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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视角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拓展空间初探
吴克峰[1]
（天津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300071）
[内容摘要] 政党政治既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政党政治的世界性是指在政党政治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并具备的普遍特征，可以归纳为政党执政的基础必须地建立在民众同意这一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上。而政党政治的民族性是指在政党政治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并具备的民族特征。尚未恰当地认识到政党、民众、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者尽管认识到了，但在其政治制度的设计中，还没有理顺这种关系是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民族性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相互交融和影响，共同形塑着今日的世界，并规制着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政党政治 世界性 民族性
所谓政党政治，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是人们利用政党这一组织形式从事的政治活动，包括政党介入政治的方式、准则、状况和结果，也包括法律和社会对政党介入政治的体认程度。[2]。世界上自从有了政党，就有了政党政治的实践，就有了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也就随着它在各国的实践层面的展开而具有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特征。二者的相互交融和影响，正共同形塑着今日的世界。
一、政党政治的世界性
政党政治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同样是政党组织政治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政党政治却大不一样。于是对不同国家的政党政治进行分类、比较，就成为政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于是政治学学者们归纳出了极权政治、威权政治、民主政治等政党政治的类型。尽管在各个国家不同类型的的政党政治实践中，各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还是发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世界性，政党的现代化进程得到了同步提升。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共生和融合也渐次加深。比如，我们曾长期以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之一，但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人们普遍接受了它并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准的表述。而计划调控与消除两极分化这些原本是社会主义者提出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资本主义世界所批评和抵制的政策主张与社会目标，也成为今日众多资产阶级政党的施政纲领。因此，我们可以说，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有了趋同性。
要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并不困难。那就是，虽然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制度不一样，甚至还有巨大差异，但各国民众的利益需求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对生命的平等尊重、对人权的保障、对秩序的渴望、对自身处境的关切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政府的当然要求。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其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其政党政治无论是威权的，抑或民主的，只要它能较好地满足民众的上述需求，承担起上述民众利益代言人的政治角色，那么当它是革命党的时候，它一定可以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当它是在野党的时候，它也一定可以通过选举获得民众的支持而执政；而如果它本身就是执政党的时候，它也可以藉此维持它的执政地位。
政党政治与既往的皇权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在皇权政治下“朕即国家”的那种国家与政府高度合一的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与政府关系的适度离散。在皇权政治下，反对政府意味着反对国家；在政党政治下，反对执政党执政的政府，和反对国家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反对政府，最大的可能是导致执政党的下野，新的一届政府的上台。而这在一般意义上不会引发破坏性冲突，不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与国家国体、政体的存废。于是，我们发现，世界各国的性质不同的政党及其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政党被广泛理解成是代表民众掌握公共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政治组织，是连结民众与行政权力的桥梁与纽带。而政党政治，则相应地被广泛理解成围绕谋取和巩固执政地位而进行的组织、动员、选举、招募与施政等政治活动。并且，各国的政党活动也大都遵循着相似的规律，维持着近似的结构，执行着几乎没有差别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当政党被理解成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并以政府权力为目标指向的时候，有学者将政党分作代表全体的政党和代表部分的政党两类。[3]代表全体的政党存在于一党制国家。在这些国家，一政党的存在对其他政党有排斥性，其理论基础乃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世界观。代表部分的政党存在于两党、多党制国家，其理论基础则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世界观。无论在一党制国家还是两党、多党制国家，也无论这些政党在主观上的价值、利益取向如何，当它们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企图掌握政权并引领社会发展时，它们都必须一再强调自己的公共性、民主性、正当性。在民主政治相对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党要强调这些重要特点以获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在民主政治尚在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许多政党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集权倾向，但这些政党作为全体民众利益的代言人的定位与其集权倾向之间却始终存在着一种背离倾向，这也是不争的存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一背离倾向的存在，发展中国家政党的现代化及发展中国家向民主的转型才成为可能。
