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播种希望.郑友青_在基层播种希望

其他范文 时间:2020-02-27 10:56:16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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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播种希望

春草孕育希望,在“润物细无声中”体验心中的滋养;夏荷孕育希望,在“出淤泥不染中”贮存心中的圣洁;秋叶孕育希望,在飒飒之萧条中汇聚心中的归根;冬雪孕育希望,在漫天之素美中饱经心中的飘然。世间无物无不播种希望,他们要创造的是前面的光明,我们更应如此。

诚然,希望于心,永存信念,终会迎向成功。

就像我看到的这篇故事一样深深的打动了我。也让我体会到希望的力量。

本是成都名校的音乐教师,只因偶然的一次旅行拨动了爱的琴弦,她毅然带着年仅3岁的女儿,到500公里外的高原学校支教。3年后,她主动前往更偏远的学校,甚至转了工作关系,举家扎根高原……

放弃成都的一切到高原,那是一种怎样的勇气?

淡定从容地安家高原,那是一种怎样的纯净?

担当1000个娃娃们的老师、家长甚至是保姆,那是一种怎样的挚爱?

带着疑问,驱车数百公里,前往平均海拔3800米的塔公草原,听她上课,看她排练,陪她查寝室,跟她一起吃泡面……我们希望,以这样贴近的姿态,去近距离感受她那颗高洁美丽的心,去探问她不同于常人的人生追求。

这个教师节,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位从成都到高原支教的老师:谢晓君。

正午气温10摄氏度。8月底,海拔3800米左右的甘孜州康定县塔公草原,已经笼罩着深秋的寒意。

在塔公乡江巴村牧民定居点,村长吾吉正在打电话通知村里各个小组长,9月10日教师节,他们要代表全村给6公里外的学校老师送去自家产的酸奶和省下来的白糖。这是高原人表达感激的至高礼节。

这所九年制乡村学校,海拔比塔公乡镇还要高200米。在塔公,人们都知道一位叫谢晓君的汉族女老师,她来这里8年了。记者见到谢晓君时,她正在学校指挥400名学生排练她编排的舞蹈《祖国你好》,热情奔放的锅庄配上欢快激昂的乐曲,这是学校的保留节目,将会在教师节表演。

舞蹈中有一个让谢晓君情有独钟的动作,同学们举起双手,手腕相抵,手掌和十指做出花的手势,一圈圈地围起,由低到高,400名同学拼成一朵巨大的花朵,“那是格桑花,草原的花朵,像孩子们一样。”谢晓君说。

在她眼中,两腮透着高原红的孩子们,像极了草原上最美的格桑花。谢晓君说,格桑,藏语为幸福的意思。格桑花就是幸福的花朵,别看它们杆细瓣小,却是高原上生命力最顽强的花。

改变人生的草原之旅

与丈夫胡忠一起在成都石室联中教书的谢晓君,人生轨迹的改变,缘于2000年国庆大假的塔公之旅。

工作上,谢晓君也面临转型考验,学校最需要生物、数学、生活老师和图书管理员,而她是音乐老师,一双弹钢琴的手,初来乍到帮不上什么忙。

“既然来了,说什么也不能打退堂鼓。”不服输的谢晓君,让朋友从成都邮寄生物教材、数学教材、图书管理书籍,一个人在夜里自学。她转型任教,只用了不到5个月。

2003年的六一儿童节,谢晓君作出了让丈夫也感到惊奇的决定:“留下继续支教一年。这里的孩子和天空一样纯净,他们需要老师。”

五颜六色格桑花的召唤

谢晓君说,成都的学校没有她,会有更多的好老师。而在塔公,她的作用更大,这里缺老师。

谢晓君去康定支教后,石室联中曾收到她的两封延期支教申请书。2006年初,是谢晓君支教的第三个年头。得知成都石室联中已经安排她在新学期任班主任,同时教初一14个班的音乐课,谢晓君只好放下写第三次申请支教的笔。

2006年秋季开学,谢晓君回到石室联中。但,她的内心经受着另外一番挣扎。她在工作日记中写道,“回到成都,再也没有停电和寒冷的困扰,再也没有繁重课时量的负荷。成都的一切都很好,领导好,工作好,孩子好,家长好,当名校班主任的感觉更好。但,我内心常常涌动的却是一种歉疚和失落,因为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塔公孩子们期待的双眼……”

谢晓君收到高原孩子们寄来的信,里面是五颜六色的格桑花,夹在书里做成了标本。“谢妈妈,我们想您!”“谢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这样的话语让谢晓君那么牵挂,“每次一读就落泪,就想回到塔公。”

