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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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刘余莉）

内容摘要：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是英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一个思想来源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实践观和群众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人类一切文明进步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中国特色”尤其体现在他的传统文化特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体现的治国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是一致的。特别是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为我们以和谐这个核心价值、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的总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相对于西方仅仅以公平正义为核心建构的民主政治更加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理论上才有信心建立一个相对更完善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而这种信心正是来自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立足当代，又不割断历史，并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题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和创新。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就有必要追究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古典哲学，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一个思想来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实践观和群众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人类一切文明进步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

虽然在时期大报告中，没有关于思想来源的明确论述，但是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问题时，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显然，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而对于中国的国情，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的美好前景”时，说“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这说明，中国的国情有两个特点：一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二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换言之，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谈到中国特色，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体现的治国理念来看，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是一致的。

《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冉有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得出孔子对于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的基本看法：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段话讲到，孔子到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子。孔子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道：“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道：“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道：“教育他们。”

可见，在儒家那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2006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强调，“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可以说，这一思路与儒家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基本上是一致的。孔子从来没有否认过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例如他曾经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意思是说，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事情，当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意即不是通过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孟子也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制礼义哉？”可见，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认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保证。

另一方面，孔孟也看到，仅仅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对于实现和谐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道德的进步、精神的充实和社会的和谐。因此孔子认为，在人们的生活富裕之后，必须“教之”，即应当重视对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使他们明了自己所处的人伦关系以及相应的道德要求。孟子也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发展了，人们富裕了，但是如果没有接受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就会出现吃喝嫖赌、骄奢淫逸等不良社会现象。而这恰恰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城市和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出现的问题。正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孔子才提出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主张，特别强调了伦理道德教育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性。那么，怎样进行教育才是切实有效的呢？ 既然要“教之”，就必须首先提出一种全社会可以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我们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提出了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这也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回顾历史，在中国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能够保持各民族大团结的统一局面、又能不断融合外来民族并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秉持了“不同而一”、“理一分殊”的理念，在全社会提倡了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为核心的共同道德规范，而且这些道德规范能够为各

个民族、各个宗教信仰的人们所认同，成为全体人民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形成了社会统一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因而没有出现如墨子所讲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的情况，更没有出现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当代西方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批判的正是西方社会的这种道德混乱状况。

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开展各种教育宣传活动。而荣辱观也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确定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因为如果在家庭里家长灌输的、学校里老师教导的和社会传媒宣扬的价值取向不一致甚至相冲突，就会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以促进和谐为核心的荣辱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也为法律规则设计、制度安排提供了内在的精神和价值灵魂。也就是说，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维护和体现一定的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起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是依靠各种制度来保障的。例如汉代实行乡举里选之制选拔官吏，制举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察举以孝廉得人最多。魏晋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衡别官吏，也以德义有无缺失为衡量标准。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官吏选拔须经考试。各朝考试方法各异，但所试内容则均以儒家思想集大成之经义为主，因此受到儒家德治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制度，无不有助于道德水平的提高。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通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构成一个良性循环，共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中，法律和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围绕着公平正义这个核心价值来进行的，但这仅仅通过惩罚和约束起到了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却不能因此培养出人的爱心、同情心和团结互助的品质。因此，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也可能是道德颓废、人情冷漠的，人们可以通过一种令人恶心的方式来遵守法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因此，在当代西方出现了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闹事、离婚率上升等，这些行为虽然没有触及法律，但是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不良影响。更进一步讲，通过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触犯法律的人关进监狱，但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的局面。正因为如此，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系统研究各国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的感慨。

正是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教训、借鉴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才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而非“法治社会”或“民主社会”的命题。因为相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而言，和谐是一个更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的目标。因而，在十七大的报告中也明确肯定：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正是围绕着和谐这个本质属性或核心价值来进行制度安排，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特色所在。但是谈到和谐，人们不免会担心陷入“一团和气”、高压下的和谐、丧失活力的和谐等等，因此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再次明确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来构建和谐社会。这说明，公平正义仅仅是法律、制

度安排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把和谐作为核心价值观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才能有效避免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上述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上，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建立一种比西方国家更好得民主模式，更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这种信心正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的本质属性，也正是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儒家文化注重追求和谐，本身是一种和谐的教育。而这种和谐包括了身心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及协和万邦的内容。在身心和谐方面，孔子提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所以培养坦荡荡的心胸开阔、仁民爱物、“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的君子就成为实现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基础。

在人际和谐方面，孟子总结人类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发展规律，得出了要实现社会和谐的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和道理，提出了著名的“五伦”学说，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大道。在这五种伦理关系中，儒家没有抽象地谈论所谓的平等，而是根据客观实存的伦理关系的实际特征，明确了处于不同关系中不同地位上的责任特征。只有这些人都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这些人伦关系才可能和谐。在人与自然和谐方面，儒家很早就认为，人是大自然运行的一分子，人应当顺应宇宙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秩序。这集中表现在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其基本涵义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统一。这一思想溯源于《易·乾卦·文言》，它写道: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段话的基本精神是:天(大自然)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性，人的活动也应有一定的规律性，必须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争取最好的结果，以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只有顺应以和谐为特征的宇宙秩序和发展规律，保护大自然和生态环境，才会减少或避免天灾人祸，最终有益于人类自身。反之，如果破坏大自然，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如天灾频发、瘟疫流行等，使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中，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因人成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应自然，与自然相通相依，协调一致，和谐共处，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始终关注于人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并以看待“人”的眼光审视、关怀自然万物。这种精神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社会和自然的人文主义。它与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个人式的人文主义有较大的差异，与那种注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忽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民胞物与，认为人和自然万物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因此，培养美好的德性，使人对他人、对环境常常心存爱护的善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与外的统一，即净化人心与净化环境的统一，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环境保护的成果。

在协和万邦方面，儒家道德的核心价值观是仁。对仁德的培养建立在对父母的孝与兄弟的友悌的基础之上，并把这种爱推及到对社会大众的身上去，因此仁爱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爱，而互爱向上提升就是互助（即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互爱互助再向上提升就是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世界”。深受儒家和谐观念影响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首先主动发动过侵略战争。诚如池田大作先生所讲的：“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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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提倡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协和万邦的传统，这也是十六大以来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包括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坚持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等）的思想来源。这些理论的提出之所以对内具有强大的亲和力、感召力，对外具有广泛影响力、震撼力，就在于我们尊重并发现了自己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使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因而也受到了世界的尊重。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耶鲁大学的讲话中提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下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在这里，就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是我们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同时它的提出也将进一步促使我们党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真正摆脱僵化的思维模式，真正以开放的心胸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这样，我们才不会割断历史，才不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丰富我们的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正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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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展望二十一世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