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译者前言选摘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巨人的花园阅读题答案”。
《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
译者前言选摘
纵观几千年的文明史，人类活动的半径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但同时，它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和驾驭自然的能力的增长，特别是交通手段的进化而逐步扩大。因此可以说，文明半径的扩展同时就是人的力量对自然限制的超越。
中华文明最早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它经历了小国寡民的发展阶段，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铁和血的残酷洗礼，在公元前221年达到了第一次统一。在这之后的近2000年中，中国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多次整合，经历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仇杀与融合，当十七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终于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文明区域。它的中心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族农业文明区，它的周围是众星捧月般向它朝贡的所谓的“蛮夷”。这几乎就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整个世界。
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代代相因，经久不衰，而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那样出现断层，从根本上说，不能解释为中国人“天生优越”，而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保护了它——北部是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带；西部是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东部是浩瀚的大海。这一圈难以逾越的藩篱，虽然说不能完全阻隔其与外部的交往，但毕竟使外部文明的大规模进入显得异常艰难。中华文明就这样在造物主的特别呵护下，没有经受过外部文明毁灭性的打击，而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并且从未间断地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种保护同时又是一种局限，天长日久，渐渐地消磨了它的活力。
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时期，其动力就在于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励精图治、延揽人才、富国强兵，以及“取人之长，克己之短”的不断革故鼎新，乃是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否则就可能亡国灭种。竞争可以使能者、强者脱颖而出，竞争可以为国家遴选出高明的统治者。而竞争的结果，不可避免的是强者的一统天下。天下太平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一统天下的弊端恰恰是扼杀了竞争。因此，当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内部的竞争虽然可以改朝换代，却不能给中华文明的整体带来新的营养，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外部竞争对手。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地理环境的因素，十七世纪（也就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竞争对手。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就在中国人正以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的成就，得意地孤芳自赏的时候，在欧洲，一种以开放、进取的姿态企图占有全世界的新文明正在迅速地崛起。它催生了近代科学，而科学又赋予它扩张的翅膀。欧洲的版图已经容纳不下它疯狂的脚步了。近代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两者之间的碰撞，已经不可避免。
两大文明第一次全面地碰撞、交流和相互汲取营养，是由被本书誉为“一代巨人”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以及他们的中国朋友们成就的。一方是借助“文化适应”、“科学传教”策略而试图把他们的宗教传播到中国的虔诚的西方神父；一方是被新鲜的科学知识所吸引而期望以此来富国强兵的“开明开放”、“锐意改革”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曾经真诚地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是那样的艰难。阻挡他们的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即使不是横亘于牛郎织女之间的浩渺的银河，也是足以使他们头破血流的万丈深渊。站在他们中间的是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势力：一方是将欧洲文明视为文明终结，将一切非天主教民族都视为魔鬼的“欧洲人主义”者和狭隘的雅利安“民族主义”者；一方是将宋明理学当作唯一真理，主张“宁使中国无好立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顽固卫道士。
使东西两大文明得以越过“万丈深渊”而相遇和交流的，是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策略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开明开放”精神。它们构筑了跨越“深渊”的“桥”。之所以这样评价“文化适应”策略是因为：众所周知，当时充当文化交流载体的，不是科学家，不是外交官，也不是近代传媒记者，而是天主教的传教士。而离开“文化适应”策略，他们就不能进入中国，不能在中国立足，不能与中国先进的文人建立友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也就不可能发生。
