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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经济管理论文经济重建论文
中国与斯里兰卡军队在内战结束后参与
经济重建行为角色的异同
摘要：中国和斯里兰卡对内战结束后军队参与经济活动中的模式有共同点，但主要区别在于造血型和调节型，各自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中斯两国军队在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取决于国家活动和目标定位的需要，是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功能发生变化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斯里兰卡；军队；经济重建；角色
21世纪，和平发展仍是当代世界主题，但一些中小国家局势不稳，爆发内战的事件时有发生。内战后军队的军事功能下降，军人如何安置和使用问题普遍而棘手。在经济重建和军人冗余两类矛盾的合并作用下，一些政府将使用军队参与经济重建列为政府议题的重要选项。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的中国在这一点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而随着2009年内战的结束，斯里兰卡政府正在探索使军队在经济重建中发挥作用的形式，在这个问题上，中斯两国有共同点，也有较大差异。
一、中国和斯里兰卡模式的背景差异
内战结束后的经济重建，是这类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人数量快速膨胀，战争结束后军人安置成了新问题。中斯两国由于国情、环境的差异，表现也有所不同：
1.计划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革
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型期，导向是学习苏联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军队在这一时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需要，是一种特殊生产力，对经济重建、保障军队供给、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新时期，市场经济逐步成为导向，但军队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仍保留着建国后的传统定位，延续计划导向，并称计划管理是“整个军队经济管理的中心环节”[1]。而斯里兰卡内战前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点与中国有着根本不同。
2.内战中的角色与定位的差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取得了全国的政权，是作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替代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解放军从革命党领导的军队转变为执政党领导的军队，从推翻反动政权的定位转变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角色定位，必然在新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显然不同于革命时期对旧政权的“造反”性质。而斯里兰卡内战的胜利方——斯里兰卡军队本身就是国家机器组成部分，它在内战中的作用是解除分裂势力的武装，消灭分裂势力，带有“平叛”性质。在这两种差异下，必然催生出中国军队的建设型作用和斯里兰卡军队稳定型作用的不同。
从以上两个背景上的差异可以看出，中斯两国军队在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取决于国家活动和目标定位的需要，是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功能发生变化的结果。
二、中国和斯里兰卡模式基本内涵的差异
社会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禁止从事商业，属于造血型模式，而2009年内战结束后的斯里兰卡军队主动参与商业，平抑物价，干预交换和消费，属于调节型模式。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军队在经济重建行为的内涵上有着重大的区别。
1.参与的经济领域差异。中国军队参与内战结束后经济活动有如下内涵：“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2]。因为从事商业容易滋生“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和行为。中国军队不仅成立了带有计划监督功能的生产委员会，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在公私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还与农民合作种植，与当地人民政府生产计划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军队平等、互助、服从大局的思想。
斯里兰卡军队参与内战结束后经济活动的内涵不同于1950年后的中国军队，斯里兰卡的内战持续了三十年，如何赢得对猛虎组织的战争是斯里兰卡政府的首要任务，军费是最大开支，人力资源以军队优先，外国投资不敢进入，经济建设无从谈起。加上国内物价受2011年初全球食品价格高企的影响，军队对商业的参与顺理成章，也缓解了军人劳动力的安置问题。自2009年5月彻底击败“猛虎组织”之后，斯里兰卡军方不断扩大商业运营，对当地物价起到了平抑作用，特点有三个：（1）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初级产品，如蔬菜、小商品等；（2）
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居民生活成本；（3）使用国家资源提供运力和人力。
2.实现目标的差异。中国军队是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可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另一方面弥补国家收入和开支的不足，增加财富，共度时艰。而斯里兰卡军方参与经济活动，目的为了抑制全球物价上涨对本国经济稳定性的冲击，避免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对政权的稳定性造成新威胁。