说到底，不管哪一个类型的政党政治，其获得政权的途径也许有革命与选举的差异。但在其获得政权后，其执政的基础却必须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民众的同意这一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上。或者换句话说，政党的所有功能，包括它所有的组织、机构、机关，其目标指向的就是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这一点，普遍适用于世界采取政党政治的所有国家。这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政党政治的世界性。
二、政党政治的民族性
政党政治的民族性，是指在政党政治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并具有的民族特征。
如现代化国家可以分为原初的与后起的两种一样，政党根据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也也大约可以分为适应型政党(adaptation party)与动员型政党(mobilization party)两类。[4]原初的现代化国家，是指英、法等最早兴起现代化的国家。当这些国家创造出了比农业生产力更高的工业生产力的时候，当机器生产替代了手推磨的时候，它们将整个世界裹挟到了现代化的进程中来，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相应地，在这些原初的经济现代化了的国家里，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阶层、阶级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应运而生。在英国，是在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推动下，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发展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在美国，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这些国家在这一阶段都完成了国家构建意义上的从屈从的共同体到意愿的共同体的质的转变，从而将人类的文明带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被裹挟进现代化进程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那些国家，当它们的智识阶层睁眼看世界，发现了自己所处的国家与西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结构上的巨大区别的时候，他们开始宣传、动员本国的民众为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如民族独立、如民族复兴、如共和国而奋斗而牺牲。于是，与适应型政党的产生不同，在这些国家里，动员型的政党开始出现。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如马来西亚的巫统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它们乃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
于是我们发现，从政党、政党政治产生时起，它就有了不同的地域特征，就有了不同的民族性。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政党的目标上。在西方原初的现代国家那里，政党是民众利益的代表，是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工具。其次，这种差别体现在政党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上。在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那里，政党的组织可以是松散的，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可以是多元共存的，民众的政治参与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当然目标，以分散而有序的选举及议会活动等体制内形式来实现的。而在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里，动员型政党非法的身份必然要求其意识形态的立场分明，要求其组织本身必须有严明的纪律，要求其在体制外通过包括暴力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实现政党本身的政治目标。有西方学者，比如著名的拉帕隆帕拉（Joseph Lapalombara），又将这样的政党称作国家构建党（nation-buliding party）。
动员型政党的目标是执政，而取得执政地位的手段则是革命，其中又尤指暴力革命。正是在其动员与领导革命、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过程中，动员型政党形成其命令——服从的组织体系。在该体系中，党员和每一级组织都被视作政策的执行者，其行为都受到严格的规范和约束，其成员的个性不被支持，也绝少受到鼓励，其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是一种具有鲜明的集权特征的统治结构。动员型政党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取得政权服务的，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它所要推翻的那个政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制度。它所使用的语言热情并富有煽动性。缘于动员型政党的这些特征，所以它很容易为青春期叛逆的富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人所接受，为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所追捧。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动员型政党的特征，那么，“服从”是恰当的。如果用两个词来描述此种政党的特征，那么，就需要加上“牺牲”或者“狂热”。
与动员型政党相比较，适应型政党的目标也是执政，但其取得执政地位的手段主要是选举。因此，此类政党的工作是围绕着“选举”而展开的。或者换句话说，它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取悦选民，为了在选举中获胜而展开的。
为此，它需要在考虑民众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向选民们兜售，以最大限度地获得认同。于是，与动员型政党取得政权主要使用的是“暴力”不同，适应型政党主要使用的武器是“说服”；与动员型政党所形成的那种命令——服从的组织体系不同，适应型政党形成的是一种沟通——说服的组织体系。在这样的组织体系中，其每一级组织和党员，都被因视作组织的主体和平等的成员而受到尊重。这类政党没有严格的纪律规范，甚至没有纪律。在组织内部，组织成员不仅进退自由，并且鼓励个性。因为越是与众不同，才越会吸引选民们的注意。有论者说，这类政党一定程度上带有“联邦制”下自治主体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自主性，甚至自助性。[5]这是对的。其权力运行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双向度，是每一级组织的权力首先来源于这一级组织的所有成员的授权，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对组织成员有所规制。与动员型政党的统治结构相比，它是一种治理结构。
适应型政党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其目标指向也是为获得执政地位服务的。但与动员型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同，它尽管有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指向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我们同样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政党的核心特征，那就是“选举”。如果用两个词来描述此种政党的特征，那么，就需要加上“同意”或者“理性”。
综上所述，政党在形成以后，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逐渐长成了今天的这诸种模样，并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政党政治系统。
