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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刘东：“重图讲座”嘉宾。重庆作协主席团委员，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笔名雨枫。四川射洪人。中共党员。1988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国际经济法在职研究生。先后在 重庆市财政局、市委研究室、市外经贸委任职，现供职于市纪委，正县处级，会计师。市纪检监察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重庆市首批青年文化人才。10岁开始发表作 品，28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情怀底色》、《独钓中原》、《爱神复活了》、《雨绿爱情树》、《与爱同新生》、《盛 世风铃》、《寻觅金佛》等长篇小说和作品集《心雨岛》，发表长篇报告文学《那一方净土》、《组织打大战役的班长》及其他体裁作品百余篇（首），共计240 万字。《盛世风铃》入选“重庆十年文学丛书”。以下为主讲内容：
part01论重庆的文学精神
问题：你所理解的文学精神是什么？重庆的文学精神是什么？重庆的文学精神在哪里？ 刘东：首先我声明一点，我们在这里纯粹以文学的名义进行交流，在这里，我也只是一个作家（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
简单地说，文学就是人学。我们中国人这么说，英文里的文学也是人学的意思。这么推论，文学精神就是人的精神。众所周知，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很多，包括生物学、医学、哲学等，但只有文学是从人的情感（当然也包括思想、精神层面）这个范畴来研究人。把人作为抒写对象的，其物化状态，其物质载体，就是文学作品。那么，我的理解，文学精神就是作为社会良心、心灵天使的作家采用作品，展现人类的生老病死、恩爱情仇、兴衰荣辱、升降沉浮的各种状态和正确态度，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通过人的情感、思想、精神这个介质来正面地使人的情感更丰富、更柔软、更高尚，使人的思想更开阔、更深邃、更无私，使人的精神更纯净、更深刻、更健康，使人们的生活更富于诗意、激情和活力，促进整个社会甚至全人类更宽容、更友爱、更和谐，达到一种美好、美妙甚至理想的境界。从文本上讲，包含了友善之心和批判精神的文学作品，就具备了文学精神，特别是关注了小人物或陷入逆境中的人物（他们是所有人命运的象征）的作品。文学精神还体现为真切关注民众疾苦，为民鼓与呼，当护民官，文学揭示真理和真相，本身就是权力，可以制衡政治权力的滥用（政治权力滥用的受害对象天然是民）。
一个人在充盈着慷慨悲凉情怀时可能会感叹：“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秦始皇的确早就灰飞烟灭了，人世间早已没了他的踪影，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精神符号了；万里长城还在，是物质形态的，但诗经离骚、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史记也存在，寿命肯定比万里长城长得无穷长，它们已经融合在我们的血液，渗透进我们的精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情感和生活的状态，并且比我们及其若干代子孙都长寿。比如说，我们到天堂苏杭、如画江南，去旅游、寻踪，首先是冲着唐诗宋词对它们的描述而去的。这话可能偏颇，甚至极端了点，但大家体会吧，至少有一定的成分在内。也就是说，这些优秀文学瑰宝为什么能如此影响我们，关键是它们所体现出的精神起了作用，说白了，这也是文学精神的一种。当世界上一切的轰轰烈烈都尘埃落定之时，唯有文化传承下去，传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换句话说，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精神遗存，主要的或相当大部分是通过文学传承下来的。举个例子，总的来说，全世界知名度最大、影响力最强、权威性最高的奖项——诺贝尔奖，文化方面就只有文学一项；就我国而言，文化方面的奖项也没有哪个超过了茅盾文学奖。被誉为“世界第一文体”的长篇小说，就是文学样式中的重要一种。
这可能有点抽象，将其中几个举例说吧：善恶是文学中一对必不可少的矛盾，按文学精神的理解和表现就是：人都有弃恶扬善的本性——即“人之初，性本善”，但善分大小，小善是爱憎分明，大善是对恶的包容和改造，有时对一个人精神的审判，远远比肉体上消灭他更重要！有个故事，一男子驾车不慎撞死了一女孩，在法庭上，女孩的父母却请求法官免于对肇事者的刑事，也放弃了民事赔偿（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使死者复生啊！），唯一要求是判决肇事者给逝者的账户上每月存入一元钱。肇事者如释重负，甚至大喜过望。两年后，该男子却哭求法官有罪去坐牢，因为他感到每次去存款时，他都有要窒息的感觉，最后实在忍受不了了。为什么？这就是精神审判的威力所致！特别是当善于恶相互较量、惩罚时，恶是不会先住手的，只有善的一方忍痛自我牺牲，才会终止“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又比如，人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人类民主平等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对弱者以悲悯之心给予同情，对恃强凌弱者进行批判。再就我的现身说法吧，初中一年级时有篇课文叫《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当时我还没有相应的史地知识，但老师讲解了创作背景，11岁的我从那种悲伤情怀和语言味道中深深感受到了亡国的痛楚，铭心刻骨。可以说，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情结和对文学、史学的兴趣，首先就是从中激发的。30多年来，我一直难忘，这就是文学精神的力量，其他任何学科、文体都难以替代。这好像说到了文学的功能上，经典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的功能是认知、教化、审美，后来加上了娱乐。我就简单地把文学功能归结为文学精神产生的作用吧。
