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读书笔记 经管实验班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
我们常说过去是中央集权，那只是在中央所在地这一区域才体现 集权；到了地方上，则大体上是一种比较放任的政治。这是一种管理成本很低的模式，才不需要大量征收赋税。小政府模式最怕的就是天下有事。其实清朝的政治体制并非无优势，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把劣势毕露无遗。在辛亥革命前，由于列强的入侵，国家有事，但是形不成统一的领导，不会在地方形成有力的反击力量。一个国家是不能仅仅靠中央组织的国防安稳的存在于世界浪潮，必须要有相对统一的地方保卫体制，更何况清朝的国防战斗力很低下。我觉得这种中央集权是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安定民心的一个有效的体制，因为它运作的低成本，所以有利于国家初建时的发展。我想这个同样可以适合于现在社会。一个企业在成立之初通过某一个有效地领导可以大大节约管理成本，而成本的降低就为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像清朝一样，从始至终维持一个体制，没有根据自身情况的改变相应的调整管理模式势必会吃下苦果。
晚清的困窘在于，一旦中央政府选择了富强这一目标，就不能不在政治伦理和统治模式上做出根本的结构性改变。
这句话中提到了晚清的困窘。我觉得好多学者在批判晚清改革不彻底，不会领导中国走向富强时提到封建统治阶级局限性是正确的，但是人的本性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自私的存在，没有人会和自己的未来过不去，没有人会为了毁灭自己的未来而努力，所以我觉得清朝不能彻底改革是可以理解的。晚清如何解决这种困窘似乎是没有什么讨论价值，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政治体制都是要变，而每一个人都不会喜欢自掘坟墓的，更何况一个王朝。那么我们应该思考的就应该是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我个人认为闭关锁国的弊端就在此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学习，没有新知识的接受和运用，仅仅靠以前形成的一种行为方式是行不通的。要具有一种对自身和周围环境变化的敏感，积极地进行调整，而不是像清朝一样在虚假的稳定中沾沾自喜，等到问题出现就已经不可改变。
那次我们不太注意的演习，也就是在1905年，所以废科举和新兵演习都是一个大事的不同面相，都反映出一个结构性的体制转变。在我看来，这是最后导致清政府崩溃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小政府模式的基本准则就是政府不作为或少作为，只有不扰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如果政府要有作为，就需要花钱。那是的经费来源，要么加征各种临时性的费用，要么就借债，两者就是当时所采纳实施的。后来借债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卖国”的行为，其实就当时的政治伦理而言，这可能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借债总好过加赋，加赋就立刻失去统治的正当性了。但对当下出钱的人来说，临时性的征收与常赋差别不大；而借钱要还，最后还是要转嫁到基层的百姓身上。所以为富强而大幅增加开支，是一个让人非常不爽的时代。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戏言在这里作总结也可以。我认为这一段描述了清末的利益冲突，实际上就是政府和百姓的利益是有冲突的。政府希望通过自己的改变为自身以后的稳定奠定基础，而百姓则已经习惯了在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下仅仅满足生存标准的生产，在有有事情时，两者都会很正常的去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当利益出现冲突时，强权会维持自己动作的进行，结果必然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我想这应该就是上面提到结构性体制转变会导致清政府崩溃的原因。而我从中又想到了辛亥革命中的种种不服从组织领导的行为。革命党可以组织会党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在开始时他们的利益又切合点的，会党为了在短期内为自己增加财富，而革命党又会给提供工具，看似玩命的活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失去了它存在风险的性质，会党关注于成功后的利益，而革命党则在开始利用这一点弥补了自身武装力量的不足，但也为日后的混乱埋下了祸根。所以我觉得革命这种东西武装力量的选择是个关键，选择失当很容易导致革命变了味道，失了初衷。孙中山先生再后来开办黄埔军校应该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最体现西方优越性的就是管理，这是我们中国人不擅长的。
辛亥革命是个充满了变革的时代。文化，思想等等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非常混乱的局势下变化最显性的是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变革就意味着管理思想的变化。中国就像是被打了过多激素的动物迅速变化。我们的管理思想接受没有经过漫长的过程，几乎就是稍有了解就会马上付之于行动，用实践检验这些东西的正确性。所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日薄西山的晚清朝廷，还是怀有美好理想的革命党人都忽视了基层人民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还处在愚昧状态的底层百姓，为的无非就是平平安安，活着就好。所以在这个时期没能得到底层人民的支持很正常。也许会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是不会去团结民众，这是阶级局限性所导致的，而我认为这还是个思想导致利益不一致的问题。民众听从革命派的前提就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得到保证，他们听从管理的思想还没有形成，只会从自身考虑。即使革命党去团结，我觉得也不会得到积极地响应。这也是出现会党这个大麻烦的原因。我认为辛亥革命有没有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权并不重要，主要是它为日后中国各种完善的组织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大家不会仅仅因为自己眼前的利益得不到满足而总是改易旗帜或祸害百姓，也不会像个奴隶一样没有追求，也许这次思想上的变化有点极端，因为有多数人把革命当成了自己的完全解放，但最起码它先重塑了中国人的个人人格，为以后服从指挥的规则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可以这么讲，中国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表现得有组织，有纪律，都是源于辛亥革命期间人们思维的渐变和提升。我们不能仅仅以成败论英雄，无论什么时候。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加，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