1574年，范礼安来到了澳门。经过9个月的仔细观察和潜心研究，他为天主教进入中国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他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写道：“渗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而采取一种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他认为，必须放弃对中国教徒的“葡萄牙化”政策，而代之以外国传教士的“中国化”。的确，范礼安对开拓“通往月球”之路，创立了划时代的功绩，但应该说，从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身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文化适应”策略的萌芽了。本书指出：“耶稣会的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t.Ignatius of Loyla）不惧怕开辟新路。他制定的修会规则，对他的追随者的传教方式不做狭隘严格的限定。相反，他决定对耶稣会的成员采取与众不同的做法。修会首要的规则之一就是要求它的成员必须学会其所在国的语言。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作为‘文化适应’的首要法则却往往被忽视了。在当时，在外国借助翻译来讲授教义已成为惯例。”更具体地说：“1542年，当教宗保禄三世派遣耶稣会士博爱特（Broet）和萨摩荣（Salmeron）到爱尔兰去的时候，依纳爵给他下了指示，让他表现出广泛的适应精神。于是他创建学校和医院，培养当地人做神职人员。在传播信仰的过程中，暴力和军队并不是必需的。他应该带一些工程师、农业专家和内外科医生一同到阿比西尼亚去。”“依纳爵警告巴雷托，不要贸然轻率地改变那些可能潜入礼拜仪式的陋习，而是要慢慢地改变，这样才不会不适当地触动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就是“文化适应”的滥觞。再谈到一名意大利籍的道明会士——高奇，在经过失败之后接受了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策略时，邓恩指出：“强调一下在中国的耶稣会、道明会和方济会的争论起因，是由于民族气质的不同，绝不是由于教派的不同，绝不会太过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叶，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民族主义最为强烈。大多数在中国的传教中起着领导作用的耶稣会士，是来自那些民族主义尚未发展的国家。要是在首批来到中国的道明会和方济会的成员中意大利人占大多数，也许他们就不会与耶稣会发生冲突了。” 另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瑞尔（Ian Rae）更是一针见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都把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称为‘葡萄牙人’，但是其奠基者和具有最杰出才能的成员却都是意大利人。” 邓恩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叙述了来自菲律宾的方济会士与道明会士，以及远在日本的敌视“文化适应”策略的耶稣会士，对在中国的耶稣会“兄弟”所进行的喋喋不休的批评，以及给他们带来的无穷灾难。作者以自第十四章之后的大量篇幅，以夹叙夹议的笔法，向读者陈述了这些争论的详情，批判了其中的谬误。
起始于1552年沙勿略的上川岛上抱恨而死，终结于1669年康熙皇帝为汤若望平反昭雪的这部巨著，作为一部涵盖了一个多世纪的论述中国早期天主教传播史的巨著，实质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文化适应”策略在备受非难的困境下，艰难地萌生、探索和发展的历史；或者按照作者的观点，是关于公元一世纪天主教“文化适应”传统回归的历史。
乔治敦大学历史系教授魏若望（J.Witek）博士评价说：“《一代巨人》一书涵盖了从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开始，到以汤若望之死为结束的在华耶稣会士的故事（其中也涉及了南怀仁的一些事迹）。由于它纵观了这近100年的历史，并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手稿材料，因此它成为有兴趣学习和研究那一时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事迹的基本教材。” 美国的Notre Dame大学出版社在介绍《一代巨人》这部后来在美国获得大奖的学术巨著时，是这样评价它的：
这是：“一批无畏的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的中国所发生的故事。它可以在很多层面上令读者感兴趣。首先，这是一本在学术上有着不朽价值的著作。它所搜集的资料之丰富是以往的著作所无可比拟的；它对在十七世纪文化高度发达的和等级森严的、正在走下披路的中国的研究，如此之深刻，是几乎没有什么西方人能够望其项背的。它针对直接对立的两种传布福音的方法，提出了闪烁着智慧之光的见解。而这种对立在差不多三个世纪中都没能解决。它戏剧性地、生动地、带有真实生活色彩地表现了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即东西方文明的对立和冲突。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一代巨人》这本书还讲述了一连串起伏跌宕的、有趣的、真实的探险故事。” “这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故事。他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不同，他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传教方法，他认为必须极端谨慎小心地培植信仰这株幼苗，使它顺利地成长，最终根深叶茂。这是中国学者官员徐光启的故事。他温文尔雅，但对天主教的热情持久、信仰坚定。这注定会博得他同时代伟大的欧洲人——白拉明（St.Robert Bellarmin）对他的敬意。这同样又是汤若望的故事。他是一位脾气暴躁，但襟怀坦荡、直言不讳的科学家神父。他在清代第一位皇帝统治期间，使一个外国人的地位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 “从根本上说，他们和其他被本书称为‘巨人’的那些人的故事，构成了有争议的‘文化适应’策略的历史。而耶稣会士们则是这一‘文化适应’策略的开拓者和先驱者。” 这些来自第一次披露的真实档案、内容丰富而生动的手稿，为不知内情的中国读者展示出当时教会内部斗争的真实情况，使我们对处于两面作战的耶稣会士们的艰难境况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使我们更了解他们奉行“文化适应”策略的不易，也更加深了对他们的敬意。也正因为如此，《一代巨人》这部著作虽然一直未被译成中文出版发行，但已经被众多中国学者参考和引用了。作为中译者，笔者衷心地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更多的中国人阅读到一位外国学者笔下的这一段有趣的中国历史；能为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一些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