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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胡林是如今最广为人知的爱尔兰古代英雄之一，被视为爱尔兰精神和英雄主义的化身。他是爱尔兰中古时期的《阿尔斯特故事集》（the ulster cycle）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阿尔斯特最高王康纳乔手下的第一武士。库胡林的故事与形象在现代的复兴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对爱尔兰文学宝库的一大贡献。当然，作家们重新复兴古代英雄的目的与其说是忆古，倒不如说是喻今。现代重生的古代英雄“并不是对过去理想的一个精准重建，而是现代的雄心壮志的一个象征”。
古代爱尔兰神话史诗中的库胡林
今天存世的爱尔兰中古时期（11世纪―17世纪中叶）的文学作品主要包含三个系列的英雄传奇故事：《神话故事集》（mythological cycle）、《阿尔斯特故事集》（也称《红枝家族故事集》，the ulster or red branch cycle）和《芬尼亚故事集》（也称《奥西安故事集》，the fenian or oianic cycle）。《阿尔斯特故事集》的核心人物便是我们这里要讲的库胡林。大部分故事讲述了库胡林的出生，年少时在康纳乔的王廷里受训的经历，以及成长为武士后的各种丰功伟业。库胡林是太阳神鲁与康纳乔的妹妹所生的儿子，原名瑟坦塔。他七岁时便能徒手杀死铁匠胡林的猛犬。为了弥补与胡林家族的关系，他自愿担当胡林家的守卫，直到后者找到新的猛犬，并因此改名为库胡林，意为“胡林家的狗”。之后，库胡林在康纳乔王的训练营里迅速成长。有一天，他听祭司说起在当天接受武器成为武士的人虽会短命但将名垂千古，于是他向康纳乔王要求在那一天接受武器，并在当天做出惊人壮举，连杀数位素有威猛之名的敌人。后来，库胡林与艾默儿相爱。为了与她结婚，库胡林前往影之国，学到了女王斯卡哈所传授的精湛武艺和兵法。回到故国后，库胡林与艾默儿结婚，成为阿尔斯特公认的第一勇士。后来，麦布女王为了夺取一头神牛而集结爱尔兰其他四国的兵力进攻阿尔斯特，偏偏此时阿尔斯特的所有其他成年男性因受到诅咒而丧失战斗力，库胡林独自一人阻拦四省联军，直到他的同伴在咒语失效后赶来加入战斗。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在激烈战斗时还会发生外形上的改变，令敌人望而生畏。然而跟他在战场上的风光相比，他的一生非常不幸。他在夺牛战争期间被迫杀死情同手足的好友弗迪亚，后来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父子相残，杀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康拉，最后自己也被麦布女王设计杀死。
下面我们以库胡林的故事为例，来探讨一下五位作家――奥格雷迪、格雷戈里夫人、辛格、皮尔斯和叶芝――是如何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编辑和加工库胡林的故事，并用之表达了什么样的文化和政治诉求。除了皮尔斯之外，其余四位均是英―爱（1922年之前，爱尔兰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称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作家。他们对库胡林形象的不同挪用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复兴的异质性和多样性。
奥格雷迪的库胡林：贵族领袖与骑士英雄
库胡林的现代重生，影响最大的源头当属斯坦迪希?奥格雷迪。奥格雷迪是第一位将古代盖尔族英雄故事普及到大众读者的现代英语作家。他的两卷本《爱尔兰的历史》将已经几近湮没的库胡林和其他古代英雄的故事重新介绍给现代的读者，并提供了足够有趣的原材料来吸引一位又一位的作家投身到以古代英雄史诗为灵感的现代创作中去。
奥格雷迪出身于典型的英―爱优势阶层家庭，接受的也是正统的英式教育，毕业于以亲英和保守著称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在政治上，如同大多数的英―爱优势阶层人士一样，奥格雷迪是拥护英爱合并的联盟主义者。
奥格雷迪对爱尔兰本土文化的兴趣与他的联盟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并不违背。相反，他从库胡林等古代英雄身上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救赎日渐没落的英―爱优势阶层的急需品质。换言之，他对库胡林的兴趣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旨在“给因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而濒临灭绝的、没能尽到职责的地主阶级提供一个高贵的榜样”。深受托马斯?卡莱尔（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的英雄观影响，奥格雷迪相信“贵族，凭借其历史传统和荣誉观，尤其适合统治”，他希冀通过英―爱地主的自身改革在爱尔兰的地主与佃户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有创造性的关系，这样既能维护英―爱优势阶层的贵族领导，又能解决爱尔兰实际存在的问题。
