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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为什么没有思想大师？
来源：作者惠赠 作者：严春友 发布时间：2004-06-0
3所谓“思想大师”，是指那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体系的人，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本国的文化，而且还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影响的人物（本文所说思想大师，不包括那些以思想为“副业”的文学家、实业家和政治家，仅指专业的学者）。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考察一下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那么结果可能是很令人遗憾的：虽然名人很多，但却没有一部名著，没有一部能够与我们祖先的伟大著作相媲美的作品，没有一个能够立足于世界思想之林的思想大师！甚至连独领一代风骚的大学者都很少见。
是中国人失去创造力了吗？恐怕不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了那样灿烂的文化，这是个曾经出现了那么多伟大思想家的国度，怎么会突然就失去创造力了呢？我认为，这与我们学术界的指导思想和风气有关。在这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学者主要着眼于介绍——重点是介绍西方的学术，一少部分人介绍古代的学术，这种介绍大多还都是“批判”——而不是创造。不重视创造，当然就不会有创造性的成就。这一个世纪中，我们学术的主流是在抄袭人家的思想，是这种抄袭的风气阻碍了中国学术的创造性发展。
思想抄袭抄不出大师
近年来，学术界的风气更是呈江河日下之势，浮躁之风日盛。近读杨玉圣先生所著《学术批评丛稿》及他编的《书的学术批评》（均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书中论述的种种违反学术规范和道德的现象，真是触目惊心。其中所涉及的抄袭现象尤多，更令人瞠目。对于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其对策，杨先生和其他学者已经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多谈了。我准备要谈一谈另一种形式的抄袭——思想抄袭，这种抄袭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所谓“思想抄袭”，是指一个文本中没有自己的任何独创性思想，而只是叙述了他人的思想，满篇都是
×ד说”，就是没有自己“说”。这样的文本虽然没有文字上的抄袭，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种抄袭行为。它所抄袭的不是文字，因为它在文字上进行了改头换面的工作，避免了文字抄袭的嫌疑，但却抄袭了别人的思想。他人的思想不是不可以涉及，问题是如何涉及，考察他人思想的目的是要推陈出新，而不是为了考察而考察。有的著作，如果去掉引用的他人思想和变相抄袭的他人思想，就几乎剩不下什么东西了。
我认为，思想抄袭是一种更为危险的抄袭。因为，文字抄袭是易于发现的，而思想抄袭却比较隐蔽；其次，文字抄袭所危害的是原作者的利益和学风，而思想抄袭所危害的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骨髓”，在一种文化体系中若是形成了思想抄袭的风气，那么对于这种文化来说是致命的，它将失去创造力，因为它所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思想的奴隶。
这种思想抄袭，主要有两种，一是抄袭西方的思想，二是抄袭古人的思想。而这两者中，更以前者为甚。中国大概是世界上西方思想的最大消费国，每年出版的贩卖西方思想的著作汗牛充栋暂且不说，就是那些非介绍西方思想的著作中也充斥着西方的种种思想。我不是说其他国家的文化不能学习和介绍，问题是怎样学习。如果说这种学习是以一种跪着的奴才的态度来学习，我看不学也罢，因为这种学习的结果可想而知，就是阉割了本民族思想的创造力。
在我们的学术界差不多形成了言必称西方的风气，评判学术价值的标准惟西方的马头是瞻。一些学者们紧紧盯着西方学术界的动向，一有点什么新的玩意出场，他们就蜂涌而上，力争成为最早的介绍者，从而成为研究这个人或领域的权威和专家。其实，这些新玩意在西方根本没有多少人理睬，但一到了中国，它就成了最新的“科学”，人们争相应用于各个学科，甚至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些到过西方的人回来以后不仅是言必称西方，甚至连中国话都不会（或者说不愿？）说了，在向自己的同胞介绍“出国”见闻的时候时不时地冒出几句“优越的语言”——英语来，让听的人大倒胃口；更有甚者，言语之中的那种自豪感——我出过国，我有几个洋人朋友，我会讲几句外语，我了解西方的学术动态——溢满眉宇之间，所以他有资格傲视自己的土包子同胞，侃侃而谈。不知怎的，这总给人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不仅在他们的著作、论文中充斥着西方的术语，而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满嘴的西方概念，大概做梦用的也是西方话语吧。
这种学者，我称之为“鹦鹉学者”，因为他们只会对西方的学术鹦鹉学舌；因为他们只是学了西方的一些术语，而没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西方学术精神。从另一个角度上，我把他们称之为思想上的假洋鬼子，因为他们骨子里恨自己没有生在洋人的国度，恨不能脱掉这身黄皮，想做鬼子而不得。他们以研究和掌握了西方的一些术语而自豪，他们把西方的这些术语作为标准，来对自己的传统和一些新的观点大打出手，凡是不符合西方某种学术标准的，就被认为“不科学”，就必须予以否定，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深刻，他们的有思想。因此，如果说哪一个领域中洋奴思想最为严重、假洋鬼子最多的话，那么不是经济等其他领域，而是思想界。
还有一类人，虽然他研究的不是“西学”，而是“国学”，但其实质却是“西学”，国学不过是个幌子。因为，连这一类人也以西方的话语为标准，来剪裁中国传统思想。比如研究中国哲学要用什么“主体”、“客体”、“实体”、“存在”之类，仿佛一加上这些词汇就深刻了许多似的。有时候为了争论一个哲学家究竟是唯心还是唯物，而打数年的笔仗，可实际上这个哲学家既非唯物，亦非唯心，例如庄子就是如此。这些概念根本就不适合于中国哲学，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是不可通约的。还有中医也是如此，由于中医的概念体系与西医截然不同，便被认为“不科学”，于是就有人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口号，要用西医那一套来解释中医、代替中医。在我看来，中医的价值正在于它与西医的不同，而一旦把它现代化了，也就是说用西医那一套来代替了中医的传统概念和方法，那么中医也就消亡了，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西医化。相应地，理论界有人提出所谓的“哲学现代化”的说法，也很令人生疑：哲学不是机器，如何现代化？再说，哲学问题是万古常青的，如果把它们“现代化”了，岂不是就没有哲学了吗？“哲学现代化”的实质不过是用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来代替传统的哲学而已。有的人还常常把非常简单的道理或问题，用极其生僻的西方话语或生造的词汇表述出来，以表明自己的有学问，但却让人莫名其妙。
