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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阅读一（2013.09.04）
[社论]中纪委开通官网，网络反腐更可期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急剧降低了人际沟通的成本。这一定律在反腐领域的直接体现就在于，中纪委一旦开通网站并接受民众举报，原先遥远神秘的中央纪委监察部门，一下子就呈现在了举报者的电脑屏幕前。技术变革带来的举报便利，在网络反腐已经如火如荼的今天已经不再让人感到稀奇，但中纪委这样的机关直接向举报者敞开大门，还是会让民众感到欣喜万分。9月2日，中纪委监察部官网正式开通，也首次正式公布纪检监察部门工作程序的5个步骤：受理、初步核实、立案、调查、移送审理。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网站右下方为网络举报专区，分为举报指南、我要举报、举报查询、其他网站举报4个栏目。同时，网站还首次对外公布了来信、来访、电话、网络4个举报渠道的具体方式。在媒体的报道板块中，举报专区的设置都是最受关注的。
不过，中纪委官网上线，其意义并非止于方便民众举报，而更在于中央政府工作尤其是纪委监察这一领域工作的信息公开化之意义。正如北大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指出的，“通过电子化平台与社会和公众的沟通与互动非常重要，本身也是阳光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以构造现代政府形态为目标的执政党，监察工作的信息公开在此前一直不尽如人意。依照《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1～2012年度)显示，国务院42个下设机构中，监察部行政透明度排在最后一名。根据报告的统计维度，监察部在“依申请公开”一项得分为0。所以，从建设法治政府、透明政府的角度出发，中纪委官网的上线具有非凡的意义。
当然，作为一个互动平台，纪检部门与民众的互动本身是最引人关注的，也是这一网站上线所可能承载的最有价值的功能。尽管目前网站上线伊始，尚未有具体案例测试其反腐效能的高低。因此，时下的中纪委官网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展示和象征意义。不过，鉴于网站对举报专区的重视，以及对办案力量的增强，原先气势磅礴但失之规范的网络反腐，则可能因为获得官方的制度对接，而变得更具生命力。
目前，网络反腐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某一案件的舆论声援，来引发官方的注意。这就导致一些虽然重要但是缺乏舆论传播力的案件失去了被重视的可能。而中纪委直接接纳网络举报，则可能有利于免除类似的弊端，矫正仅仅通过制造舆论传播来反腐的途径。除此之外，一个案件要通过舆论广为传播的方式赢得注意力，案情的简单化乃至谬误化也会频繁出现，这不但有
可能冲击宝贵的程序正义，更可能误伤一些无关者。可以预见，假使中纪委能够及时做好举报的反馈工作，所谓误传、谣言乃至攻击之辞的市场，都会从此黯淡下去。
一方面，中纪委开辟渠道，接受利益受损者或者急公好义人士的举报；另一方面，若中纪委官网能够及时回应和澄清一些谣传、误解，那么网络反腐带来的弊端也会得到扭转。当然，拥有上述成效的前提是中纪委拥有足够的人力配备去应对规模庞大的举报工作。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一旦中纪委跨越了这座高山，实现了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的对接，最终形成的局面必将是社会更加有序和谐，同时也为政府赢得更大的权威与信任。
在今天，继续在反腐方面描绘美好未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有一种即将流逝的信任在支撑。中纪委官网开通引来一片欢呼，似乎也在说明公众的期待。而只要还有期待和信任，反腐的大业就还有可能被真正撑起。
[个论]马红漫专栏:加速市场化改革，控制银行业暴利
国内制造业的盈利能力难以与商业银行比肩。据报道，在2013中国企业五百强中，268家制造企业创造利润4382.4亿元，还不及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总和的57%。
事实上，商业银行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其利润源泉来自于金融服务回报。就此而言，金融业与制造业间可谓“鱼水关系”，后者的经营状况影响着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然而，最近数年的业绩对比结果却颠覆了这一逻辑，相形实体企业在生产成本上升、财务压力增大、销售市场低迷等压力下心生烦忧，银行业却能轻松坐享业绩扶摇直上的硕果。产业间成本收益结构的明显反差给社会资本形成了一定示范效应，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实体产业中抽离、期望转道投机领域快速攫取回报，其结果就是产业空心化现象加剧、市场投机氛围集聚、民间融资违规问题泛滥。
