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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自由的伦理解读
作为现代社会须臾不可离的神经系统的大众传媒，必须拥有按照自己意志和利益行动的权利，大众传媒自诞生以来就和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一部大众传播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传媒自由的历史。早期传媒自由主要指人民群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后来传媒自由发展为由体制赋予传媒的一定自由空间，以保证传媒在报道事实真相的过程中不受政治力量的钳制。但这种空间也是建立在公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的基础之上的。站在集权主义对立面的自由主义传播思想兴起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并随着革命的胜利而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然后辐射至全球各地。在这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中，传媒从业者的人格形态也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家到政党报刊时期的工具人格的转变，最终随着商业化报刊的兴起而获得独立人格，成为传媒伦理的现实承担者。西方传媒自由思想的形成原本是对西方自由主义运动的深刻总结，体现着西方传统的人文精神，本身就具有价值合理性。因此马克思和列宁也并不否认这种自由的价值，而且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传媒自由观，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都有边界，溢出了这个边界，就会受到限制，道德限制是主要限制之一。传媒自由不是传播主体的随心所欲，而是权利和义务、自由和责任的统一体。二战以后西方兴起的社会责任论，针对自由主义模式的弊端提出了大众传媒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将社会责任作为对传媒自由的伦理规制。这种理论虽然还不成熟，存在逻辑缺陷，但是它的确把握住了传媒伦理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对于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传媒事业有普遍借鉴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业化改革使得中国的大众传媒获得飞速发展，传媒自由得到了坚实的物质、法律保障和政府支持，传媒从业者也形成了独立人格。但是商业化运作也使得传媒责任缺失问题凸显出来，因此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坚持传媒专业主义才能克服商业化运作带来的弊病。商业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对立统一是传媒自由和传媒责任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在传播实践中，大众传媒必须在商业主义和专业主义之间取得平衡，努力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义利统一，并且以社会效益为主、以道义为主，首先达成传媒系统自身的和谐发展，继而才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成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本文根据这个思路阐述了以上几个主要问题，核心是以传媒自由与传媒责任的矛盾为线索，探究传媒伦理的若干重要问题：第一章讨论西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历史衍变，这期间传媒从业者人格也经历了由革命宣传家到政党工具再到独立人格的发展。第二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列宁的传媒自由观，他们的传媒自由观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哲学自由观基础之上的，是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传媒伦理建设的理论指导。第三章论述在传统传媒自由思想遭遇挑战的情况下，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观成为传媒自由的伦理规制，传媒责任的理论根据是伦理学上经常接触的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道德义务与良心、目的与手段等之间的辩证关系。第四章主要是介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大众传媒伦理建设取得的成就，我国的传媒也由计划经济下的“阶级斗争工具”转变为了市场主体身份，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五章以传媒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原理分析中国传媒自由面临的困境（商业主义与传媒专业主义的矛盾对立），以及理论上和实践上超越困境的一些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