这当然是一般意义上来谈论的文学精神。事实上，我们人类进步的历史充满曲折，也充满了苦难，文学就自然随她的抒写对象（包括作为抒写者的作家本身）的不同生存状态而跌宕起伏，也随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而戏剧性地无常变幻，因此文学的众多特性中，时代性是重要特性之一。这在重庆文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现代意义上的重庆文学，应该说滥觞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的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主旋律，革命志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红岩精神也自然成了“重庆文学之魂”。从抗战时期的英雄之城、中央南方局驻地到解放初期中央西南局驻地，到“三线”建设的最大的国防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军工企业更是共和国的骄子），再到第一个计划单列市，到中西部第一个、目前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主流政治意识，结下了不解之缘，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就是为什么影响和塑造了几代人的长篇小说《红岩》这部红色经典诞生在重庆的原因，《红岩》也成了重庆文学精神的象征和标杆。
当然，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大批的知名作家流亡、客居重庆，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等，在这里创作了许多传世之作，这里我姑且把它们当作“移民作家”的作品，不算在重庆文学之列。但这些作品不仅体现出抗战大后方文学的革命激情、战斗精神，而且对重庆文学精神的形成也产生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重庆文学精神当然体现在重庆作家的作品中。新中国建立后，直到今天，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重庆文学形成了这样的基本格局：一是以长篇小说《红岩》为代表的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新时期”以来特别是直辖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十分活跃，成果颇丰，一批作品具备了摘取国内文学大奖桂冠的水平，今年茅奖评选中，重庆有2部进入了前20名；二是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为代表的纪实文学创作颇具实力，目前势头看好；三是一批优秀诗人的崛起使重庆成为繁荣的“诗歌重镇”，诗集《柠檬叶子》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四是儿童文学创作形成了气候，具有了较强的作家队伍和创作实力。
关于重庆文学的现状，市作协领导曾如此概括：有作家,缺大家；有作品，缺精品；有活动，缺品牌。但是，重庆作家很有血性，勇于正视差距，正在积蓄力量，厉兵秣马，取长补短，厚积薄发，或个人，或团队，创作出更有影响的佳品、精品，冲出重庆。
part02论重庆文学大繁荣
问题：你认为重庆文学要取得大发展大繁荣，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刘东：我先说句自曝家丑的话，重庆市作家协会领导曾有个谦虚的估价：重庆文学在全国处于中等略偏下的水平。我个人表示赞同。毕竟，历史上，巴蜀大地的文化中心主要在成都，少数时间在重庆，重庆是个地处内陆的码头、移民城市，两千多年来行政区划经常调整，抗战以来一直是大工业城市，文学的积淀不够厚实；尽管文学创作中不时有个人的异军突起现象，但从面上讲，传承性还是较强的，正如富翁可以几年甚至一夜造就但贵族必须经历几代人才能培养出来一样。反过来说，正因为起点不是很高，才更有大发展大繁荣的空间。对重庆文学而言，目前可谓“双重福音”：一是刚刚闭幕的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是在此两年前市委三届五次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已经奠定了重要基础，重庆市据此出台一些文学扶持政策，如对重点扶持作品和核心期刊发表作品的奖励，对都市作家群等三大作家群的培养等等。当然，文学作品的创作不同于工业生产，具有特殊的生产周期，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时候，就要开花结果的，迎来的是重庆文学的满园春色！有了这样的环境已经很不错了，是作家们莫大的福音，但我认为还有三点实际措施至关重要： 第一，主流媒体的正确舆论引导。我们都清楚，文学只是众多精神食粮生产形式的一种，没有什么特殊的尊荣，也早就失去了轰动效应，况且作家头上也早已褪去了本身就应不有的光环或“晕圈”，但文学毕竟是一切艺术之母，如果说大概念的“文艺”是一个人，那么文学无疑就是大脑(CPU)，其他艺术形式则是手、脚，CPU受到礼敬是应该的。现在的普遍情况是，我们的纸质媒体也好，网络媒体也罢，其中不乏主流媒体，对文学作品很排斥，但乐此不疲地热衷甚至醉心于跟踪所谓歌星、影星或一些什么乌七八糟的“名人”的绯闻、轶事，有的无聊、下作到了长篇累牍去揣测人家肚子的孩子是男是女的地步！
