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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妹妹，她们是我在童年相依为命的伙伴。在我们很小也就十来岁的时候，母亲因为被父亲带头“精减”出单位以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到离家2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做建筑工地小工。于是我们便过早地开始自己照顾自己。母亲每次离家前都会打好米和油，将五块钱交到我手上，等于就是让我管家了。在母亲离家的日子里，我和大妹妹十分自然地进行了家务分工。我负责买菜和做饭，大妹妹专事洗衣和洗碗。除此我们还有合作的地方，那就是抬水。以后稍大一些的时候，我们就轮流去挑水。小妹妹比大妹妹小两岁，自然她就乐享清福了。
大妹妹那时很“顽皮”，经常玩得很晚才“花面花嘴”的回来，游泳、上树是她在外面的经常项目。但是回来再晚她仍然会记着去完成自己洗衣、洗碗的“工作”。
小妹妹那时很文静的，但就是有个“坏毛病”，没有鱼、肉或是韭菜就不吃饭。于是有好菜的时候我们就紧着她吃。或许是吃多了好的缘故，小妹妹过早地就发胖了，到现在胖得脖子还是缩着的。说到吃饭，大妹妹还是懂事多了，她非常体贴我这个“管家”的。那时我们实行过分餐制，大凡遇到鱼和肉，大妹妹都会省着吃，最后总是会留下一点拨到我碗里，这让我到现在还很感动。小妹妹就不然，她会恰好地在规定的餐数内全部吃完。我们有时候会逗她乐，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把筷子伸到她碗里，结果往往是“偷”不到菜却要遭受几乎是固定的惩罚：小妹妹会伸出尖尖的两根指头狠狠的掐姐姐，对于哥哥我，她不敢掐，就哭着去母亲跟前告状，于是我得到的惩罚就是自己去拖块洗衣板到房间中央跪着。小妹妹经常是不忍心我跪太长时间，就悄悄过来拉我。我当然不能起来，我得等母亲发话。母亲可能是因为忙，很多时候会忘记了发话，于是我就一直跪下去。到这个时候，小妹妹感觉过意不去了，就站到我旁边抹泪直到我起来。我们“报复”小妹妹最好的时机就是防疫站来人的时候，小妹妹怕打针，见到白大褂就没命地跑。这个时候我们就假借完成母亲的使命，分头围堵把她“抓”来，按着让白大褂给她扎针。通过这样的手段我们获得了泄愤的快感，然而这种快感却是充满了造孽般的内疚，觉得小妹妹绝望般地惊恐哭声哭得好可怜，到最后，酸楚的感觉立刻填满了我们的胸腔，让我们忍不住要陪着一起掉眼泪。
大妹妹调皮超过了男孩子，为此没少挨母亲的“打”，但人的聪明也超过了许多的男孩子，理发、缝纫全部是无师自通。关于这一点，单位、邻里及两个嫂子也是公认的。她喜欢唱歌，无论是节拍还情感表现都无可挑剔，但倒霉在一副“公鸭”嗓子上，假如喉咙部位没长那个水泡、没做那个手术，没准参加一个什么歌唱比赛，或许还真能拿个什么奖。关于大妹妹高中毕业以后去到老家照顾瘫痪了的婆婆，那受得苦真是无法言状，我不想赘述，以免有再次“声讨”父亲之嫌。
小妹妹在九十年代初随她丈夫一起去了无锡，算来有二十来年了，一般家中没什么大事也难得回来一趟，他们一家就成了仍在故土的我们经常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