之所以说这类学者也是崇洋一族，还因为他们与前面所说的“鹦鹉学者”一样，以得到西方人的夸奖为得意、为自豪。他们虽然也推崇国学，但推崇国学的原因是由于西方掀起了“国学热”（是否真有此事，尚且存疑），或者是由于国学得到了西方某个学者的赏识，所以他才认为国学是有价值的。
这两类人都是属于崇洋一派。他们以得到洋人的赏识和施舍为自己炫耀的资本，一旦自己的研究得到西方某位学者的肯定，就喜形于色，还在媒体上予以报道，被认为是十分光彩的事情。这总令我想起一副奴才相：主人给奴才一点点施舍或是表彰，奴才就会欣喜若狂。
另一种就是对古人思想的抄袭。这种所谓的“研究”实质上只是抄袭了古人的思想。他们把古代著作中的思想肢解为许多块，加上一些现代的术语，然后复述出来。整部著作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自己仅有的一些话就是对古人的赞叹。有一些极端的人还对西方的学术嗤之以鼻，认为西方的学术甚至科学都起源于中国，甚至认为在中国古代的一些著作中已经包含着西方的现代科学，只是中国人不屑于弄这些奇技淫巧罢了。有的人还说在《易经》里已经包含着相对论和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易经》中就一定还包含着更多的西方尚未发明的东西，比如说能够从事宙际飞行的飞碟，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把它们挖掘出来呢？不用多了，有了飞碟这一项，就足可以“大振我国威”了。可是，他们竟然对此不屑一顾。这很有些匪夷所思，也可能是在他们看来太过于简单了吧。这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西方至今尚未发明出飞碟来，如果发明出来了，他们就会从《易经》或什么古书中找到制造飞碟的证据和方法了。总之，西方一旦发现了什么新玩意，都是“我国”古籍中“古已有之”的。
这一派中有人主张，只有中国传统的思想才能够救中国。他们重新抬出孔孟老庄，翻出新儒学、新道家，论证
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越，考证出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之前的数千年就有了人文主义思想；另有人还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可能会挽救整个人类。一副复古的形象跃然而出，只差还没有穿长袍马褂了。
我认为，无论是对西方的学术还是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如果只是顶礼膜拜，振振有辞地复述人家的思想，论证它们的正确和优越，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最高成果也只不过是落得个“理解得很正确”的美名。但无论理解得多么正确，都不过是一种重复，重复不可能是创造，因为这种重复永远不可能超过被重复的那个人的思想。所以，这样的“研究”注定不会产生文化上的大师。
传统的价值
自“五·四”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否定传统的潮流，而且这种潮流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持这种观点的人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罪于传统，似乎一旦否定了传统，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中国就会进步起来。可事实又如何呢？我们离西方的进步仍然很远。我们提倡了近一百年的民主与科学，但很难说我们有几个人真地懂得了民主与科学，即便是学术界，有几个人真正具备了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呢？依我看，那些喊着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最响的人，大多是些伪民主者、伪自由者，他一旦有了权力，会比别人更贪婪，更独断。
在否定传统的思潮中，人们常把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认为传统妨碍了现代化，似乎抛弃了传统就能够实现现代化了。这是对传统的一种误读。首先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把中国的落后和没有实现现代化归罪于传统，就等于归罪于我们的祖先，因为传统来自于祖先。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把自己的贫穷归罪于他的父辈一样荒唐，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嘲笑他的。但我们把落后的罪过归于古人的时候却不仅没有觉得可笑，而且还理直气壮，这于情于理都讲不通。每一代人的生活都由自己去创造，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古人没有义务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落后负责，你们这个时代落后，是由你们自己造成的，自己时代落后应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与古人何干？更有甚者，有的人还把中国的落后和保守的原因一直追到中国古代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的时代。“北京猿人”总算幸免，还没有人追到他们那里去，拿他们问罪。其实，从一些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传统与现代化并不矛盾。例如韩国、日本，还有中国的台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传统保存得相当多，尤其是在韩国，孔孟之道保存得比较完整，传统的伦理观念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等级观念依然存在。但这传统观念并没有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造成不利影响，实际上还有积极的影响。