而库胡林的故事正好给奥格雷迪的改良派联盟主义理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库胡林最著名的一项英雄事迹就是独自对抗麦布女王的夺牛大军：当时阿尔斯特的其他男性全因为马夏女神的诅咒而陷入虚弱和昏睡中，库胡林一个人便牵制了前来进犯的麦布女王率领的四省联军，直至他的战友们从诅咒中恢复过来加入战斗。库胡林这种完全靠一己之力就能挽狂澜于即倒的英雄形象正是奥格雷迪理想的英雄形象和贵族领袖。在其主办的报纸《全爱尔兰评论》中，奥格雷迪多次提到上述库胡林神话，并认为时下的英―爱贵族也是遭受到类似的“整体魔法”的诅咒才会在阶级存亡的紧要关头不能自保。他认为英―爱地主阶级的衰败根源在于其自身的腐败与不负责任，而库胡林正提供了合适的榜样，教导他们如何靠勇气和能力担负起贵族的责任。奥格雷迪在1881―1882年间曾在都柏林组织英―爱地主的会议，鼓励他们积极应对土地改革带来的挑战。他还在基尔肯尼郡寻求当地贵族的支持，大力推动一些乌托邦式的改革，如建立毛纺厂、医院、剧院、烟草种植场等。
不论是贵族的榜样还是平民的英雄，库胡林都被奥格雷迪视为合适的“解药，来抵御卡莱尔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曾预见到的，无知人群的民主政治和不加约束的商业化所带来的危险”。格雷戈里夫人的库胡林：自我辩护与自我修正
1902年格雷戈里夫人出版了《默河弗纳的库胡林》（cuchulain of muirthemne），用现代英语重写了库胡林的古代史诗故事。在格雷戈里夫人写作时，爱尔兰文化界刚刚经历马哈菲/阿特金森事件的大讨论，爱尔兰语及爱尔兰语文学作品的价值问题第一次被清晰地摆到前台进行讨论。《默河弗纳的库胡林》完全可以解读为格雷戈里夫人对马哈菲/阿特金森事件的一种委婉回应。阿特金森等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爱尔兰语文学作品的道德性上。他们抨击爱尔兰语文学作品道德败坏，不适合年轻人学习。
格雷戈里夫人用库胡林的故事不仅试图来证明爱尔兰古代文学中存在着高贵的道德感和理想主义，她还同时挑战了保守派男性在凯尔特研究中的垄断地位。正如她在前言里所说的：“事实上，假如生活在都柏林的大学（那里收藏有那么多的古代作品）里的那些学识渊博的男士们对爱尔兰的事情怀有更多的尊敬的话，这个工作就不会轮到我这个家庭妇女来做，我还得管理房子、倾听抱怨、分配食物。”当时以圣三一学院为代表的学术权威们已经把凯尔特研究窄化为对一种濒临灭绝的语言所进行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是少数具有古爱尔兰语知识的男性学术权威才能参与的事情。格雷戈里夫人通过重写库胡林的故事，允许公众直观具体地接触到古代凯尔特史诗神话中的一部分材料。这种行为相当于将之前在学术精英们之间进行的有关爱尔兰语文学价值的争论扩大了范围，邀请了普通民众参与其中。格雷戈里夫人
然而，在挑战的同时，格雷戈里夫人仍然受到了阿特金森等人的批评的影响。因为担忧所谓的“道德性”问题，格雷戈里夫人刻意在她的翻译中对一些可能会引起批评的地方做了“净化”。例如，在描写鸟王追求伊坦的故事时，略去了关于女主人公的裸体的描写，引发一些自由派凯尔特学者的遗憾。格雷戈里夫人说她整理库胡林故事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借此创造出类似于英国的“亚瑟王”一样的故事经典，因而她只挑选库胡林故事中“最美的或最打动人心的”部分。这种有意识的编辑暴露了她思想意识深处的“后殖民不安全感”，即担心殖民者对土著文化的指控是正确的。这种自我怀疑的焦虑导致她对阿特金森等人的批评格外在意，并暴露了她对本土文化自信心的不足。
除此之外，格雷戈里夫人在重写库胡林故事时还刻意减少了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神?o对库胡林命运的干预，从而更加凸显库胡林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取得的成就。这种改动不仅反映了格雷戈里夫人具有的人文主义思想，也使得库胡林的英雄形象更易于接近和模仿。
格雷戈里夫人的《默河弗纳的库胡林》成功地吸引了世人对这一古代爱尔兰史诗故事的注意力，在事实上有力地反驳了马哈菲、阿特金森等人对爱尔兰语文学的指控。马克?吐温称赞其中的人物形象，弗雷德里克?约克?鲍威尔赞誉它是“一部优美的英语作品，也是一个优美的故事和主题”。叶芝甚至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盛赞“这本书是我这个时代爱尔兰出版的最好的书”。