其恶果，一是极大浪费社会资源。二是严重误导读者群体，把读者向庸俗、低俗、媚俗和“一夜暴富”的肤浅、浮躁的歧路上引导，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将作家“逼良为娼”（创作中迎合读者的“那种”口味），说这样的舆论导向毒害了下一代以致下若干代都不过分！事实上也造成了大众读者和优秀读者的“人为流失”！
中国作家协会一位主要领导曾慨叹：创作出又好又多的作品是我们作家的天职，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媒体现在这样干，我们拥有的许多优秀作品也因为缺少了好读者而贬值！这也难怪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发出质疑：现在的报纸很怪，难道主编们都是失败的文学青年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该切实肩负起增强全民文化素质、提高其文学阅读与欣赏水平、推介优秀文学作品的职责。
第二，关注和尽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改善作家的生存、创作环境。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是富商高官谈文学、文人雅士讲生存。我今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西南六省区市青年作家班学习时，留心关注了这一问题。这个班41人，平均年龄37岁，基本上是这个年龄段六省区市的拔尖作家。遗憾的是，不管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他们都没有达到同地区同龄人的平均水平，个别人的生计都成问题；即使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公务员作家，往往也很尴尬：创作被视为不务正业，诗人成了“神经病”的代名词，导致他们在工作场合的很多时候还不得不掩饰甚至否认自己是作家。任何人都不希望苦难，作家也不会去赞美苦难，但对于作家而言，苦难是可以转化为财富的，正如俗话所说的“文学憎（作家的）命达”“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作家注定是自己幻想的牺牲品”。作家即使没有苦难（没有苦难才好），也必须有对苦难的体验、关注和描述，至少是在想象和虚构中去体验别人的苦难。很简单的道理，作家如果生活环境相对稳定，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有助于他们的心灵坚守这块净土和自由，坚守这份高雅而冷清的事业，甘愿忍受寂寞和孤独，实际上有助于他们给社会奉献出更多的好作品。同时，需要社会尽可能为品德修养好、创作实力（或潜力）强、思想品质正且创作勤奋的作家，提供体验生活或采风、采访的便利条件，包括挂职锻炼、深入生活等。再说直白点，作家一般属于感情丰富、细腻、炽热之人，社会给他们“滴水”之爱，他们将倾注“涌泉”之爱在作品中，回馈社会；而且，高素质的作家至少能洁身自好，他们对名利、权势往往没多大兴趣，他们对社会的要求并不多、不高。
第三，加大对纯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出版社必须面对市场，讲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有的有创作才华但属于初出道作家出书很难，便不难理解，这需要财政资金给予一定的资助；有的作家即使想办法把较好的书出版了，也许就负债累累、债台高筑了，作品存在市场化问题。被公认为“大腕”作家的莫言曾谈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可以一门心思安心创作,但现在每出版一部书，都面临着卖书的推销难题。在市场的压力下，逢迎读者的写作现象比较普遍，如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不负责任的网络写作、地摊写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写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划、从市场找热点、多名枪手共同协作的“新三结合”写作等。而真正使作家和读者达到“双赢”的作品罕见。说到莫言，再说几句，莫言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有一件趣事，很有黑色幽默成色：他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第三名的佳作《蛙》在获奖前，在上海为了推销，策划方请出的“形象代表”或“代言人”竟然是“文学娃娃”韩寒！要命的是，“娃娃作家”在大作家面前居然很摆谱——姗姗来迟不说，还傲慢装酷！莫言先生居然忍住了！大度！谁叫人家是明星、自己只是个实力作家呢？我们设想，要是孔老夫子看到这一幕侮辱斯文的滑稽戏，非要浩叹“礼崩乐坏”一番不可，甚至气得在棺材里站起来也未可知！大家设想一下，韩寒可能已算“过气”人物了，当赛车手去了，要是请什么李宇春更摔什么“巨星”派头的话，可能莫言先生也许会当场发作了；再要是请什么刘德华，可能把《蛙》的版权卖了还不够出场费哩！
part03论名著
问题：你认为当代社会还能出“红楼梦”那样流传千古的名著吗？