如果看一看其他一些国家对待传统的态度，那么可以发现，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憎恨自己的传统了，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其他国家大都竭力保存和维护自己的传统，以自己的传统为光荣，更没有哪个国家仇视自己的传统。近一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是历史虚无主义占统治地位，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否定，另一方面就是认为历史总是后来比先前进步，持一种历史进步主义，以为自己比古人进步，动不动就嘲笑古人的历史“局限性”，可是，实际上这些嘲笑古人的人有时比古人的历史局限性还要大得多。即使我们今天的一流学者，有几个能够和老庄孔孟相比呢？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心灵的境界，有几个能够比得上这些古人呢？这一百年来，我们的学者所写的著作，有几本能够与诸子百家的著作相比？如果说有的话，勉强地说，也只有鲁迅一人。我们当然有许多“著名学者”、“著名专家”，但却没有一个思想家。可见，否定了传统，也没有换来思想的发展；可见，否定传统与思想的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事实上正相反，由于否定了传统，单纯地跟着西方的思想走，反而丧失了中国思维的本来特点，这很有点邯郸学步的味道。
如果完全否定了我们的传统，那么我们的学术将无立身之地，因为，这就意味着用一种外族的思维来代替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但是，用外族的思维方式来思维，我们是注定不会超过用这个思维方式思维的那个民族的，因为我们天生就不擅长于这种思维，而且我们的文字也可能不适合于这种思维。多年来，我们学术界一直强调主体性，但恰恰是在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上，我们的学者还没有达到主体性意识，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自为的学术主体。
但是，不能把肯定传统理解为复古，理解为只是重复和肢解古人的思想，只在古人的伟大思想面前赞叹，如果是这样，其结果与否定传统并无不同。因为，无论是在西方人面前赞叹还是在中国古人面前赞叹，都不可能赞叹出学术名著来，文化上的大师不是靠肢解、注释他人的思想肢解出来的，不是抄袭人家的思想抄袭出来的，而是批判、创造出来的。研究古人和外国的思想并无不可，但问题是怎样去研究，或者说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态度和目的，研究的目的不能仅仅是复述，然后加上一点点无关紧要的评论。真正的研究，其目的是要超越被研究者，否则就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大思想家，他们成功的根本精神，我看就这么几条：怀疑、批判、创造，尤其是西方思想家更是如此。我以为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是，我们只学到了西方学者的具体结论和说法，而忘记了西方学术的根本精神。
也不能把肯定传统作民族主义的理解。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在狭隘的民族意识支配下不可能产生具有伟大胸怀的思想家，只有具有了世界主义甚至宇宙主义1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思想家。同样也不能把世界主义理解为西方主义，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主义实际上不过是西方主义的代名词，因为在这种世界主义中所贯穿的完全是西方的那一套，是以西方为标准的。真正的世界主义，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从所有民族的角度和利益出发的，世界主义是以尊重一切民族为前提的。但仅有世界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世界主义还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必须考虑到其他生物的权利和利益；人类也不能仅仅从地球的角度考虑问题，还必须从宇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调整自己的行为，否则人类就没有出路。因此，想用民族主义来振兴一个国家不仅是不合潮流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
传统是一笔无穷而无价的财富。常言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此言的确道出了一个真理。民族的东西就蕴藏于传统之中，民族的、传统的东西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只有这种为他人所不具有的东西才为他人所关注，才对他人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只是重复别人所创造、所具有的东西，那么人家对此早已熟知，我们的鹦鹉学舌对他人是不会有用的。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恐怕难以造就伟大的思想家。世界上有一些学者之所以对中国人寄予了厚望，看中的就是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例如日本一位学者说：“日本现在所走的基本上是美国文明的道路。但是，这条路不一定是人类唯一的文明道路。人类可能还有另外的文明道路，这条路应该既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不使人的感情生活环境‘非人化’。如果真有这样一条道路的话，日本是没有力量成为开拓者的，因为日本国家小，文化传统不深，‘底气’不足。在当今世界上，惟有中国有可能开拓出这条新文明的道路来。”2美国一位作家说：“多年来对东方的研究令我深信：中央王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不光存在于日本而且存在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那种超卓的职业伦理和精湛技艺将使世界的领导中心由西方东移„„下一个世纪仍将是亚洲的世纪。而那将是这样一个世纪：人类和各个国家将终于学会接受彼此的歧异，生活于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之中。如若不是那样，我怀疑是否还会有二十二世纪。”3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不少。国人听到这些赞扬的话常沾沾自喜，殊不知还轮不到我们自豪，因为人家是冲着我们祖先的智慧说的，而我们当代的中国人创造了什么样的智慧，值得人家崇敬呢？我们连古人的智慧尚未达到，还是快收起我们的笑容吧。中国古人的智慧并不能直接在今天产生人们所预期的效果，因为那些智慧毕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时过境迁，现成地拿来，是难以奏效的。要产生人们所预期的效果，还必须经过现代人的重新创造，必须重新造就我们时代的老子、孔子，才有可能。