辛格的库胡林：仿英雄与真英雄
虽然从格雷戈里夫人的《默河弗纳的库胡林》中受益良多，著名戏剧家约翰?辛格却对库胡林的故事进行了不同的挪用与改编。
但是仿英雄克里斯蒂最终成功完成“成人礼”，取得了真英雄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的崇拜，他们渴望英雄”，换言之，克里斯蒂自信心的激发、对自己潜能的挖掘以及各种丰功伟绩的实现都源自他意外地发现当地人崇拜他弑父的勇敢。这一发现将他从一个胆怯的男孩儿改造为一个勇敢的竞技者、完美的情人、出口成章的诗人和众望所归的领袖。即使在被揭穿了弑父的谎言，在重新被迫面对父亲时，克里斯蒂并没有被“打回原形”，回到原来的胆小懦弱状态，相反他真正理解了“我是谁，我能做什么”，从而成功经历了英雄的成人礼，勇敢地面对并战胜了父亲和众人的挑战。
假如我们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克里斯蒂的弑父行为的话，或许可以认为辛格是在鼓励观众弑去以库胡林神话为代表的父辈历史的影响。只有抛开对古代爱尔兰的辉煌历史的迷恋，现代爱尔兰才能像克里斯蒂一样站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来重塑自己的文化精神、挖掘自己的文化潜力，并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即“我是谁，我能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剧是辛格对当时盛行的虚无缥缈的凯尔特神话狂热的一种评论。辛格并不完全赞成叶芝等其他文艺复兴作家的完全摆脱现实生活的神话热情和非现实主义文风。他的其他剧目也都体现了其注重观察和描写爱尔兰农民的真实生活的倾向，以及他对时下流行的“虚无缥缈的、朦胧的、超自然的元素”的拒绝。辛格
然而，辛格的一片苦心并未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认同。阿贝剧院的观众多为略受过教育并小有经济基础的都柏林市民，他们不喜欢《西》剧，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提醒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的贫穷出身，不愿意回想起他们挣扎着离开的落后农村。而克里斯蒂的形象，在他们看来又是一个帝国主义丑化爱尔兰的形象：疯狂、不道德、夸夸其谈、具有暴力倾向。他们不满意这样的形象，认为它是对爱尔兰农村和农民形象的丑化。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他们只能接受正面的英雄形象。而辛格的英―爱优势阶层出身更增添了天主教中产阶级观众的怀疑与反感。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爱尔兰民族主义阵营内部的复杂分层以及他们各自对自身的理想文化形象（英雄人物）的不同诉求是《西》剧不被认同的根本原因。
皮尔斯的库胡林：少年英雄与血祭爱尔兰
相比于辛格的另类的声音，帕特里克?皮尔斯对库胡林神话的理解和运用更受本土爱尔兰人的欢迎，并且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实质性影响。
皮尔斯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之后被处决的起义领袖之一。相比他的革命者身份，皮尔斯的教育者身份相对鲜为人知。1908年，皮尔斯创立了男童学校圣恩达学院，自任校长，办学理念是“帮助尽可能多的男孩儿成长为好人”。在某种程度上，圣恩达是皮尔斯实践其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的一个实验基地。
而在这个实验基地里，库胡林是“一位虽然隐形但十分重要的成员”。大幅的库胡林壁画占据了学校的显眼位置，描绘少年库胡林接受武器成为武士的场景。画有库胡林的作业本和阅读书，有关库胡林年少时英雄事迹的故事讲述和戏剧表演，以及印有库胡林形象的徽章、奖章和明信片等物品，在无形中将库胡林的英雄形象内化于每个圣恩达男孩儿的心中。皮尔斯想用库胡林曾经浸润于其中的古代少年训练营的方法来培养新一代的爱尔兰少年。
那么，库胡林为何对皮尔斯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在笔者看来，原因有二：一是在皮尔斯看来，库胡林是完美融合了男子气概和盖尔民族主义理想的一个绝佳行为榜样。二是库胡林的故事给皮尔斯提供了一个将凯尔特的武士精神和基督教的殉道精神融合起来的绝好机会，从而方便他更具体、更清晰地阐释自己的军事民族主义理想。
