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一句“生存还是毁灭”诘问出人类永恒的人生难题。死亡并非对苦难的蔑视，恰恰相反，折射出的是脆弱不堪的承受力和人性中的怯弱一面。相对于内含一丝怯懦赴死，那些坚韧而生的人更值得钦佩。
江泽之畔，披发行吟、“形容枯槁”的屈子，眼见楚国江山不保，心恨奸佞之臣，怀石投湖，悲壮一幕被历代文人大夫标榜为“以死明志”。我们无法否认屈原罗泊之死所彰显的高风亮节，但对其做法有所质疑。屈原的死与其说是极度爱惜羽翼，誓守“察察之身”的屈子不满于政治失意、故国衰亡以及黑暗现实社会，以死的方式决断地斩断与这个格格不入社会的最后一点联系，倒不如说是这个世界将沉浸在理想之中、过于天真的屈原用死亡的方法彻彻底底地摒弃。死亡就是世上最烈最醉人的酒，此酒入肠，人世所有牵挂、万古忧愁都随风而逝。然而，酒醉不倒世界，醉的只能是人。死亡或许是一个人的解脱，却更是一个人的最彻底的逃避。消弭了一个人的痛苦，却远远无法拯救千千万万楚民。从这点而言，屈原之死仅仅只是一个不负责任、怯懦的逞强方式。承担不起生命的挫折，避免了目睹楚国衰亡的痛苦，或许是屈原选择死的唯一幸运，但没有勇气竭尽全力替楚国反正则成为屈原最大的遗憾。
同样是文人，都经历了人生大挫折，司马迁对待生死有着不同的抉择。在哪个“刑不上大夫”的年代，自幼心怀世序天地，写出一部堪比四书五经史学巨著梦想的司马迁，在面对极刑与死亡之际，依然选择了忍辱存世。但我们惊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又能否想到那“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饱受流言中伤、被人鄙视不屑的生活。当我们为“摹形传神，千载如生”的人物形象所倾倒时，我们又是否会想到鞭辟入里的文字背后的满腔悲愤不平，异样辛酸。如果把生比做药，那一定是世上最苦最辛辣的中药。药延续了生命，但总是留下满腔的苦楚。忍辱存世使司马迁饱受了当时整个士大夫阶级的非议和重伤，但同时也给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宝贵的时间。承担起他人指着脊梁骨不堪入耳的谩骂，身体伤缺的司马迁却铸就了精神上不可逾越的伟大。
面对人生苦难，珍爱生命，以向死而生的信念做一个带着镣链的舞者，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且歌且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