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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乐感之征候解读
内容提要:孙犁的《荷花淀》这一创立“荷花淀派”品牌的经典性作品,以诗情画意和革命乐观主义而著称,对于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士气有着积极意义;但是,为创造乐观主义气氛,不惜任意想象和夸饰,将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境界无限地拔高,回避灾难与痛苦,将现实生活诗意化,却也是这类作品的不二法门。而这与建国后回避现实,粉饰生活的创作倾向是不无血脉联系的关 键 词:《荷花淀》;诗意化;乐感;夸饰
《荷花淀》乃“荷花淀派”创立品牌的经典性作品,孙犁由此成为这一流派的鼻祖。文学史之首肯,读者、评论家之赞誉自不待言。笔者不揣浅陋,试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荷花淀》作一番无知妄说。
《荷花淀》何以获得广泛赞誉?
《荷花淀》 读来是令人欣快的。小说从水生女人编着苇眉子等丈夫回家写起。村游击组长水生等七个青年,没有和妻子商量便在区上报名参加了大部队——地区队。水生被推举为代表回家与家人告别。作者着力写水生夫妻对话,意在表现抗战岁月里新一代青年男女的精神面貌。对话描写精炼而蕴藉,既勾勒了舍家报国,奋勇当先的农村青年水生的形象,更烘托出了水生妻这位勤劳、贤惠、深明大义的农村妇女形象。后半部分小说勾勒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水生妻等妇女们探望丈夫而未如愿,归途中意外地遇到了鬼子的汽船,她们却并不惊慌,机智地划着船向荷花淀里躲避,恰好将敌人引入战士们的伏击圈,使战士们大获全胜。整个小说充溢着欢乐的气氛。
就思想内容上看,《荷花淀》表现了根据地人民的美好情操和精神风貌,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就艺术上看,小说采用本色的散文化结构及白描手法,于从容委婉的简笔勾勒中,将残酷的斗争生活点染得风光旖旎,洋溢着清新的格调和欢快的笑声,极具诗情画意。因而《荷花淀》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后,立刻“带着浓郁的芳香吹遍了解放区和大后方”,[1]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被誉为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典范。
在孙犁笔下,抗战生活简直如同赶庙会、逛公园般轻松快活,令人神往,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兵,像一群稻草人一般不堪一击。被称作《荷花淀》姊妹篇的《芦花荡》就更神了,干瘦得像鱼鹰一样的撑船老人,为替被鬼子打伤的小女孩报仇,撑着船,用一捆莲蓬引诱正在洗澡的鬼子,使十几个鬼子一个个都挂上了锋利的鱼钩(这些水性极好的鬼子兵竟一个也没有逃脱),然后举起船篙“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顷刻间全部报销。看了《荷花淀》之类作品,很容易让人想到少年时看过的打鬼子,抓汉奸的儿童剧,或是*期间各县创作的《民兵斗争故事集》,打鬼子是一件多么惬意、痛快的事!我常想, 按《荷花淀》、《芦花荡》这打法,打鬼子怎么用得着八年呢?
笔者的家乡距白洋淀并不是很远。余生也晚,但从祖母、父亲和同乡长辈言谈 1
话语中得知,鬼子大扫荡是何等的凄惨!日本鬼子可不是豆腐渣,我们的百姓在鬼子面前绝不仅仅是斗志昂扬——比如,星罗棋布般的据点、炮楼,大都是鬼子威逼着中国百姓给他们修的(这种百姓是“奴隶”还是“准汉奸”?抑或是屠刀威逼下的“芸芸众生”而已?)。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后的今天,从电视采访节目中得知,当年日本军队在战场上俘虏了大量的我军士兵,既有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也有数以千计的新四军战士。日本军人逼迫这些俘虏在码头,煤矿为他们做劳工,大部分人因劳累、疾病或在棍棒、刺刀下惨死。看来我们许多战士也并不都像狼牙山五壮士——他们有着怎样的矛盾与痛苦?这种生活我们的作品从 没 有去正面反映的。众所周知,我们的队伍同鬼子打的仗大都很惨,我们是牺牲了几倍于敌人的生命才换取了胜利(且不要说苏联红军出兵和两颗原子弹对日本投降起的作用了,否则,岂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长辈们对此都记忆犹新吧。总之,那岁月并不完全像我们某些小说、电影中反映的那样诗情画意:八路军威震敌胆,游击队神兵天降,中国人一个个在鬼子面前都像《红灯记》中李玉和一样,一个磨刀人用一只板凳便将鬼子宪兵队打得屁滚尿流。
同是反映那段岁月的小说,老舍的《四世同堂》、给人的印象是否更原汁原味一些呢?