库胡林年少成名，不仅武力过人而且拥有骄人的外貌，深受女士的倾慕和男士的敬重。库胡林的举止和事迹与广为流传的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故事颇有相似之处。但细究起来，库胡林的故事远早于英国的亚瑟王传奇，两者之间的任何相似之处都不会被理解为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模仿。因而库胡林给皮尔斯提供了一个能与英国划清界限的、正统的爱尔兰英雄榜样，方便他以之为基础建构自己的英雄主义和荣誉观。
通过在圣恩达学院模仿和复兴古代贵族少年训练营的办学模式，皮尔斯试图给未来的爱尔兰培养具有库胡林般的男子气概和英雄精神的领袖与精英，教导他们“学会如何建构一个幸福和统一的社会”。而库胡林对武力的崇尚与擅长正与皮尔斯的军事民族主义不谋而合。皮尔斯鼓励爱尔兰人放弃盖尔语联盟的那种温和的民族主义路线，转向更为军事、更为激进的政治民族主义，抓住机会武装起来。出于同样的思想，皮尔斯给圣恩达的优秀学生颁发的奖品不是书本，而是“一把闪亮的新来福枪”。时隔千年，库胡林在受训完毕接受武器成长为武士的一幕又在圣恩达学院以这种现代的方式重现了！
在另一方面，皮尔斯巧妙地将库胡林移植到现代基督教的范式内，借用基督教的叙事框架（殉道和牺牲）重述库胡林的英雄事迹，将库胡林的凯尔特战士（基督教眼中的异教徒）的形象重新建构为基督教话语内的英雄形象，以方便皮尔斯表达自己的天主教军事民族主义思想。在皮尔斯看来，库胡林的英雄事迹与基督教圣人的圣迹如出一辙――当库胡林为了保护族人，将重伤的自己捆绑在山石上坚持与敌人战斗至死时，他与流尽鲜血、拯救世人的基督没有什么不同。并且皮尔斯进一步将这样的库胡林与自己的“血祭爱尔兰”的革命思想结合起来――烈士为了解放爱尔兰而流的鲜血与基督为了拯救世人而流的鲜血同样神圣，并具有同样的普世救赎的功能。
而事实上，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就是这种殉道者精神的生活版真人秀。武装起义引起的震动，都柏林大街小巷里的斑斑血迹，以及事后15位起义军领袖的被处决，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温和派靠非暴力方式取得民族自治的可能性，将爱尔兰民族主义进程义无返顾地推进到了军事民族主义时期，并且稳稳地将皮尔斯等人放入了革命烈士的神龛行列，与埃米特、托恩、休?奥尼尔等曾经为了爱尔兰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烈士一起为世人瞻仰。皮尔斯
如今，在复活节起义的指挥部所在地都柏林邮政总局大楼内，矗立着一座库胡林的纪念雕像。这个完成于1912年的作品被公认为是最能代表复活节起义精神的视觉象征。雕像展示了传奇英雄库胡林勇敢面对死亡的瞬间：重伤的库胡林已经不能站立，却将自己绑在石柱上，坚持与敌人奋战到死。库胡林近乎赤裸的身体以及他身体倾斜的弧度都能令人轻易联想起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形象。库胡林的英雄主义、耶稣基督的牺牲精神和皮尔斯的“血祭爱尔兰”主张在这个矗立于起义指挥部旧址的库胡林像上得到完美融合。
叶芝的库胡林：落寞英雄与英―爱孤寂
叶芝的英雄主义不是奥格雷迪式的力挽狂澜的英勇，而是“必须在没有外援、没有外界同情的情况下完成自己使命的孤独个人所具有的品质”，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英雄。正因为如此，叶芝格外关注库胡林的英雄光辉背后的孤独与寂寞。《库胡林之死》（the death of cuchulain，1939）这部叶芝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创作的戏剧即结合了其对人生与死亡的思考。当库胡林得知情人埃特纳中了麦布女王的巫术才会捎来内容相反的口信时，他却仍然按照口信的要求立即投入战斗――在浓厚的死亡预兆下，他的选择与其说是英勇，不如说是鲁莽。而他最终不是死于任何能与他匹敌的战士之手，而是在重伤之后被一个盲人为了12便士的赏金割下了头。这一情节安排极具讽刺和悲怆的意味。盲人、乞丐，与战士、英雄的强烈反差凸显了贵族的没落和造化的弄人。库胡林作为一个英雄的孤独感扑面而来。
叶芝凭着诗人的骄傲放弃了多数观众的理解，而只愿意影响少数相同的头脑，因而他的戏剧越来越抽象和晦涩。面对年迈、孤寂和被边缘化，叶芝并没有退出战斗，相反，“叶芝越年迈，越对自己与当代世界的差异更不妥协”。如叶芝在诗中所说的，他“在嘲弄中想象”库胡林的故事，并以之为武器“来处理各种‘适时的’和‘永恒的’的问题”。叶芝的库胡林代表了“叶芝与他又爱又恨的爱尔兰之间的紧张关系。被误解、被嘲笑、被背叛，库胡林几乎是故意地后退到一个更为高贵、几乎无法接近的过去”，而且“库胡林真正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其年轻时在爱情与战场上的威力，而在于他面对残暴的命运扔来的投石与箭矢时仍保持冷峻的无动于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