自信与创造
我们时代的学者应当自觉地进行创造性研究活动。这种创造的方向，我认为应该是以本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为基础——这是我们的“根”、“本”，同时吸收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化成果，以个人的个性为出发点；这种创造性的思想，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它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也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为创造者来说，它只属于他自己，是最具个性化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只有他才有。所以，它既不是重复古人，也不是重复西方，重复得再好，也不归我们所有。只有创造出这样独特的思想，我们才能够与西方对话。如果把对话理解为只是去了解西方的思想，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因为只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才存在着真正的对话，否则就是自言自语，我们用西方的话语与西方对话，那么实质上还是它自己与自己对话。而且，我们作为一个思想的“奴才”与其主人对话，也是不可能的，主人与奴才之间是谈不上对话的。
要在学术上进行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就需要消除许多误解。其中最重要的是消除中国学者的自卑心理。自从近代开国以来，中国学者为西方的先进所震惊，进而认为西方的文化比我们的文化优越，在其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深
深的自卑。这种自卑正是妨碍创造性思维的根源。自卑导致了不自信，一个不自信的民族或个人，怎么能够有所创造呢？
这种自卑还生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太落后，难以创造出新的思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学者对自己不去进行创造性的思维而寻找的一个借口。经济发达与思想创造之间并不能划等号，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在思想上不见得就一定有创造；同样，经济和科技落后的国家也不见得在思想创造上也一定落后。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可资证明。如日本可谓发达矣，但日本并没有产生出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新加坡、韩国等较为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但美国却很少有本地产的一流思想家；中东一些产油的国家可以说富得流油，但它们却没有能够用这些油水造出一个思想家来。另一方面，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在欧洲并不算先进，甚至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比较落后的国家，连国家的统一都没有完成，但这个时期却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文化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可见，经济与文化的创造，并无直接关系。一个落后的民族，在精神上完全可以是很先进而富有的。如果说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思想的发展则并不需要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因为思想是自由的，可以不受物质条件的约束。实际上，那些大思想家们在财富上大多并不富有。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形成一种自由创造的氛围，一种信心，学者的意识中首先必须有这样一种自觉的追求；否则，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意识，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有创造。
人们还有一种误解，这就是反对建立体系。这大概是由于黑格尔在构造体系时出了许多笑话的缘故，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大都反对建立体系；于是我们中国的学者照着葫芦画个瓢，也反对建立体系。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那些反对建立体系的人也在建立体系，只是其所建立的体系不同于黑格尔罢了。凡是能够被称之为“思想家”的，没有一个是没有体系的，只是体系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现代西方的思想家虽然没有建立黑格尔那样的面面俱到的严密体系，但却有着系统的思想，他们用这些思想来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没有体系的思想家是不可想象的，若是没有体系，那么他就没有系统的观点，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称之为思想家呢？中国的鹦鹉学者们反对建立体系，不过是为自己的无能和懒惰开脱罢了。
因此，要创造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放弃那种拾人牙慧般的研究；就应当形成一种创造的气氛和习惯，学者们应当自觉地树立这样的目标：标新立异，言人所未言，大张旗鼓地（而不是羞羞答答地）建立自己的体系。还应当像赵汀阳所说的，要放弃一切观点（他的原话是主张建立一种无立场的伦理学或无立场的哲学），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先入之见，放弃成见，即放弃用某种“学说”或“理论”来研究问题的习惯，回到终极的、无立场的地方，也就是要回到我自己的立场的地方，在无立场的地方，我自己的立场就出现了。如果我们只是现成地去运用某种别人的观点来研究问题，那么无论你运用得多么娴熟，也无论你运用的是多么先进的理论，仍然只是一种运用而已，算不上是你的创造，你顶多算是个三流的学者。