当动员型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并执政以后，主要是因为历史的惯性，它们将动员型政党的特征带入到了执政的过程中，使其执政打上了命令——服从的烙痕，具有了集权、威权、甚至极权的特征。其一元主义的世界观所导致的对国家政治资源的垄断，也使许多论者相信，将从根本上损害一个相对宽松、自由、多元和理性的政治生态的形成。一些国家、地区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也表明，在一党体制、党国体制下，作为表达民意、实现民主的工具的该类政党，在其向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正不幸背离现代化的目标而使它们所在的民族重新走上它们曾经流血反对的被奴役的道路。一句话，这类政党尚没有恰当地认识到政党与民众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或者尽管认识到了，但在其政治制度的设计中，还没有理顺这种关系。这一特征，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民族性的最为突出的表现。这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政党政治的民族性。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拓展空间
在具体谈到我国政治体制的现状和前景的时候，有为数不少的人或私下或公开主张，我们应当将源于西方、平稳运行于西方的已经成熟的适应型政党政治移植过来，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在政党政治民族化或本土化过程中解决不掉的那些弊病与问题。我们理解并同情持此论者的焦灼与用心。但看看中国既往的政党政治的实践，我们就会发现，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全盘移植，而在于能不能全盘移植。当年，孙中山先生等仿照英美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一个五权分立的中华民国，但其随后被袁世凯所窃取并重新走上复辟与专制老路的这一现实，大约说明了一种制度的构建只有建立在本民族现有资源的土壤上，才可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1928年，当蒋介石建立起统一的全国政权的时候，他秉承的是中山先生军政——训政——宪政的治国路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他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戒严勘乱，一直持续到其流落台湾后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蒋氏父子固然有维护自己家族利益的私心，但如果说他们在设计、实践其政治制度时又全然没有家国民族意识，没有对中华民族的责任与担当，恐怕也不是事实。而按照我们1954年宪法所建立起的当今的政治制度架构，按道理也不是没有可以作为的空间，但这一制度在*中所遭遇的尴尬，使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传统、习惯势力的强大与不可忽视。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强调政党政治的民族性的理由。
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抑或中国大陆地区当年政治制度设计者的中共第一代领袖群体，可能都已经在实践中意识到，要使许多政党在一个缺乏多元主义世界观作为制度基础的政治体系中运作而不导致分崩离析，是困难的。但这种困难，一直被西方的学者们所低估，也被意图向非多元社会输出民主的决策者们所忽略。因此，从多元主义的世界观是否具备来观察政党多元的能否存在，是重要的。而政党多元在多元主义世界观不曾浸润的地区，运作不良或不能长久，也如撒托利所说，是极为明显而少有例外的。[6]或者换句话说，一国的政党制度，是必须长在自己的土壤上的。
并且，当我们将比较的眼光投向世界历史的时候，我们也的确发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血雨腥风的激烈的法国大革命的成就，远远比它激进的革命者们最初想象的要小得多。新的制度的确建立起来了，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的大革命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中继承了大部分的感情、习惯、思想。”[7]是这些从旧制度、老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感情、习惯、思想一再地拖拽住法国前进的步伐。倒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尽管是一切革命中最温和的，却也是最成功的。”[8]
也有论者举到日本和韩国的例子。说它们的现代政党政治制度是在二战后建构的，是制度移植成功的绝好例证。但苏力在十几年前就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就论证过将日本、韩国作为法律移植和理性设计成功的范例，可能是一种迷惑人的表象。他提醒我们，日本的法律制度是一种没有现代的现代化，是另一种现代。[9]笔者以为，苏力的这一论点可以推及到日、韩两国的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整个政治制度。事实上，在我们仔细考查日、韩两国政党政治的具体运作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个国家的政党政治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性，足可以成为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可以并行不悖的最好诠释。
又有论者指出，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政党建设，其主要任务应该在中国特色上下工夫，是努力实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特点，实现政党政治的民族化或本土化。如果这种观点旨在说明中国的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应该在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理论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政党政治理论与实践，这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这一观点意在无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无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政治文明成果，甚至打着“民族化”、“本土化”的旗号，拒斥作为近代以来人类有效管理社会、维系社会秩序、并提升人类的类属尊严的政治智慧和制度设计，则极有可能会使中共在政党政治民族化的过程中失去应有的参照而迷失方向。如果我们承认，在近代以来，西方在物质、技术层面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高峰，我们就应该承认，西方也同时创立了与这种产生先进的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大生产相匹配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乃至文化制度成果。技术与制度，它们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学习西方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将产生西方物质文明的制度、文化基础拒之门外，这正是当年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所犯的错误。
事实上，中国大陆政党政治的民族化，或者说建设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它们本身与政党政治的世界性并不矛盾。