刘东：我认为理论上可能。毕竟，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大作家、名作品。“红楼梦”之所以流传千古，是因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较真起来，也并非无懈可击，仔细研究再苛求点的话，其语言描述和人物塑造上，有毛病，最明显的是其中的时间转化就很乱，但任何一部好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天衣无缝。可以这么说吧，具备曹雪芹先生的文学才华、思想水平的作家，目前中国还是有几个的，关键是作家要像茅奖新科状元张炜那样，22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缤纷尘世中耐得住寂寞，十年数十年磨一剑；要像曹雪芹那样，耗干毕生心血来雕塑。但现实中恐怕很难。第一，太平盛世里，作家缺乏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的激烈思想交锋、生活起落和情感跌宕，对生活、情感、精神的冲荡体验和体悟难以达到。这就是什么样的时代产生什么样的作品。
第二，工业化时代，生活的同质化现象太严重，抒写对象的差异化、个性化程度较低，作家要有独到发现的难度增加。
第三，太平盛世里，作家缺乏对苦难的亲身感受和真切体验。而伟大的作品总与巨大的苦难紧密相连；鲁迅先生也因此说“苦难是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在经济高速发展、物质享受丰富的今天，人们包括作家们患得患失，胆小、怯懦，缺少担当的勇气，缺乏“硬骨头”精神，不敢深入矛盾，不敢共担温凉，导致作品的深度和震撼力、感染力削弱。同时，目前我们缺乏务虚的哲学支撑，缺乏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导致作家思想狭隘、原创力差，作品自然缺乏神性、魅性和美感。
第四，当代中国出一个张炜已很不错，但张炜受到的质疑和攻讦已不少了，谁还能坚守？能坚守者纵然有曹雪芹的才华——也是应该的——近二三百年来，长篇小说在文本上不断创新，在创作技能技法技巧上不断丰富，但如果受上面三者任何一者或多者的限制，当代版的“红楼梦”要想难横空出世，就是空穴来风了。
但不管怎么说，如果真出了，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我们这个时代之幸！我们翘首以待！
part04论文学的“治病救人” 问题：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这点可以从鲁迅的很多作品可以看出，那么，你认为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如何？文学目前还能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吗？
刘东：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我把顺序颠倒过来回答。我认为，文学目前仍然能够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
当然，至少必须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作家要具备鲁迅先生那样的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的境界，全面、深邃、独到洞察国民性的眼光和精细、准确、透彻的理解，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和像钢板一样挺且直的脊梁；同时，还要具备鲁迅那样杰出的文学才华。这个条件，实际上是对作家人格的严格考量和极高要求。这里的作家人格主要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概念，而是决定作品终极价值的作家的天生气质禀赋（其中包括：一副炽热心肠）和后天综合素质，也是文学的终极较量之所在。
作品是什么？就是作家人格之树上生长出来的叶子和花朵！这可能有点抽象，通俗点、简单点说吧，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既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个人性格的作家个体，共同给力，就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作品。作家能否成为鲁迅，创作出的作品，能否成为《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那样振聋发聩的杰作，秘密全在这里了。
其次，我们的教育、舆论体系不要“帮倒忙”。换句话说，这两个前提，前者是影响力——作家的能力和作品的品质（极高的精神深度、人性深度和文化品质），后者是接受力——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全民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了，但追求正义、真理的勇气反而萎缩了，这主要是拜金、拜官、拜色和享乐主义给害了的，这不能不说对现代化的反讽和现代化的悲哀！
对此，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功不可没”！
3年前，重庆某知名高校50年校庆，报纸上唯一报道的是一张“杰出校友”一览表，姓名、性别、届次、最高职务，全是副省部级以上的。有意识的是，历届校长（都是大学者）无名，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大教授，一个都没有。请问，我们堂堂的高等学府半个世纪就以培养出了这20来位高官为荣吗？大学究竟是以培养什么人才为目标？新闻媒体究竟要把我们的社会和莘莘学子们往哪条路上引导？更有意识的是，这批高官中，有那么几位所受的国民教育只是初中，是这所大学的短训生，根本就没资格当什么校友！当年，“杰出校友”来混虚假学历、注水文凭时，是沾大学的光，作为往上爬的资本，现在风水轮流转，“母校”要沾高官的光了！这是什么古怪的舆论导向？其中为官场上“逼人钻营”推波助澜——这也是“国民性”的一种吧？这种报道，攀权媚贵，趋炎附势，说文雅点，焕发着卑贱的光泽，说准确点，不仅无聊，简直可耻！如此可耻的行径，却不是孤证！
