当时社会里，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家庭主妇，她们不可能像现在的女性一样自己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她们只能在经济上依附于某一个男人，无论这个男人是谁，都注定了其从属地位，注定了独立人格的难以保全。对于娜拉来说，她离开海尔茂，在那个时代，她只能选择回来继续依附，或者依附他人，也就是堕落。而安娜，不管是她丈夫还是渥伦斯基，不管她所依附的人是不是爱她的还是她爱的，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
在于，她无法寻找到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一场悲剧是注定了的。对于女性来说，必须要找到除了爱情之外可以支撑自己独立站立在地面上的东西，才能找到自我。
参考文献：
[1]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2] 陈小波.五四文学中觉醒后的“娜拉”意象[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6(3).[3] 易卜生.玩偶之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4] 路德维希•帕萨尔格.易卜生传.北京:北京译文出版社.1882.[5] 钟翔.郭沫若对易卜生的接受——重读娜拉的答案[M].武汉:外国文学研究.1998.[6] 梅启波.易卜生戏剧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播——从“娜拉事件”谈起
[M].武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7] 舒婷.诗刊[M].上海:上海出版社.1979.[8]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北京:文艺会刊.1924.恩
[9] 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J].东京:天义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08（25）.[10] 叶松青.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娜拉”形象论[J].福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06（68）.[11] 崔玲.黑暗王国的新女性[J].安徽:皖西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6）.[12] 张华新.从原型批评安娜与娜拉[J].延安:延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
（30）.[13] 李林.对安娜形象的在思考[J].西安:西安外国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50）.[14] 陈红星.安娜·卡列尼娜之安娜新评[M].北京:现代语文.2009.[15] 杨丽.安娜形象分析[J].河北:河北师范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