其实，国内商业银行所表现出的强大吸金能力并非意味着其拥有强势竞争力。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内各银行的确在结算、托管、网络金融等业务方面有所表现，但这些均不足以支撑其令人艳羡的盈利空间。长期以来，在利率管制制度下各商业银行坐享存贷利差厚利。虽然去年以来经过两次不对称的降息，贷款利率从6%下浮30%，一年期存款利率上升10%，存贷利差已被压缩到不到1%，然而在成熟的市场上利差能达到0.2个基点已属不易，国内巨额利差收入成为行政部门赋予商业银行的垄断红利，并成为其重要倚仗的盈利点。更为重要的是，在管制利率下，价格机制被严重扭曲，利率水平不能反映经济的实际需求，信贷资源往往被低价配置给
垄断部门，而广大民资企业则面临融资不畅的尴尬，抑或要为此背负沉重的成本负担，坊间将此现象戏称为“企业为银行打工”。
以此观之，国内商业银行光鲜的高盈利外表下却隐藏着金融资源错配之忧，亟待通过市场化路径予以化解。具体而言，实现利率市场化、放开银行业准入机制应成为破题之举。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央行取消了贷款利率下限限制，国内贷款利率实现了部分市场化。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以理财产品渠道吸储已接近存款总量的10%，而理财产品作为定价市场化的存款，也将倒逼银行存款定价市场化加速。一旦利率市场化得以全面推行，商业银行将摆脱政府部门指令的束缚，更加自由地根据信贷市场供求格局自主定价，进而改变当前低效率部门无限度扩张的局面，实现信贷资源与资金需求方的市场化对接。当然，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只是拉开了序幕，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的攻坚战尚未打响。对此，管理部门还需缜密布局，在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同时循序渐进地放开利率管制尺度。
激发商业银行经营活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打破垄断供给、营造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目前国有银行仍在市场上拥有绝对强势的份额和话语权，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众多民营资本受限于发起人等制度瓶颈难以大规模向村镇银行转型，更无缘涉足主流借贷市场。更为关键的是，国有银行的运作实际上享受到国家信用背书，即便运营不善也会有国家财政出面赔偿。这一隐形担保在事实上也给民营银行的进入设立了“玻璃门”，导致不同性质的银行拥有迥异的信用背景，竞争公平性面临考问。恰因此，设立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前提，也即各银行无论出资方性质如何，均需向专业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当其面临危机或破产时，保险机构负责提供流动性资助，或代替破产银行在一定限度内向储户赔付。可以预想的是，有了这一市场化保障机制的呵护，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壁垒将大为降低，届时信贷资源配置也将会更为有效。(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吃空饷”简单来说就是不上班但可以领工资。据我分析，“空饷”有集体“吃”与个人“吃”两种。比如，一位胆子大的单位领导，把只有30人的单位的工资总量上报为35人的，多出来的5人的工资就是空饷，这就是所谓的“集体吃”。又如一些官宦子弟在某单位有职位，但是从来没去上过班，工资照领，这是所谓的“个人吃”，一些案例表明，有的县委书记、县长之类的官员，就喜欢这么干，于是乎出现了“边读大学边拿工资”的“童工”乱象。总之，都是在千方百计地套取公共财政资金，侵害大众利益。我们要问：你有钱有势的多“吃”了财政资金，老百姓还能吃什么？“吃空饷”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侵蚀“财政大厦”的蛀虫。由于“吃空饷”是一种简单易行、只需胆量即可的瓜分财政资金的办法，因此，它由来已久，如明代军队的各级将领的腐败、吃空额和役使士兵为农，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卫所兵的战斗力。张居正曾经严厉批判过军政两界的“吃空饷”问题。清朝的绿营军毕竟不是嫡系，军饷待遇比八旗军偏低，为了能有更好的生活，他们也想到了“吃空额”。朝廷是按照部队主官上报的官兵员额(人数)来下发军饷的，也就是按人头发放。于是绿营军中下级军官们经常把数字夸大上报，以得到多余的军饷，而当上面派人来视察的时候，他们就把附近的农民临时找来，让他们穿上军装，跟真正的士兵们站在一起，以充数来蒙骗上级军官。
