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法国政局不稳定；经济难以发展；人心不安宁，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都盼望稳定。选民们对曾给法兰西带来荣誉的拿破仑的后代路易波拿巴寄以厚望。路易波拿巴在竞选声明中把自己打扮成秩序的象征和救星，这就使得有产者对他格外青睐；其次，工人群众因六月起义对共和国派怀有巨大仇恨，不愿把票投给“六月的老夫”卡芬雅克；路易·波拿巴利用农民对拿破仑一世的怀念登上总统宝座，在农村，君主制的传统还很深厚，农民排着队，奏着音乐，高喊着“皇帝万岁”，将选票投给了波拿巴。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 由于叫嚣要安静而自己也得安静下来，它在反对其它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兼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就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进行流血斗争，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像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它，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它。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赞赏。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例如《 经济学家 》那个杂志。这个杂志在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 “ 秩序的卫士 ”，而梯也尔和贝里耶是 “ 无政府主义者 ”，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７日，在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 “ 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 ” 背叛了 “ 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 ”。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的确，法国在１８５１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２月底，出口比１８５０年减少了；３月，商业衰落，工厂关闭；４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５月，情况还没有好转；６月２８日法兰西银行的结算还是以存款数量猛增和贴现数量锐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１０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之间的斗争，由于临时的国家形式的不稳定，由于１８５２年５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１０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在线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来霹雳的时候，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 “ 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 ” 越不出他们自己的鼻尖，但是他们在伦敦工业博览会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在４月和５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而英国在４月和５月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纺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的；在法国，受打击最重的是出口，在英国是进口。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是物质大繁荣和过度生产的两个年头，这种过度生产本身直到１８５１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过度生产因工业博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１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跌落，── 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中等产量。最后是毛纺织业自１８４８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去，而羊毛的价格上涨与毛纺织品的价格相比非常不相称。这样，我们就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找到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１８５１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过度生
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过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 ── 即回到 普遍的商业危机 去以前，在工业循环中经常与它们相伴而生的一种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的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样一来，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还经受自己本国的商业危机，不过，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影响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１８５１年度的商业报告中写道：
“ 很少有哪一年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样辜负年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２５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可靠的根据来预期相反的情形：产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秋季丰收在望；在大陆有稳固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认为应归罪于进出口 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么，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们的生意狂的病态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麻痹，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谢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卫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国外的英雄们预告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者在融合、修改、延期、宪法、密谋、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气急败坏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 “ 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有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发觉，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这是天上星辰的运动在反对他们的地上的票据。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他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过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洛在１８４９年夏天委婉地谈到过，而梯也尔则在１８５０年冬天公开地揭露过。１８５１年５月，佩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助，而《国民议会通报》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越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越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绅士淑女的骗子举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谈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渡过了一次危险。在９月和１０月两个月间，关于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银版像片一样已蒙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９月和１０月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 “ 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马恩省省处于戒严状态。稍后，他就在《通报》上注销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咨政会。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反复高呼 “ 共和国万岁！”，决定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转送进马扎斯、阿姆和万塞讷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
但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 ── 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１２月１０日选举的意义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的选举只是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变中才得以实现。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数据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
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只是因为他 ── 根据拿破仑法典规定： “ 不许寻究父方 ”── 取名为拿破仑。经过２０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的投票表决。１８４８年以来的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面大多数农民当时还抱有成见，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省份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们的意见，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只是现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仑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 拿破仑的 ” 所有制形式，在１９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 “ 拿破仑观念 ” 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１９世纪的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１６００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洞口，有的有两个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个洞口。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４００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５００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 城市无产阶级 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 “ 拿破仑观念 ”）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 “ 物质的 ” 秩序。这种 “ 物质秩序 ” 也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号。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 赋税 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划一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作一种体面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强制性赋税。这种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产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产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穷化的最后的可能性。大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 “ 拿破仑观念 ”。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说来，保存他的制度又如同饭碗问题一样地迫切，那么，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 “ 拿破仑观念 ” 是作为政府工具的 教士 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依赖自然力并且对从上面保护它的权威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么，债台高筑、同社会和权威反目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才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犭 ── 这也是一种 “ 拿破仑观念 ”。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朗贝尔先生所想刚刚相反罢了。
最后，“ 拿破仑观念 ” 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 军队 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在其制度内在矛盾驱使下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么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 “ 拿破仑观念 ” 都是 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 ；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