说到这一怪现状，顺带说说审丑的话题。这种报道，就属于审丑的范畴。在文学创作中，审美与审丑的价值是同等的，关键是要审得公正，不能“葫芦僧断糊涂案”，好比成功塑造一个贞洁烈女形象与塑造一个烟花女子形象的美学价值相等一样。大家注意一种眼下的国民性，反正连西方的哲学家都观察到这一现象：在蜂拥于北京城里大量“北漂”“京漂”人群中梦想当演员的候选人里，如果挑一个演正面形象的角色，哪怕是个小配角，很难；但随机抓一个出来当反面演员，且不管演何种角色，都很入戏，好像量身定做似的，十分成功。大家想想，好人、英雄你不会演，当恶人、小丑你在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究竟在模仿什么人？我们有一批作家，以“先锋派”的余华、苏童等人为代表，还有残雪、李尔（也包括莫言）的一些作品，不是武打的“打”，打得风生水起，斗得死去活来，人心都是阴暗的，人性都是丑恶，只有权谋奸诈、罪恶阴毒；还有不少的作品，憎恨、憎恶多于友爱、宽容，罪与仇多于仁与恕，冒犯多于神圣，傲慢多于敬畏，冲撞、破坏多于包涵、建设，等等。所以海内外都有评论家认为，我国文学目前的水平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界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水准。这，就是差距！怎么办？
重拾文学的理想——当然不是盲目乐观——用社会的光明、人性的光辉等一束束理想的光芒，去照亮、去驱散！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消除人间的精神荒漠！那光明、光辉、光芒在哪里呢？就在座诸位和你们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心中、身上！
因此，尽管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但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文学和作家没有履行起应有的职责，值得作家们和全社会的反思与警醒！
part05论文化改革发展
问题：刚刚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入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抛给了各个城市，刘东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刘东：我喜欢听真话、说真话，厌恶空洞的套话，但我发自内心地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真是一场及时雨，久旱甘霖！党中央高瞻远瞩，深刻洞察世界发展的潮流与新格局，敏锐捕捉到我们文化中的问题、丑陋、毒素与危机，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战略。
好比一个人，文化素质差可以弥补，能力水平差了可以提高，但道德品行差了就很难弥补、提高，甚至对社会有害，且文化、能力越高越危险。一个国家也如此，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不强，不一定被打败，即使被打败了还可以东山再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经济、军事同遭灭顶之灾，但不到20年就迅速发展到有能力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彻底失败后，与同样失败的日本，迅速发展为仅逊色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但文化不强的话，别人不打自败，如“二战”以后一些国家的衰落、解体、分裂或陷入内战、内乱，往往是文化出了大问题（宗教问题的根本是文化问题）。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没有断裂、长盛不衰，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仅存的硕果，对维护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完整，功莫大焉，从正面印证这一点。但是，世界形势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主权问题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著名的“铁娘子”、当年与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针锋相对谈判香港问题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这么说中国：“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话虽难听、刺耳，但不能不承认是人家的友好忠告。现在，我们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抵不上德国1个贝塔斯曼集团；美国拍摄关于花木兰的电影，成功占领了中国市场，我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说狼要来，狼真的已经来了。