如何刹住“吃空饷”的违法行为？除了制度建设、加强监管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官员进行财政伦理教育。关于财政伦理，有的学者将之界定在纳税人的范围之内，这有偏颇之处。如在《证券时报》(2008年8月8日)上《财政伦理比财政盈余更值得关注》中提到：“财政伦理体现在纳税人应诚实纳税，还包括税收民主，即政府部门征税须经过权力机关的决定，任何一个税种的确立必须让民众参与。另外预算要民主，钱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应充分尊重民众意见，必须得到人大的授权和批准，同时，预算账目应条分缕析，明晓易懂”。
我们说，财政伦理是一种公共伦理，财政伦理根源于社会经济环境的财政关系之中。财政
[个论]叶青专栏：“吃空饷”与财政伦理
最近，有关各地“吃空饷”的新数字又不断地冲击着网民的神经，考验着人们的承受能力，看了让人揪心。有1.3万人吃“财政饭”的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已清理出近300名“吃空饷”人员。6月1日起至8月20日，河南省周口市在全市公职人员长期不上班“吃空饷”问题治理中查出各类“吃空饷”人员达5731人，按每年每人平均工资2万元计算，仅此一项开支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周口市纪委监察局发现，此间清查中仍有多个县、市、区或单位自查自纠流于形式，虚报、漏报、瞒报现象比较突出。一个县、一个地级市尚且如此，全国又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伦理通过财政经济活动，体现了国家伦理和公民伦理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伦理关系中，财政伦理的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分离的。国家伦理通过财政活动体现公民伦理，公民伦理只有通过国家伦理这一中介活动才能得到理解；公民伦理通过民主决策过程判断国家伦理在财政分配中是否公正。在财政伦理关系中，国家伦理、公民伦理和财政伦理客体三者紧密联系，不能把它们单独分割开来区别对待。因此，政府官员只是代表国家(政府)来依法处置财政收支，“吃空饷”之类的行为都是违背财政伦理的。
我一直呼吁，各级党校(包括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联合党校———社会主义学院)要增设《中国传统文化》与《财政学》方面的课程，前者让官员知道何为“官德”？后者让官员知道何为“公财”？而据我所知，在中国的党校中，除了中央党校有较强的《财政学》研究力量之外，重视这门课的并不多。于是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群众说：我是纳税人，你要为我服务，你们是纳税人养的。官员(包括警察)说：我的工资是财政局发的，不是纳税人养的。其实，政府机关是非生产单位，他的每一分钱都是来自于税收与收费以及公共资源。一位公务员应该具备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财政伦理———不属于你的，分文不取。还是孔子说得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现代官员能够如此，“吃空饷”就不复存在。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和解的理性力量
这个由理性沟通带来的和解结局，蕴含了十分深刻的标本意义，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透明、尊重、理性、沟通等价值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重要性
近日，山东省环保厅和网络大V邓飞在微博上展开激战，就一起环保事件进行公开辩论，并最终以山东省环保厅“愿一起探索构建一个新媒体时代官民对话案例”而暂时告一段落。这是一种峰回路转的、极其宝贵的和解，山东省环保厅官方微博“@山东环境”日前发微博称，为查证网传“高压泵深井排污”付出极大的行政成本，不少企业甚至暂停生产被挖地三尺，但时至今日，所有举报竟无一属实，“网络大V邓先生应向受冤枉企业道歉”。邓飞则反击山东环保厅调查不真，要求公布被调查企业名单，并且表示，“政府公开信息，需要和民众对赌吗？”
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但是，随着网友的关注度逐步加大，这场辩论中的理性精神也逐渐得到了凸现。山东环保厅逐渐地切割了“造谣”和“大V”的概念，回到单纯的事件真相上来，双方终于用共识取代了偏见、用理解打破了隔阂。山东环保厅愿意公布企业名单，并希望双方放弃无谓争议，团结一致为环保。邓飞也回应称，愿和山东环保系统并肩
作战。几番来回之后，辩论从理性表达进入沟通合作的阶段。邓飞表示，在山东方面公开被调查企业的信息后，愿意去济南做进一步交流，而山东环保厅对此表示“真诚欢迎”。