我们还应当注意，不能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在现代化的名义之下，掩盖着的常常是西方化。那些要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要与西方接轨，学术界也有这种提法。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文化多样性的消失。据报道，全世界的六千多种语言大部分将在下个世纪消失。语言是文化和传统的载体，一旦语言消亡，相应的文化将不复存在。现在，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共识，从而建立了许多保护性的组织并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保护活动，许多国家还制定了保护物种的法律；但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的意义还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而事实上，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与物种的多样性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像保护物种的多样性那样保护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这一重要任务首先就落在了学者们的头上。我们努力创造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和话语，就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文化的多样性消失，只剩下一种西方文化或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那么就如同将来地球其他物种全部灭绝而只有人类一样，同样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存。这样一种单一的文化将会由于“近亲繁殖”而失去活力，人们的精神生活将会变得单调乏味。因此，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必须注意和重视的重大问题。
现在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一切都要求见成效，要有经济效益，要“立竿见影”。但是，思想不同于经济，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思想的作用往往要几百年才能够见成效。所以，思想的创造不为人们所重视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一个不重视思想创造的民族是一个近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远大前途的民族。创造物质财富的速度固然很快，但物质财富的作用消失也快。我们古代的祖先所创造的种种物质财富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古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我们现在却还在继续享用；以前的那些富翁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即便偶尔留下名字也没有什么地位，但思想家们的名字却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所以，物质财富当然要追求，但从文化的角度说，一个只有物质财富的民族，仍然是一个贫穷的民族。
不能要求人文社会科学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这对它是一种无理的要求，按照这种要求所撰写出来的文本，是注定不会有价值的，因为这种文本只为一时一事而作，时过境迁之后，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能够有什么经济效益呢？一点都没有，甚至在短时间内看不出它们对社会有什么作用和影响。但是它们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们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康德、歌德和黑格尔，很难说会有马克思，也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况：两百年来的大哲学家几乎都出现在德国。还不仅仅是哲学，其实也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德国的文化，使德国文化进入了一个爆发性发展的时代，艺术和科学界出现了无数的巨星。一个民族就是应该有几本一般人看不懂的书，这些书看不出有什么经济价值，不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却有无穷的精神价值，可以推动一个民族精神的发展，从而使这个民族文明起来；这些书不能为普通人所喜闻乐见，但却标志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资本。有的国家很富，但却没有什么可谈的；有的国家比较穷，却常常是人们谈论的对象，因为它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是贫穷的，因为它只有钱；后者倒是很富有的，因为它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从前一种国家里你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它不会把财富送给你；但从后一种国家里你可以得到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综上所述，中国人不是丧失了创造的能力，而是丧失了创造的勇气；中国学者所缺少的，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独立思考精神和创新精神，只要我们具备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崭新形态的文化，造就文化上的大师；只要我们树立起信心，勇于创造，自觉追求，就一定能够重新振兴中国的文化，就一定能够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沃土中生长出参天的思想之树，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不只是一种妄想。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科学新闻》2002年第10期摘要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