如果我们不能高举起文化这面“国家的精神旗帜”，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精神家园、民族根基，也就等于亡国灭种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党中央所指的文化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大文化范畴。我们谈论了半天文化，但文化是什么呢？全世界有150多种定义，我国也有60多种说法，我赞成其中一种意见，它虽然可能不是很严密（描述性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的发展根基，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既塑造灵魂，又滋养精神，其核心价值内容是：礼让宽容、扶贫济困、敬孝互助、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文学要抒写的永恒的对象。
目前，我们的文化，外受挑战、挤压，内则反映为一系列社会矛盾（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特别是人自身——人性的丑陋矛盾，灵魂与人性的矛盾，即人对权力、财富、浮名的欲望急遽膨胀，与人的善良本性相矛盾），一系列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诚信危机）。诚信危机的话题我想多说几句，既然都称危机了，问题是十分严重，到了危险的地步，信乃人之本，诚实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缺乏以致没有了诚信，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没人敢信任人了，相对应的就是坑蒙拐骗盛行，社会上假货泛滥成灾，处处陷阱，人人自危——注水文凭、论文抄袭、科研造假、食品药品（本来是保健康、治疾病的）造假掺毒，连醋都有问题了，坐在家里都不敢吃饭了，人活着还有意义吗？我认为，“仁义礼智信”中，“信”最重要、最根本，有了“信”，其他四样，基本包含其中。
落脚到文化上，就是文化被商业肢解、压迫，如传统文化随意商业包装，历史文化随意打造产品，革命文化随意经商赚钱，文化遗产随意商业赞助，文化创作随意低俗商化，文化活动随意搭台卖假，甚至毁田毁林修筑侵华日军碉堡，身穿“大日本皇军”军服搞旅游的，为当年给日军侵华战争服务而后死在中国的日本人立碑刻字的，等等。国格都不要了，这些沐猴而冠者的人格“将焉附”？这叫什么？乱象丛生，没有了方向感，没有羞耻心，搞得一片混乱、一团乱麻、一头雾水，从而导致文化的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下降，受到严重损害。其中有些人真应该押上法庭去接受审判！
稍微说远了一点，还是回到文学上谈。刚说了“文化是国家的精神旗帜”，那么，文学作为文化的精髓，当然就是国家的精神记忆和精神标志，某些时候也代表着文化的全貌。
这个话题很大，许多东西已在“重庆文学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涉及到，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我们记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集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革命家于一身的郭沫若老先生，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一篇诗意盎然、激情四射的讲话，题目就是《科学的春天》。30多年的实践证明，那的确是科学的春天，我国已是科技大国，某些领域已世界领先了。随后一年即1979年，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浩劫而中断多年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迎来了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春天。30多年的实践证明，那的确是文学艺术的春天。现在，又一个春天到来了！这不仅是作家、艺术家的福音，也是中华民族的福音！接下来，关键就看我们的文学精神的承载主体、文学精神的承载客体的创造者——作家自身——的文化自觉、创作本领了。这里，我就优秀作家的素质要求进行简要概括，并作为本讲座的结束语：作家起码要是个什么样子？在确保生存权的前提下，少受、不受、抛弃名利和权势的诱惑，做世界潮流的开拓者，价值观的塑造者，真善美的捍卫者，先进文化的引领者，从而成为黎民百姓权益的护民官，知识分子气节的举托者，民族大众精神的守卫者。在专业技术层面，著名评论家白描曾这样概括优秀作家的基本素质，赠送给大家吧：一是进行深度的感情体验，建立健全个人的精神生态系统；二是加强勤奋创作训练，要培养出高强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表现能力；三是保持诚实的劳动态度，要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不止；四是具备丰富的美学修养，要锤炼起扎实的组织文字、结构作品的基本功，要操练出独特的风格，体现出众的才情，要熏染出品位高雅、魅力十足的人格；五是保持强烈的超越意识，永远具备不断创新的活力。
刘东：漫谈重庆的文学精神
2011年11月07日 21:21凤凰网重庆站【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条 论文学的“治病救人”
问题：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这点可以从鲁迅的很多作品可以看出，那么，你认为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如何？文学目前还能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吗？
