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法人代表袁良骏在闭幕词中说：“这次学术研讨会，是鲁迅研究一次新开拓。新的视角，新的话题，新的论断，构成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流。当然，鲁迅的‘人学’思想，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拜金主义的污染下，不仅旧的国民劣根性死灰复燃，而且新的国民劣根性纷至沓来。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令我们痛心疾首!这也正是我们不能不百倍珍视鲁迅‘人学’思想的原因，不能不深入研究鲁迅‘人学’思想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作了题为《<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的长篇发言(后来刊载在《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上)，他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人学’的艺术结晶，绝非阶级论的产物。”是“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从哲学人类学、亦即人学的高度，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天才观照和哲理反思，从而创造出的由不朽形象所构成的艺术精品。”“《阿Q正传》对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真实反映，与狭隘的阶级论观点、特别是后来被推向极端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其一是鲁迅虽然对阿Q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和浮浪农工寄予了同情，却并没有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好恶为好恶，而是从一种超越阶级的人学立场出发，对阿Q们的是非观、好恶观以至整个精神世界进行了更为严厉的冷静批判。”“其二是鲁迅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未庄的出路和阿Q的命运作了宏观反映，并非把视野局限在农民革命的短期进程中。”《阿Q正传》所体现的“鲁迅人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群体觉悟的前提;(二)阿Q是“末人”的形象，从反面给人们提供了一面明镜;(三)深入到人的精神机制中去，概括出精神胜利法这一人类的普通弱点，为人类认识自己做出独特的贡献。而鲁迅“从人类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又使他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学深度和为受难者而牺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这一切与‘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启蒙逻辑结合在一起，使得‘鲁迅人学’和鲁迅的主要作品《阿Q正传》、《狂人日记》、《孤独者》、《野草》以及诸多‘人史’杂文等等，具有了永远不会消失的现代意义。”
鲁迅人学思想的研究，也激发了中青年鲁迅研究学者的浓厚兴趣，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作出了可喜的成绩。1999年，《鲁迅研究月刊》从第3期到第5期以显著篇幅刊载了李新宇的长篇论文《鲁迅人学思想论纲》。该文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人学思想。因此，不准确地把握鲁迅的人学思想体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鲁迅。”于是从鲁迅人学思想的文化生成、鲁迅人学思想的内部构成、鲁迅人学思想的历史境遇三个方面系统、全面、深刻、独到地论述了鲁迅的人学思想，最后指出：“只要人的解放的进程没有完成，在中国，鲁迅的人学思想就永远闪闪发光，只要不相信人已经死了或者不希望这一宣告成为事实，就不会忽视鲁迅留给我们的这笔最为珍贵的遗产。”
二、 鲁迅“人学”思想的哲学升华
逼近20世纪末的1999年7月，鲁迅研究又取得了一项异常重要的成果，这就是王乾坤著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以下简称《生命》)。该书实质上是沿着鲁迅人学思想研究的线索继续深化和升华的结晶，是鲁迅人学思想的哲学阐释，是鲁迅研究学术史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的最新的一环。
学术是一环扣一环地不断发展的。王乾坤没有否定前人的作用，他坦然承认自己与汪晖是相衔接的：“用‘中间物’三个字作为借代，用以‘标示……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和‘深刻的自我意识’，用以概括鲁迅的‘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是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但是，汪晖“没有明确地把‘中间物’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来肯认，来规定，因而也没有将这个命题辐射到该达到的角落和领域。”这样，王乾坤既肯定“‘中间物’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鲁迅研究思路的一个转变”，又没有止步不前、就地踏步，做起重复前人模式的学术游戏，而是针对既往鲁迅研究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理论缺陷，紧紧抓住“中间物”这个鲁迅思想的原点(元点)，把汪晖的“历史中间物”概念处理成“存在论中间物”或“生存中间物”，追根求源，盘根诘底，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话语方式和新的学术规则推动学术的发展。
他以“中间物”为鲁迅的生命轴心，以“有限”为理论切入点，打开了鲁迅的各个思想扇面，“还原”了鲁迅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的内在源渊关系：儒家以“中庸”、“圆满”为“无限之至境”和人格的“终极价值”，而鲁迅对儒家哲学的批判正是由这一点出发的，他不相信而且讨厌“圆满”的“范本”，因为“中间物”正是对“圆满”、“中庸”的反拨，他宁可“化为泼皮”，也不以“圣贤”、“善人”自塑。这从生命哲学上说，就是突现人的有限性以打破无限性、普遍性的统治。但是，又正是一个“泼皮”韧性地趋向无限，也就同时在趋向“中”，趋向“圣”。所以，鲁迅既消解了儒家的“中庸”，又汲取了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国“固有之血脉”，成为批判与继承的成功先例。以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一直是难解之谜，而“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又显现了破解的“发窍处”：鲁迅和尼采“都从现世的有限性方面来把握人，因而把人看作现实的、中间状态的(变易的)、个性化的生命，从而对人的共性、普遍本质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最大的相通首先是都不留情地、终生不怠地消解终极实体”。因而，“立足大地，以轶众的意志正视和反抗绝望，这应该是鲁迅与尼采共同的悲剧人生选择。”鲁迅一生与佛保持着不解之缘，其中原由始终没有搞清，还是“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散发出“一点灵明”：“鲁迅一一地扑灭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认为万事无常，一切都是中间物，不承认有一种与当下对等着的独立本体和永恒的存在，从而把无限收回当下、有限，这与上述佛学的缘起存在观及中观智慧在哲学上是相通的。”的确，如果鲁迅“没有研佛的功夫，就不可能有第二视力，见人所不见，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存在论上的‘绝望’和‘反抗绝望’，就没有《呐喊》、《彷徨》，更不可能有《野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