3.制度性差异。中国军队的生产建设有系统制度保障，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军队生产建设思想一脉相承，军队不仅成立了各级生产和监督机构，实现了大量军用工业对民用工业的滋养，还产生了大量现代化城市。斯里兰卡军队参与商业，在制度、机构等方面尚无成形的系统，其长期性、稳定性尚需观察。
中斯两国军队在经济重建行为上的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很不相同，中国军队的经济建设对国民经济有无可替代的贡献，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而斯里兰卡军队的商业参与不直接创造财富，只是间接调节居民的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现实政治意义较大。限于篇幅，对模式的差异乃至共同点，不做赘述。
三、中国和斯里兰卡军队模式的特点异同
中斯两国军队参与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行为有着一些共同点，一是
军队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体现了对军队价值的重新认知和定位。二是国家使用军队参与经济，体现了对国家机器的信任和依赖。三是军队参与经济活动，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力求自主决定经济活动的民族意志，立足于自己解决国内问题。四是都考虑到了民生的因素。但这两种模式又有着生产型和调节型之间固有的一些差别：
1.生产型比调节型具有稳定性，但调节型有一定灵活性。中国国情决定了和平时期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将是相当薄弱的。无论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专注于改善民生，人民军队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建设”的需要。调节型措施在解放初也出现过，当时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平抑物价，打击了投机商的猖狂进攻。这种参与经济的行为机动灵活但非常短暂，带有策略应急性。斯里兰卡军队在国内物价上涨后，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蔬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当地民众出售，由于减少了多个流通环节，价格要比商店的蔬菜价格低，缓解了居民的生活压力。
2.从成本收益来看，生产型比调节型收益大，而调节型更具有政治意义。生产型军队参加经济建设，开发本国资源，形成稳定生产能力，成本上投入大，但长期收益高。如中国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极大地推动了耕地资源数量的增长[3]。而斯里兰卡军队经营商业，提供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当地人经常食用的绿叶蔬菜，价格比中间商少1/3，军方承担了人力、运输、保管等成本，因此从收益上看利润不高，也
没有长期对国民经济的“造血”功能。但这种商业经营对改善民生、缓解全球化时代国际市场对物价的冲击、稳定政府都有现实意义。
四、中国和斯里兰卡军队参与经济行为模式的启示
中斯两国军队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不仅可以互相借鉴，也能为那些保持着庞大军队的其他亚洲国家提供一定借鉴。
1.可以考虑军队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不稳定性中对物价的稳定作用。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的核辐射恐慌导致中国内地的抢盐潮，这给政府提出了战略物资和重大民生物资的储备与应策问题。很显然，庞大的军队生产系统不仅能储备国家急需的民生物资，还能在经济面临波动的时期提供一定的帮助，帮助国家维持民生，保护国家政治经济稳定性。但军队参与物价平衡，只能是非赢利的和非制度性的政策型安排。
2.必须发挥军队生产在国民经济重建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南方经济重建，军队促使“从奴隶制向自由劳动转变的第一步”[4]，改造了南方的经济政治结构，充当了制度创立者角色，没有生产作用，而是调节生产关系。中国军队直接参与经济生产不仅延续了中国古代军屯的传统，还为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作出了独特贡献。这种为国民经济造血的功能，不仅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还为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财富的积累作出了贡献。中国经验证明，军队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成为国家建设者。在这种情况下，内战结束后过度膨胀的军人安置就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去向，不仅在和平时期能参加生产，在战争时期也能直接打仗。
总之，中斯军队参与经济重建行为角色有相同点，不同点也很明显。对中斯两国军队参与内战后经济重建模式的研究，将不仅能探索亚洲当代历史和政治规律，研究军队和经济两者之间的各种关系，还能为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内战结束的亚洲国家提供借鉴，发挥中国历史经验在促进亚洲经济恢复和振兴中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
参考文献：
[1]冯志超，苏海杉，战长国.略论军队经济管理[J].军事经济研究，1988，(1).[2]毛泽东.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N].人民日报，1949-12-06.[3]封志明，刘宝勤，杨艳昭.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趋势分析与数据重建:1949—2003[J].自然资源学报，2005，(1).[4]王淑霞.论军队在美国南方经济重建中的作用[J].德州学院学报，2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