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定:假定《荷花淀》中写了水生妻等女人们所承受的灾难和痛苦,或者写战士或女人们伤亡惨重;那么小说调子将会是低沉的,小说也便失去了“革命乐观主义”。倘若如此,《荷花淀》还会获得广泛的赞誉吗?可见“乐感基调”是小说获得巨大声誉的基础。
无庸避讳的是,正是《荷花淀》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一类延安文学,为后世的“红色叙述”文学开了先河,提供了范式。这种叙事模式最典型的特征是:生活与人性中本真的血肉丰满、带着全部喜怒哀乐的“个人记忆”,变成了经过精心酿制的“集体记忆”,于是,往昔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被轧干了,剩余的只是经过提纯处理的单纯透明的蒸馏水,*期间各地编辑的《民兵斗争故事集》则是这类“集体记忆”的典范。
从 更 深 处 看,这 问 题 实 际 涉 及 到 了 一 个 在 今 天 不 应 再 回 避 的 问 题,即 真 实 性(认识价值)与 功 利性(宣传价值)的矛盾。我们知道,孙犁先生在冀中抗战学院教授抗战文艺时,因言必称“典型”,曾被学员们称为“典型教官”;孙犁又是以强调文学的“真实性”而著称于文坛的。何谓“典型”,何谓“真实”?看来有时实在难以说清楚的。如果小说过分追求自己所喜欢的“诗意”格调和浪漫色彩,而不乐于正视严酷的现实,“典型”和“真实”性是否会受到损伤呢?这些委实是值得讨论的。
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孙犁在经历了“炼狱”般的生活重新提起笔后,其作品基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创作了大量的纪实性小说、散文,含着泪蘸着血,对左的路线作了强有力的控诉,对生活中的种种污秽及人性的丑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被认为是由过去写“美的极致”过渡到写“邪恶的极致”,呈现了其创作生涯的“第三个高峰期”。[2] 一位在解放区和五十年代以“诗情画意”著称的作家,在古稀
之年一改《荷花淀》的“乐感基调”,以沉重的社会内容和沉郁、冷峻的风格,赢得了同辈人在晚年很难再次赢得的称誉,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创作路径的重大转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开始师从孙犁的刘绍棠,新时期的创作依旧沿循了“牧歌式”的模式,以歌颂传统道德的人性美,人情美为旨归,执著于传统的喜剧结局。其作品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过多的理想化有时弱化了反映生活的深刻性”,“较少来自生活的发现,较少切入现实的深刻内容,因而减弱了震撼当代读者心灵的艺术力量”。[3]人们戏称,这位当年的“神童作家”几十年的右派算是白当了,恐怕不仅仅是戏言。这种现象是否能说明些什么呢?
我们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年代,《荷花淀》一类作品对于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士气的意义;但也不能不看到,回避灾难与痛苦,将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境界无限地拔高,为创造乐观主义气氛,将现实生活诗意化,不惜任意想象,夸饰,却也是这一类作品的不二法门。如果说,《荷花淀》之类作品虽然浮夸了些,简单化了些,但其特定的思想内容决定了这类作品本身并没有什么负面效应;那么说,作为一种创作倾向,一种精心虚拟的叙述模式,到了五、六十年代和*期间,随着浪漫主义的浮泛化,则蜕变为回避现实矛盾,无视百姓苦难和真实心态的任意虚构和酿造。我们描写合作化、大跃进的作品不正是如此吗?三年“自然灾害”时,农村的生活境况是怎样的,农民的心理状态如何?而杨朔的《海市》、峻青的《秋色赋》置百姓食不果腹的现实于不顾,极力创造莺歌燕舞般的景象,这种粉饰太平的颂歌形式固然符合诗意化和革命乐观主义,同时却也拒绝了对客观现实的如实反映,消除了文学最基本的警世职能,使得作家的悲剧意识乃至社会良知消失殆尽。而这不能不说与几十年的诗意化和革命乐观主义传统有着某些血脉联系的。
有一点很令人深思,同是爱国主义的名篇,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是何其不同。无论小弗郎士、韩麦尔先生,还是郝叟老头儿、邮递员等镇上的人们,也无论是儒夫上校,还是小孙女、韦医生,尽管作者没有把他们塑造成强敌面前的英雄,但是从巨大的心理苦痛中所展现的法兰西民族强烈的悲剧意识和爱国情怀,具有刻骨铭心的艺术感染力。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富有自信力和浪漫精神的民族,但又是一个深具悲剧意识,不惮于“自绘败状”的民族。巴黎油画院中有一幅著名的油画:《普法交战图》。这幅油画渲染了普法之战中法军惨败的惨烈情景:“每一巨弹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弥漫,其被轰击者,则断壁危楼,或黔其庐,或赭其垣;而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薛福成:《庸庵全集·观巴黎油画记》)。看来,法兰西民族的审美心理空间和的承受力与我们是有所不同的。
所幸的是,从新时期以来的某些作品,如乔良写长征途中湘江之战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等看,我们这个民族审美心理也逐渐强韧起来了。
参考文献:
[1] 鲁原、刘敏言.中国当代文学史纲[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第77页.
[2] 张学正.观夕阳 [J].当代作家评论,1998,(3).[3] 同[1],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