刘东：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我把顺序颠倒过来回答。我认为，文学目前仍然能够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
当然，至少必须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作家要具备鲁迅先生那样的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的境界，全面、深邃、独到洞察国民性的眼光和精细、准确、透彻的理解，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和像钢板一样挺且直的脊梁；同时，还要具备鲁迅那样杰出的文学才华。这个条件，实际上是对作家人格的严格考量和极高要求。这里的作家人格主要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概念，而是决定作品终极价值的作家的天生气质禀赋（其中包括：一副炽热心肠）和后天综合素质，也是文学的终极较量之所在。
作品是什么？就是作家人格之树上生长出来的叶子和花朵！这可能有点抽象，通俗点、简单点说吧，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既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个人性格的作家个体，共同给力，就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作品。作家能否成为鲁迅，创作出的作品，能否成为《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那样振聋发聩的杰作，秘密全在这里了。
其次，我们的教育、舆论体系不要“帮倒忙”。换句话说，这两个前提，前者是影响力——作家的能力和作品的品质（极高的精神深度、人性深度和文化品质），后者是接受力——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全民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了，但追求正义、真理的勇气反而萎缩了，这主要是拜金、拜官、拜色和享乐主义给害了的，这不能不说对现代化的反讽和现代化的悲哀！
对此，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功不可没”！
3年前，重庆某知名高校50年校庆，报纸上唯一报道的是一张“杰出校友”一览表，姓名、性别、届次、最高职务，全是副省部级以上的。有意识的是，历届校长（都是大学者）无名，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大教授，一个都没有。请问，我们堂堂的高等学府半个世纪就以培养出了这20来位高官为荣吗？大学究竟是以培养什么人才为目标？新闻媒体究竟要把我们的社会和莘莘学子们往哪条路上引导？更有意识的是，这批高官中，有那么几位所受的国民教育只是初中，是这所大学的短训生，根本就没资格当什么校友！当年，“杰出校友”来混虚假学历、注水文凭时，是沾大学的光，作为往上爬的资本，现在风水轮流转，“母校”要沾高官的光了！这是什么古怪的舆论导向？其中为官场上“逼人钻营”推波助澜——这也是“国民性”的一种吧？这种报道，攀权媚贵，趋炎附势，说文雅点，焕发着卑贱的光泽，说准确点，不仅无聊，简直可耻！如此可耻的行径，却不是孤证！
说到这一怪现状，顺带说说审丑的话题。这种报道，就属于审丑的范畴。在文学创作中，审美与审丑的价值是同等的，关键是要审得公正，不能“葫芦僧断糊涂案”，好比成功塑造一个贞洁烈女形象与塑造一个烟花女子形象的美学价值相等一样。
大家注意一种眼下的国民性，反正连西方的哲学家都观察到这一现象：在蜂拥于北京城里大量“北漂”“京漂”人群中梦想当演员的候选人里，如果挑一个演正面形象的角色，哪怕是个小配角，很难；但随机抓一个出来当反面演员，且不管演何种角色，都很入戏，好像量身定做似的，十分成功。大家想想，好人、英雄你不会演，当恶人、小丑你在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究竟在模仿什么人？我们有一批作家，以“先锋派”的余华、苏童等人为代表，还有残雪、李尔（也包括莫言）的一些作品，不是武打的“打”，打得风生水起，斗得死去活来，人心都是阴暗的，人性都是丑恶，只有权谋奸诈、罪恶阴毒；还有不少的作品，憎恨、憎恶多于友爱、宽容，罪与仇多于仁与恕，冒犯多于神圣，傲慢多于敬畏，冲撞、破坏多于包涵、建设，等等。所以海内外都有评论家认为，我国文学目前的水平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界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水准。这，就是差距！怎么办？
重拾文学的理想——当然不是盲目乐观——用社会的光明、人性的光辉等一束束理想的光芒，去照亮、去驱散！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消除人间的精神荒漠！那光明、光辉、光芒在哪里呢？就在座诸位和你们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心中、身上！
因此，尽管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但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文学和作家没有履行起应有的职责，值得作家们和全社会的反思与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