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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中读《孔孟》
石家庄一中 郭惠青
黄仁宇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家中的异数。早年抗战入伍，中年求学异国，半路出家，发愤苦攻，终以一介白首自成一家之言。其作品是出版界的异数，虽多属学术范畴，却畅行不衰，一版再版。《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是一部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秘密的力作，内行叫好，外行叫座。它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如孔孟）都以他的大历史观解读，笔力轻灵，思索冷峻，目光犀利。
何谓“大历史观”？黄仁宇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只有用鸟瞰的方法才能看得清晰。此方法需练就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眼光，这是一个崭新的角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重要人物背后深层的因果因缘，都可用此笔法做庖丁般的解析。
以“大历史观”读《孔孟》，读出了历史的美感和魅力。这种魅力很大程度上源自黄先生的创造性劳动。治学中，整理爬梳史料固然重要，那毕竟是清道夫式和搬运工式的基础工作，唯有史家之气度、才赋、情怀，才能给历史注入鲜活生命，这才是史学家最难具备的素养。
就气度而言，《孔孟》把高深的史学从王谢的深巷引入寻常百姓家，把先圣古师从圣坛请下，赋予他们亲切平和的烟火气。孔子可以休闲，摆谱，“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孟子可以率性，紧张，见了梁惠王，直斥其“望之不似人君”。黄先生从通俗入手，由浅显入门，将历史哲学的思辨与文学的潇洒融合起来，他以举重若轻的气度、行云流水的笔法剖析二圣，功力非凡，气度非凡。
就才赋而言，黄先生是史学界的庖丁，以大历史笔法剖析二圣，刀法独特，游刃有余。其一，善于比较，存同求异。文章从三个方面言孔孟之异：性格态度上，孔子轻松愉快，孟子凡事紧张；对人性的认识上，孔子持性恶论，孟子持性善论；在“礼”方面，孔子重视，孟子忽视。此外，在谈论春秋时的车战原则时，与欧州中古的骑士精神相比；在谈论孟子的论性善时，以卢梭论自由相比，境界为之大开。这些认识击中肯綮，发人深省。其二，善于归因，知其然，更求其所以然。探寻二圣差异之因时，放宽历史的视野，从二圣所处之时代局势入手，做背景研究；且从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入手，在地缘政治的领域进一步追溯。既宏观把握又微观体察，作品历史感和现代意识交融。这种宏博的写法，颇有史家巨擘汤因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影子，看来这又是黄先生学贯中西，自成一家的一个明证了。
就情怀而言，黄先生有极强的现实情怀。他说自己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早年的颠沛流离，一切皆源自中国的动荡不安。这样，他开始关注国运民生。由此，我们也能深切感受到作者言及孟子生逢乱世、为民请命、慈悲为怀时（本文第十、十一自然段）的动容、动心。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罗克的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黄先生读懂了孟子在大屠杀时代的无奈、愤懑、控诉。孟子的人间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又何尝不是作者情怀的体现?
2000年大师辞世，斯人远去,作品长存。谨以此文为十周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