用这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问题。教育的高成本化以后，中国多了更多不稳定因素，就像现在接受了教育却没有工作，因贫穷而接受不了高等教育。我们在批判清政府的腐朽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去发现这个王朝能够存在如此长时间在政治上的智慧。低成本在有些情况下意味着低效，但这真是一种稳定的方式。当然，凡事都是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调整和改进。我觉得就像现在已经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到根源，例如教育在地区的差距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资助的方式进行一种平衡，但是没有作为，在现在的社会，政府不会得到一个稳定的管理环境，希望我们在事情还不严重的时候就有所缓解，而不是向清朝即使想作为也无法下手。
以昔況今，皆如隔世。
这是梁启超1912年秋天回国到京之后第一次演说中的一句话。可见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作者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在这句话之前加了一句“无论物质的方面精神的方面”，概括简练而全面。其实我觉得这补充还是调整下顺序的好，应该把精神的方面放在前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我非常关注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思想巨变，因为我在上面提到辛亥革命对后世的影响。社会总是会发展的，生产效率总是会提高的，中国人总会摆脱贫穷的生活，但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以一个独立的民族的身份真正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我们可以在外国人的控制下取得进步，但是失去了民族的独立性这种进步又有什么意义呢？无论辛亥革命期间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稳定，我们到底有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国意识，至少我们的思想开始改变，这是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无法比拟的。思想的变化导致行为方式的变化，行为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变迁，我们能生活在今天这样的社会应该找到真正的源头，而不是仅仅因为没有建立政权而认为辛亥革命是场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
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
知识分子找出路似乎也是现在的一个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好像还好一点，因为过去读书为了什么，是为了做官。而朝廷取消了科举，大量新式学堂的兴起的确输送了大量人才，但是在一个分工还并不完善的社会中这些人能够做些什么呢？可以说清朝为自己的草率买了单。政策的出台一定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背景，单纯的想法往往会坏事。那么辛亥革命从这个方面似乎就可以说成是就业压力的爆发导致革命的发生。我突然觉得清朝很搞笑，忙中出错，乱了阵脚，的确可悲。
这句话还有提到个人出路和国家出路的契合，那么现在的社会似乎主要存在个人出路的问题。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每时每刻。那么当国家出路出现危机时，中国人是否会在第一时间为了这个民族团结一致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又回到了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即使有，信仰的不统一，国家意识的淡薄也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
在张鸣先生的《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提到当时的议会成员主要是士绅，还有个例子就是江浙地区的地方官员早就习惯了遇事咨询士绅领袖的意见，所以这些例子可以证明士绅的作用。士绅的影响力和官员的执行分开应该是一个比较利于稳定的模式，权利的分开的确有利于防止专权的产生。只是很可惜，中国只有少数地区有这种体制，当出现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时，士绅在短期内没有现实的作用，也取决于他们行为的自发性。所以我觉得辛亥革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一段时间为了革命而革命，用金钱团结了会党而没有发动思想还算有点水平的士绅。虽然临时政府可以成立，但是要看到有些地区的光复靠得是无组织的自发运动，革命党是没有领导他们的。成果出现是要分析到底有多数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因为美好的理想就仅仅看到表面的光鲜。
我们研究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就要看到它并没有像过去所说的所谓往下沉沦，而是正在试图起死回生，同时也要看到所采取的措施没有针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没有受惠，知识分子也没有出路，这种情况下，掌握着平等。民主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就趁势而起了。
