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莫言小说中生命性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浅谈莫言小说中生命性
于坚、谢有顺在《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曾说到:“文学的书写史是身体的语言史,最优秀的作品一定是有身体质感的”,梅洛•庞蒂也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意都在强调文学必须从真实的存在的感受,即肉体的感受写起。没有肉体的在场,则只有空洞的符号、理性、知识和无生命的物质。而莫言也曾说出类似的论断:小说是有气味的,这里的气味虽与身体字面不同,但也有着相似之处,都强调文字的感官性和张力,注重生命主体性。而莫言的作品总是从身体的感受性出发。
作为我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莫言的创作大概经历三个阶段:早期的作品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塑造神秘的超验的对象世界;而后进入新的探索期,画面五彩斑斓,语言充满进攻性和张力,语言反叛,具有一种能强烈地触动神经末梢的艺术效果。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莫言对身体和女性人物的描写上的特色,通过这点研究体会莫言创作上的艺术性。
在他的中长篇小说《透明红萝卜》中,主人公“黑孩”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这孩子刚出现的时候普普通通:“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裤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在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但是越到后来,这孩子越像个小精灵,还透着几分神秘:他从来不和人说话,他从不怕冷,当十分强壮的老铁匠都穿上棉袄量,他仍然光背赤足。他用手去抓热铁,让热铁像知了一样在手里滋啦滋啦地响,把手烫得冒出黄烟,可他还不慌不忙,仿佛那皮肉的痛中有一种快感。他在一个夜晚看见了透明的红萝卜,那萝卜晶莹透明,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萝卜里还流动着活泼的银色液体。于是孩子便着迷地去寻求它,以至于到一萝卜地去,把每一个萝卜都拔下来举到阳光下端详,最后把一地萝卜全部拔光„„从莫言对黑孩子的这些描写中显然看出他不会是一个肚皮充实的孩子。而且从他的头颈与身体的比例来看,属于严重“营养不良”的病孩。这个孩子能说话但从不和人说话,说话对他几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可以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苦难。他在大冬天可以穿一条短裤,光着双脚,他可以把烧红的钢铁握在手里,他可以不理自己身上的伤口。他有惊人的幻想能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奇妙而美丽的事物,他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他能嗅到别人不能嗅到的气味。
正如我们知道的,文学中身体的叙述也成为一种隐喻,间接折射出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黑孩”成了一个中国乡村的孤独的“麦田守望者”,中国农民的伟大性格和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性格和力量,人类的伟大性格和力量,多多少少是浓缩在黑孩身上了。从他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人性和历史文化。作品影射的是中国五十年代那场刻骨铭心的改革———人民公社运动。那是一个人民群众都在经受苦难与阵痛的年代。除了集体似乎漫无目的的劳动外,人们仍然要忍受着饥饿的煎熬。而黑孩又是这个年代中极端的典型。他是与现实间隔着一段距离的,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悲哀。同时“黑孩”也是莫言记忆的投影,莫言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莫言通过黑孩来诉说他少年时代吃过的苦,生活环境的寂寞荒凉,无人理睬却又耽于幻想的那一段时光,但作者不用自我感觉去替代黑孩,而是利用黑孩的生活来体现农村土地上的神秘感和复杂的迷惘感。因此透过黑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莫言,理解莫言作品的内涵。
莫言笔下也有着众多生动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多姿多彩、性格各异,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冰清玉洁的孟喜喜、坚忍顽强的上官鲁氏„„她们都是在苦难土地上开出的艳丽花朵。我们无法用传统道德来评判她们的对或错,她们所做的都顺从于蓬勃的生命激情和自由解放的灵魂。上官鲁氏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一生劳苦养育了九个孩子,但是这九个孩子全是“借种”而生,他们的亲生父亲有她的姑父于大巴掌、土匪密探、江湖郎中、和尚、败兵、教堂的牧师等。这些集“美与丑、善与恶、贞洁与淫荡、鲜艳与颓废、悲剧与喜剧”于一身的女性,她们身上无不充满生命力的强大光辉,她们是鲜活的丰满的个体。在苦难中品尝着欢乐的女性把生命特征发挥到极致,甚至把自己的一生凝结成一段不朽的传奇。在莫言笔下,我们发现这些勇敢反抗的女性在追寻自我欲求的满足中彰显出生机勃勃的生命意识。这在莫言作品中突出表现为她们对爱情的无所畏惧的追求和对自我欲望的满足。
《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戴凤莲不甘于拿自己年轻的身躯去换取一匹大黑骡子,更不甘于把自己的火热的青春交给一个猥琐的麻风病人。她在绝食三天后摔破了碗的那一刻就是向过去甘受摆布的懦弱的自己告别的时刻,也是她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变得无比强大的时刻。“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她临终前的这段心理描写无疑是对她这一生作了总结,既批判了压抑个性、束缚生命自由的所谓正统之道,又大胆地发出了“我的身体是我的”的女性解放的号召,这里的身体正是布莱恩•特纳所说的“代表和表现权力关系的符号系统”。
《白棉花》中的方碧玉是个有勇有谋的奇女子,也是不甘心自己被许给大队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的命运,在棉花垛中偷偷幽会,献身给多才多艺的李志高。对于她的死,人们更多的是同情,甚至最后有人相信她并没有在清花机事故中死去,可见方碧玉的敢爱敢恨已经留给愚昧麻木的人们太多太大的震撼。小说中,莫言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描述方碧云的身体、姿态,直白的文笔并没有淫秽的色彩,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勃发和人性的解放。这些都显示出作者对于敢爱敢恨、无所畏惧地追求自我欲求满足的女性的赞赏,这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是一种生命激情的展示。在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胆小、软弱、卑下、受欺凌、依附于男性不再是中国女性的代名词,她们身上显现出的女性对于自由、对于新生、对于人性的追求,闪烁着女性自我解放的光芒。莫言曾说过:“女人代表了爱,代表了繁衍。”莫言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对母性的依恋,在他的笔下母亲几乎就是孕育万物的大地的代名词,在他的笔下母亲几乎就是孕育万物的大地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对女性、对身体的迷恋不是媚俗肤浅的代表,莫言对每个生命的位置、价值、权利、尊严、荣誉等等存在性权利与话语表达权利的维护、激发、赞扬,在莫言小说中,身体是具有符号学意义漂浮的能指,具有更加显著的镜像功能,体现出主体的自我想象以及社会的象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