决心已下。谢晓君悄悄瞒着父母,开始调动自己的工作关系。“给我办手续的工作人员很纳闷,为什么坚持去那么偏远的地方,是不是爱上了那里的小伙子?”谢晓君想起当年的调动场景,就忍不住地笑,“我当时就回答,差不多,不过我是爱上了那里的一大群人。”

“摔跤的山坡上也有浪漫”的扎根

康定县教育局王康乾局长现在还很感慨,谢晓君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位从成都教育系统将工作关系调入康定的,“仅凭这一点,她就感动了我们整个康定!”

2007年春季,谢晓君来到康定县教育局报到。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她没有继续选择位于塔公乡上的西康福利学校,而是到了条件更艰苦,距离塔公乡镇20多公里外的一所九年制乡村学校。当时,这所学校刚刚选址完成,四排白色的板房和一顶帐篷就是学校的基础设施,600多名学生在此上课、住宿。

“这样的工作环境,很多当地老师都受不了,但是谢老师坚持下来了。”学校校长德吉央宗说。

谢晓君和另外4个教师姐妹挤在一间板房里。吃饭,要从100米以外的食堂端到大帐篷里。冬季风雪大,两层风雪帽和厚厚的围巾遮得眼睛连路也看不清,走一步要停一步。

4月风沙最大。大风一刮,漫天的黄沙扑面而来,让人无法躲闪。出门上一趟厕所,刚刚换上的干净衣服,就会变成土黄色。“这些都不算什么,大家团结一致,克服学校初创期的困难。”而今,随着学校工程建设的加快,一座现代的教学楼正在拔地而起。

刚到的一年半时间里,通讯,曾经是谢晓君与家里联系的最大障碍。“学校驻地没有手机信号,每次打电话要到一公里外的山顶上去打。”谢晓君指着校外的一座山丘,高原的山,看似平缓,实际行走却艰难,冬天冰雪覆盖,走一步滑两步;夏天浇过雨的土层,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这段路,谢晓君光上山就要用1个小时。

胡忠仍然在塔公,由于交通和工作太忙,夫妻俩一个多月才能见上一面。于是,每个周末中午,大家都会看到谢老师踽踽独行的深一脚、浅一脚的爬山身影。

“看得我们都不忍心啊,谢老师付出了太多。”德吉央宗说,但身边的老师从来没有听到她对这里的艰苦环境抱怨过一句。

而在谢晓君装着五线谱的音乐情怀中,让自己多次摔跤的山坡上也有浪漫,“蓝天白云,大地青草,你可以躺着大声地跟父母聊天,跟丈夫交流工作和生活感受,那一刻,很幸福……”

事实上,这样的幸福是“骨头里面挑出的鸡蛋”,谢晓君选择在中午爬坡打电话,是怕遇到狼,尽管如此,她还是碰上过几回白天出来觅食的野狼。

随时装着创可贴的文具盒

“你看草原上的格桑花,太阳下每一朵都是这么精神抖擞。”谢晓君说,老师对待孩子,就应该像太阳照耀草原上的格桑花。

谢晓君给孩子们讲述草原以外的世界——

走出草原,翻过群山,有一个地方叫**,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从**广场上升起;走出草原,翻过群山,有一些更大的学校叫大学,那里有家乡草原最需要的知识力量;走出草原,翻过群山,再回望自己的故乡,它有最美丽的草原和最善良的乡亲,值得我们去爱,不管走到哪里……

这些谢晓君自己编写的励志话,和她的关爱一样,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学生们的心里。

学校创建时有600名学生,她是600名孩子的“妈妈”。现在学校有1000名学生,她是1000名学生的“妈妈”。师生们都知道,谢老师房间里的灯,是学校里熄得最晚的。

每天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半学生就寝,谢晓君的心思一直在课堂和校园。晚上,当学生们睡觉后,她还要查寝,为蹬被子的学生盖被子。等学生宿舍响起均匀甜美的鼾声,谢晓君才拖着一天的疲惫回到宿舍。

师生们都知道,谢老师晚上要用艾条灸敷她的风湿病。那是一个塔状的木盒,点燃艾条,用一个棉布做的罩子罩上,等木盒发烫,放在肚子上、腿上,慢慢地敷。“这个法子是其他老师教我的,对付风湿关节痛很有用。”敷热完后,谢晓君会披上军大衣,打开电热器,批改作业、备课,经常至凌晨两三点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谢晓君说这样的日子:充实。