我觉得这个对清朝的评价是非常不错的。就如一个人一样，在低谷时都是会有挣扎的，而不要仅仅因为失败就忽略了即成弱者的努力，对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同样都是前进。但走得慢的、缺乏民意的，终究要被走的快的、符合民心的冲倒。
得民心这的天下在这句话中与充分的体现
但学堂推广于南北之后，则学生已如同工厂里的产品，每年都是一批一批地被制造出来的。这种成批产出和逐年产出所合成的数量和规模显然要比科举给予的功名多得多和大得多。而以当日中国社会所能接纳的程度相衡量，其间的大半同样在没有出路之中。由此形成的矛盾最终都会转化为学堂群体更多的不安宁和不肯安宁，并从清末一路延续到民国。
我看到这段话很自然的想到了中国社会现在的情况。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确是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现在有种说法，大学就像妓女，只要有钱就随便上。当然这句话非常难听，不过这确实反映了中国一个和清末时类似的问题。我们的确应该提高公民素质，但是如何提升？仅仅就是降低大学的门槛？和过去一样，现在上了大学一样不会有非常的自豪感，因为社会上的大学生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大学教育的宽进宽出（以前都会说严进宽出），从大学出来的人并不一定掌握了有用的知识，那么人才的选择上会很困难。而社会上现存的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就是本科至上，导致学习真正专业技术的人才工作困难，那社会整体就会背离真正关键的知识体系，高效从何谈起？社会稳定从何谈起？所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不要再这个问题到无法解决时才去思考如何改变。我有些担心，有些恐惧。
革命和造反都是类聚，然而时当除旧布新而又新旧杂陈之日，知识人身在多色多样之中，由此形成的类聚，又往往是一种没有文化同一性的汇合。
在这个过程中，各色知识人类聚于十六字誓言之下，但他们之间的没有文化同一性，又决定了这种类聚之松散和易碎。
我在看张鸣先生的《辛亥——摇晃的中国》时有一种感觉就是乱。会党，士绅，革命党，军阀，大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革命，后来却都算在了辛亥革命头上，有的的确有革命党的作用，可是有些则纯粹是为自己获利而造反，然后挂上革命的旗号。这样的一场革命是不是可以被统一领导显而易见。想想孙中山先生的初始想法，从边疆逐渐进入内地可能会有些慢，可能难以满足人们对于改变的要求，但那是一个真正有基础，有稳定的方式。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不会允许这种形式，一次没有根的革命就这样产生了。我突然觉得孙中山先生很不容易，面对胜利却只会感到空前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就是赢在了渐进胜利上，而如果回顾过去，孙先生是他们的老师。
抛开历史，我觉得一个团队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只有这样领导才会有效，工作才会高效，规则才会有执行的可能，志同道合总会产出巨大的力量。我觉得历史不光是给我们以研究的材料，还给了我们古今通用的准则。
后来黄兴起事失败“索捕甚亟”，有心东渡又“绌于川资”。而曾做过两湖书院院长的梁鼎芬与之师生“密会”，先责以“洗心革面”，继“知东渡无资，遂赠银若干”。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故事会很自然的有种自豪感。中华民族的宽容，善良都在这里有体现，包括日后的对日本侵略者的宽容。我觉得我们的心理真的很有意思。
而二次革命的一触即溃和一溃即散，有非常明白地说明曾经拥护革命的城市社会此日要的以不是革命而是秩序。
对于这句话我倒是觉得整个过程人们需要的都是一种秩序，一种安定的，能够生存的秩序。所以会党也好，商会也好，革命党也好，大家都在需求一种安定的秩序，当然他们在找属于自己的秩序。辛亥革命在进行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光复的地区并没有真正的稳定，特别是对百姓，人们才会在袁世凯身上寻找归属感，所以革命党并不会像后来的红军一样得到人民的支持。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人们都会倾向于相比之下更加稳定的秩序，并且去维护帮助他。当然这些在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无法做到的，太快的变革真的不利于稳定。
于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便不得不在时间上前后倒置地展开于社会变迁之中，去为一场成功得太过容易的革命做完它应做而未做得事。
这种情况的产生我认为是不能够控制的。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难以存在一个渐进的革命成功，看下辛亥革命的过程就很容易了解到在武昌首义之后，其他地区迅速响应，哪怕是没有革命党宣传的地区都会自发的革命。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是难以控制的，我对辛亥革命会形成这样一种无奈的时间格局和发展进程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毕竟我们要顺应历史。不过似乎这么说在辛亥革命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历史也许就是这样，总是要牺牲一部分人以推动它的运转。
一批深受皇恩的“干部子弟”可以存心求死，坚定表明自己是革命党。注意这是一批受到政权恩惠的读书人，另一批维护他们的人更是政权本身的成员，这种集体行为背后，揭示出一个新观念的浮现——一个超越于朝代或种族的“国家”，逐渐出现在这些人的意识层面，越来越清晰；很多人至少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值得为之牺牲。