如前文所述，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民众同意这一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上这样一种真理性的认识，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建设的目标就应是尽一切可能获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增强民众对自己执政地位的认同。而政党政治的民族性的特征，是动员型政党下命令——服从的组织结构所形成的公民——政党——公共权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未被理顺。因此，在政党政治的民族性和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之间，我们发现了一种张力（tension）。这种张力的消解正是我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并且，现在，即便是在既有的制度范畴内，也依旧存在可以作为的空间。中国的各政党在辛亥革命至今近百年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各民主党派政治地位的完全平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乃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建国六十余年来，我们在内政外交国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证明这一制度总体上是适合国情的。在这一制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上述政党政治世界性的影子，也可以发现政党政治民族性的特征。而政党政治的民族性与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可以对我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的启示有三点： 第一，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政体设计中宣示我们是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因此，我党作为民众利益的表达者，作为连接公权力和民众的纽带与桥梁，其执政地位，一定是应该建立在民众授权的基础上。这一政党政治的世界性特点，与我们的现有政治制度并不相悖。我们应该坚持。
第二，我们已经在制度设计上区分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权。并且，这些部门，至少是其中的相当职位，又至少是在名义上采取了选举制，并且实际上实行了任期制和退休制。尽管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还有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分权以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早已超越启蒙的思想层面，而已然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这一点即便是在批评、反对甚至敌视我们的人那里，都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客观存在。需要进一步作为的是，将分权、选举在程序上做进一步规定，促使其名副其实。
第三，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尽管村民选举目前还因为村民们没有自由迁徙权而不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选举意愿，尽管村民选举产生的依旧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意识，但没有人否认村民们已经走到了公民的门前。因此，需要我们做的，是在户籍制度上采取更稳健的改革，深化巩固村民自治既有的成果，促进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民从村民向公民的转变，促进和提升农村民主的全面发展。
以上三点，揭示了我们在既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向政党政治的世界性趋近以提升自身执政合法性基础并可以继续作为的空间。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们已经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经济奇迹，但毋庸讳言，我们同时也迎来了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带来了亨廷顿意义上的政绩困局，[10]带来了社会学家孙立平意义上的社会“溃败”。[11]这一实施了三十余年之久的开放政策，还不仅使中国大陆人口的国际间流动成为当今大陆社会的一大特点，它也使大陆内部城乡间的人口流动逐步加快。经受了欧风美雨洗礼的“国际人”，目睹了城市文明的“农民工”，他们对于自身存在状况的不满一定会传导到执政党的中枢机关，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压力。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促进执政党加快其政党政治变革的最为重要的动力。能否利用我们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和既有的政治架构，在已取得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构建出既超越传统又可以与政党政治的世界性潮流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政治架构，这不仅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是重要的，又不仅对于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民族是重要的，而尤其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重要的。
（本文曾以《论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交融与互动》题名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5期，略有修改）。
[1] 吴克峰（1968——），男，汉族，山东济南人，党建专业博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理论与政党比较、中国近现代、当代政治问题。
[2] 李景治：《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页。[3] Giovanni Sa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New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1976.p5-70.[4] Joseph Lapalombara, Myron Weiner,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 1960.p16-24.[5] 徐锋 ：《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研究》，时事出版社，北京，2009年版，第7页。[6]Giovanni Sa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New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1976.p57.[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30页。[8] Bertrand Ru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nosophy, London:A Touchstone Book,1972.p604.[9]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页。[10]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59 页。参见吴克峰：“政绩困局:概念、原因及其破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
[11] 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http://www.daodoc.com/NewsInfo.asp?NewsID=174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