而孩子们还看到了其他。六年级6班、来自江巴村的14岁女孩泽仁巴姆,最揪心的是谢晓君的手指,这双弹奏钢琴的手,来到高原后粗糙了很多。

“谢老师手上总是缠着创可贴,每次我们问她是不是手指伤了,她总说这样写粉笔字比较快。”泽仁巴姆小声地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谢老师手指甲都裂了,所以每次我们听讲都很认真,不让谢老师多写字。”

每次谢晓君上课,会拿出一个文具盒,里面有两层,上面放着彩色的粉笔,下面放着几张创可贴。“在高原本来皮肤就缺氧,冬天皮肤开裂也是正常,很多老师都用创可贴缠手指。”谢晓君说。在这所乡村学校的4年多里,谢晓君用掉了近5000个创可贴。

不能叫声“妈妈”的女儿

女儿在学校六年级6班就读,妈妈是班主任,但她在课堂上从没有叫过一声 “妈妈”。“学校里有些孩子是孤儿,考虑到这一点,我和胡忠让女儿在公共场合叫自己老师。”谢晓君说。

“我和妈妈有默契,别人都不知道。”小胡文吉笑着说。这个住在学生宿舍,会说一口流利藏语的汉族女孩,脸上也有两朵红彤彤的高原红。胡文吉的藏语名字叫曲桑拉,不仅同学们叫,连谢晓君上课点名也会叫一声“曲桑拉”。

胡文吉所说的 “默契”是什么呢?原来,谢晓君夜晚查寝时,总会来到女儿床前,裹一下被角,然后轻轻地在女儿额头上留下暖暖的吻。

谢晓君与丈夫都感到对女儿亏欠太多,夫妇俩没少和家里人争论。谢晓君的母亲郑文馨希望外孙女能回到成都读书,“父母去实现人生价值,不能让孩子也在高原上受苦。”

而从三岁就跟父母来到高原的胡文吉,似乎已经适应了高原生活,“这里的同学都很好,大家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能相互照顾。”胡文吉说爸爸妈妈已经答应了,读高中的时候她就可以回成都了,“成都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她对记者说。

胡文吉最喜欢寒暑假,“放假了可以回成都,可以和妈妈一起看电视剧。”

在高原学校,“每周给学生放录像,肯定不能照顾到每个人的口味,而我一天到晚都在忙,根本没有时间看电视。”谢晓君说。

这个暑假,谢晓君和女儿在家里待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娘俩很少出门,她们窝在家里看电视剧。“人家孩子放假回来总要到处耍,她们母女俩倒好,一天到晚在家看电视剧。”郑文馨说。

暑假,谢晓君终于能把心思全部放在女儿身上,这是迟来的补偿,虽然很少;对女儿而言,这是最幸福时段,可以在家里跟妈妈撒娇,即使只是叫声“妈妈”给自己拿一瓶饮料。

“忠孝不能两全”的理解

谢晓君说,能够支撑自己在高原坚守下去,也有来自父母的力量。“从小父母给我讲,忠孝不能两全,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话里藏着她心里永远的痛。

2008年春节,大年初三,谢晓君的父亲谢景熹选择了女儿在身边的时候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还不知道,女儿已经把工作关系调到了康定。

“只要您当初说一声不让我去,我肯定在家照顾您。”谢晓君撕心裂肺地呼喊没有唤醒父亲,这位经历过朝鲜战场洗礼的父亲给女儿留下了太多的愧疚……

原来,调转工作关系这件事,谢晓君一直瞒着父母,也没有告诉大姐、二哥。

回想2003年,当谢晓君离开成都奔赴康定支教的前夜,父亲站在门口,看着女儿收拾行囊,竟落泪了。他曾在朝鲜战场上流过血负过伤,却从没流眼泪。谢晓君的眼泪也扑嗒扑嗒地滴在了背包上。

是母亲郑文馨过来相劝:“老头子,哭啥子,女儿支教是好事,你应该支持!”谢景熹的童年是在孤儿院长大的,他不希望女儿再受苦。“就是因为不让更多的孩子在孤儿院受苦,我们的女儿才要去帮助他们!”这句话果真劝止了谢景熹的眼泪。

“要去就把工作干好,当成是战斗,别怕吃苦。”父亲这句话,成为了谢晓君的一个精神支柱。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支教这件事做下去,我会像谢晓君学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贡献力量,为家乡的孩子们开启一片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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