我很高兴的看到自己对辛亥革命的一个看法在这里得到了支持，就是辛亥革命对于人们思想转变所起到作用，或者是一种思想启蒙。国家意识从无到有的建立起来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过程，我在这段话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是，这种国家意识又是怎么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消亡的呢？的确，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不可能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那么在国外思潮来袭时，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去捍卫我们的中华意识，去感受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我并不觉得国家的危难是像外族入侵这类事情，而是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价值观，盲目地寻求一种国外元素的同化。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去强调中国文化，去唤醒中国意识，让我们这些年轻一代做一个由内到外的中国人。
政治就是分清敌我——施密特
革命总是发生在统治者已经有改善的时候，而不是最坏的时候——托克维尔
各省只打自己的小算盘，这是中国真正的悲哀。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容易，但是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却是难上加难。各省靠不同的力量进行革命，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趋向的政治组成，意见难以统一是肯定的。人人为己不光在历史中，现实只是表现的稍微委婉一点而已。自私其实从个人角度讲，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天下善恶不再分明，实力决定国是，也裁定是非。民初的中国成为一个以力取胜的蛮性世界。
中国在一种学习的过程中变得激进，各种思潮倾倒式的涌入。那么我就想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没有选择的，或者极度片面的去接受并解释一些思想呢？比如上面就片面的使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我觉得当时的人有一种倾向，就是倾向与强者，简单的认为强者的东西就是好的。的确中国在中华天朝的幻梦中生活了几百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不堪一击。这种心理的落差的确难以让人忍受。有识之士为了中国在世界中迅速恢复地位和权利，就去寻找简单快捷的方式。例如立宪就是看到了日本的强大。这种急切的态度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过程粗放，不会根据本国国情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个我倒是想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大多数人在探求属于自己的学习模式时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照搬别人的学习方法，没有考虑自己的基础，简单的跟风，虽然初衷没有问题，但是做事的方法未免太过草率。失去了自己就是取得成绩也不会太好玩。
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确实是辛亥时的一种事实。这似乎又是生存法则的在人类社会的具体体现。虽然现在的竞争变得非暴力化，但是上面所说的以力取胜把力理解成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行得通的。历史中的生存准则都是如此，现在同样，我们没有理由去做不求进取的一代。
“其专在上”，中央集权，地方势必失去自主性，失去了自主性，地方就没有积极性，只能是一潭死水；“砌砖在下”，地方做大，又易形成外重内轻之局，一旦这种格式形成，就极可能导致地方诸侯割据、混战，民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中国的历史还是难逃“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这样的轮回。
在本书中有提到割据的问题孙中山面对了，袁世凯面对了，做的比较好的是蒋介石，但是他也是相应的付出了代价。所以专在何处的确是个难以平衡的问题。那为什么中国总是在这种轮回中发展呢？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成立时间不长，比如美国，有过内战，不过那是两个相似的阶级因为不同的利益导致的。那么中国呢，是不是可以说在度过了封建的时代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大同小异的和平中比较稳定的发展呢？对于上面提到的轮回，我倒是抱一种乐观的态度。举个例子，大家都在埋怨政府腐败，但是似乎大家的生活还是不错了，不稳定因素在大多数人可以容忍的限度内，那么不会大多数人去寻求政治上的冒险。一个时代无论多么和谐都会有不满的声音，这是必然的。但是这些不满的声音是否可以强大到足以改变一个政权需要许多特殊的环境因素。所以对于轮回这个问题，注意就可以，还是乐观点好。
晚清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各地封疆大吏的崛起，地方士绅所形成的“士绅公共领域”，在革命未发生之前，已经使清王朝开始解体，一旦革命发生，立即以“地方独立”的方式让旧王朝崩盘。
这是对辛亥革命在政局上本质的一种描述。就是说辛亥革命仅仅为清朝解体提供了一种契机，并非就是这一场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的运动。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在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暂且认为这是场失败的革命，当然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不应该以偏概全，把原因归结到资产阶级身上，因为参加这次革命的人并都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党组织的。而既然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隐性的形成了现在的格局，那么说讨论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成就或失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还是从其他方面，或者抛开辛亥革命这个事件，而去分析这个时期会更好一点。
而对于全国相对统一，我觉得还是从蒋介石时期开始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