对于无数围观的网友来说，这是一种关于理性、善意的全程直播。正如邓飞所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水污染”，也正如山东环保厅的承诺，“愿与大V携手推进环保新模式”，这种对等沟通、理性博弈的过程，为良性互动提供了范本。尤其是山东环保厅此举跳出了“自说自话”的辟谣思维，讲究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体现出了权力的谦抑之态与难能可贵的行政自觉。
几天前，新华社发表题为《打击“网络谣言”须防范执行跑偏》的文章时指出，要把握好打击谣言和保证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平衡。公众的这几种权利得到充分尊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谣言必须打击，但是，质疑与谣言是两回事。由于公众掌握的信息终归有限，如果没有百分之一百的精准就不能质疑与监督，意味着公众的监督权被变相地收回了官方的手中。而另一方面，对质疑者来说，也要尽可能地秉承客观与理性，以免为负面情绪所左右。
我们仍然期待山东企业排污事件有更多真相浮出水面，这些年来公众没少见到各种企业非法排污、地方环保部门监管不作为的新闻，如果这起微博交锋事件能够凝成更多的环保共识，则善莫大焉。更重要的是，这个由理性沟通带来的和解结局，蕴含了十分深刻的标本意义，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透明、尊重、理性、沟通等价值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重要性。
是的，信息碎片化时代，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存在隔阂、偏见与误解是难免的，而和解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政府部门要防止进入无论是否说真话、道实情，公众都不予信任的“塔西陀陷阱”，必须学会敬畏真相，尊重权利，学会在平等坦诚的沟通中消弭分歧与裂痕，在彼此的尊重中换取相互包容，以达成更多社会共识。
别顺着病态逻辑 去讨论“读书无用论”
○曹林/文
这两天是很多大学的开学日，在新生们忙着开始迎接大学生活时，成都的玲玲却在为上大学的事和父亲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虽然拿到了成都某高校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但玲玲的父亲固执地认为“读书无用”，他宁愿出钱资助玲玲做点小生意，也不愿“扔几万学费进去打水漂”。玲玲家经济条件不错，不缺上大学的钱，其父亲反对主要是认为上大学没什么用，读大学花8万不读就相当于挣8万。
就业压力加上拼爹现象，确实让“读书人”不像以前那么风光了，读得好有时也不如嫁得好，但总体上“读书”肯定比“不读书”更有竞争力。如果没有高考，穷人拿什么跟富二代、官二代拼呢？当然，有了高考，不一定拼得过富二代、官二代，但是，起码比“不读书”更能改变命运。
不要再顺着病态逻辑去讨论“读书无用论”，媒体所要做的恰恰是告诉他们“读书有用”。
不少媒体都就着这条新闻讨论起了“读书到底有没有用”，有的还在微博上展开了讨论。其实，这条新闻中应该被谴责的是那个固执己见不让孩子上大学的父亲，他那种“读大学花8万不读就相当于挣8万”的想法完全是病态的，完全是受到了个案的误导，我们不能顺着一种病态的思维去讨论“读书无用论”。
读书无用吗？当然不是。很简单的常识是，在普遍意义上看，读过书的人肯定比没有读过书的人更能够成功，读书多的人在概率上比读得少的人收入更高；但从个案上看，也有特殊性，即某一个没读过书的人比读过很多书的邻居收入高很多倍，某一个读到博士的人至今还没有找到工作，靠在外打工的父母养着——但这纯粹只是反常情况，公众一定要有对知识和读书的自信，而不能轻易被那些反常的极端个案影响对普遍价值的判断。
常犯的一个逻辑谬误叫做“小众统计”，也就是仅仅根据个案作出一个普遍的判断，而不是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读书无用”显然属于典型的小众统计，比尔·盖茨退学了能成为亿万富翁，小学没毕业却当成日进斗金的煤老板，这些都是个案。普遍的现实是，书读得越优秀，越能够成功，多数小学没毕业的都没有成为千万富翁。一两个博士找不到工作，养不活自己，是个人生存能力的问题，或者是书没读好，或者是因为特殊原因，与“读书读到了博士”是没有关系的。可在错误的思维下，常常情绪化地将问题归咎于读书。
很多人看不到无数的年轻人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看到几个读书找不到工作的案例，就悲鸣不已，大呼“读书无用”。这对那些正在读书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孩子们，会形成极大的误导。媒体在分析问题时，不能被这种伪问题牵着鼻子走，顺着那种民粹化的情绪而炒作“读书无用论”，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负能量。
专家成为贬义的“砖家”，读书人被瞧不起，除了跟知识分子自身的退化相关外，也跟“读书无用论”传染下的整个社会对知识的贬低有莫大关系。新媒体上充斥着的反智、反精英情绪，也能从中找到思想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