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效应：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莫言创作中的外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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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效应：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
2012年12月，作家刘庆邦写了一篇文章，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说，“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莫言获奖具有里程碑意义”。几乎同时，集美大学中文系讲师黄云霞也写了一篇名为《作为当代文学史事件的“莫言现象”》的论文，“以便为莫言创作的文学史定位确立起某种较为可靠的学理依据”。
莫言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无疑将被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从谱系学的视角，当我们谈论莫言的时候，莫言从什么样的传统中走来，又将引领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传统，在未来的文学经验中，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
莫言来自20世纪新文学传统
“莫言是八十年代之子”，2012年12月，旅美学者刘再复在《华文文学》杂志发表谈话文章中说，他认为20世纪有两次文学高潮，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1980年代。“1980年代出现了很多很有创造活力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例如李锐、阎连科、余华、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都很杰出”。
但正是在现今获奖，令莫言备受质疑，因为文化粗鄙、道德堕落、文学边缘化，是如今这个时代被贴上的标签。
“有人不断地使用这样的比喻——中国‘现代文学’是好的，是‘五粮液’；而‘当代文学’则是差的，是‘二锅头’，这种看起来合乎逻辑的说法实际是幼稚和昏聩的。”2012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在《文艺争鸣》杂志发表文章称。
他认为，文学的演进有自己的规律，它与政治之间，甚至与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并不平衡的关系。汉语新文学正是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压抑、六七十年代的低谷、八十年代的开放与风云激荡的新思潮的冲击，在相对黯淡和沉闷的九十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
在张清华看来，如果能将“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的心态放平，则应该承认“莫言确乎传承了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并且还是一个发扬光大者”。“也就是说，在莫言获奖之后，如果说会衍生出一个‘重大意义’的话，那么我以为就是，它会推动改变以往我们对‘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割裂的看法，将整个新文学看成是一个真正的整体--从思想到形式、从内容到艺术、从文体到语言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那么莫言获奖，自然也是有了一百年历史的汉语新文学的一个成果，一个发育成熟的标志。”
但他也认为，莫言的获奖，可以给文学的阅读和消费带来短暂的“加热”效应，但却难以扭转整个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氛围。这一氛围，是作家身上的批判性与知识分子性，呈现了渐至稀薄的趋势。
莫言获奖的副产品
莫言所受到的文学影响，还绕不过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江健三郎曾称赞莫言的作品“是拉丁美洲文学和中国文学融合在一起的非常优秀的文学。”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介绍，1980年代，随着中国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时期，拉美文学这一“非西方”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语境的“小语种”文学竟然掀起阅读与谈论的热潮，以“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创作，尤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所受浸染最深。
2005年，四川大学文学博士曾利君完成了其名为《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其中为莫言专门写了一节。1982年，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迅速译介到中国，在中国掀起了“马尔克斯热”。莫言在阅读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百年孤独》时，一下子被征服了。莫言由此知道小说还有另一种写法，他当时的感觉，就跟马尔克斯当年第一次读到卡夫卡作品时的感觉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在震惊敬佩、恍然大悟之余，莫言也禁不住跃跃欲试，捉笔操练起“魔幻现实主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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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85年推出的那批引人注目的小说如《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枯河》、《爆炸》等作就是在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的影响下所写出的，其中《球状闪电》就带有马尔克斯作品的印记，为了让自己的小说看
起来更魔幻，莫言甚至在《球状闪电》中也弄了个粘着鸟翅的怪老头，让人不禁想起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
拉美文学对中国1980年代兴起的作家的影响还包括诺贝尔奖。“马尔克斯是第一个我国与全球同步介绍进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滕威说，对于同样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连严肃的《读书》杂志都是以‘邻村的张老汉都富起来了，我们该怎么办’的心态来讨论的”。可以说，比照着拉美的诺贝尔奖作家，正是1980年代莫言一批作家的成长轨迹。“包括莫言在内，每写一部作品，都会有声音说这是为得诺贝尔奖写的”，滕威说。
但“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却被拉美作家自己拒绝。“马尔克斯在领取诺贝尔奖的答谢词就是一篇战斗檄文，是说他的作品写的就是拉美的现实，而不是魔幻的，来反对西方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的作品。”滕威介绍。
1970年代开始，拉美文学已失去了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基础，在没有了政治需求后，拉美作家产出的大多是中产阶级消费主义趣味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拉美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了”，滕威说，“只有少数作家还在坚持当年的传统，比如2011年翻译到国内的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 的《2666》，这本小说接续了作家要有担当的传统”。
“目前翻译到国内的拉美文学作品，仍是1970年代以前的作品居多”，滕威判断，在中国，拉美文学还将掀起一股热潮，“原因包括2010年，老作家略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国内首次出版了马尔克斯授权的《百年孤独》。另外的原因则是莫言的获奖，对拉美文学的带动”。
至少在作品上还是知识分子
“面对死亡威胁、外族入侵、社会不公，你如何行动，这是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展示一个人的精神能量的关键时刻。莫言对这些关键时刻极为敏感，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的小说，常常把此类情景用夸张手段推向极致，考验人的忍受能力，拷打人性的韧度，追问人的道德良心。”2013年1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国恩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文章称。
但现实中的莫言似乎与作品中的莫言有着泾渭分明的差距，“更愿意做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获奖后谈到当年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问题时，开始清晰。
莫言获奖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在一次研究生讨论课上，抛出了这个问题，他将这次课堂讨论发表在了2012年第6期《粤海风》杂志上。赵勇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三种关系：政治影响文学；文学介入政治；文学远离政治。但可以看出莫言在追求第四种关系：文学超越政治。我觉得文学超越政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接着的问题是：文学怎么就能够超越政治？或者说文学真的能够超越政治吗？
在课堂上，赵勇借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邵燕君的话隐晦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让我选一位中国作家获诺奖我就选张承志，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 张承志把他的《心灵史》义卖，然后去了巴勒斯坦，把10万美元全部捐赠给了巴勒斯坦难民营。
但在张清华看来，莫言的获奖还是弥足珍惜。因为“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身上，消费符号的包装与绑架、写作身份日益严重的‘去知识分子化’，则更成为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趋势”。张清华期望，但愿这一代作家能不负众望，将新文学所开创的伟大人文主义传统创造性地发挥与传接下去，将他们所创造和展现的本土美学化为催生后劲、化育后来者的力量，而不是成为转瞬湮灭和黯淡下去的“无后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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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经验上取代莫言
新生代作家面临着消费主义写作的诱惑，而新生代读者则已经出现了与莫言这一代作家经验脱节的现象。
莫言获奖后，一名喜欢春上春树胜过莫言的中文系研究生给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柠写了一封信。她觉得春上春树“所写的城市经验，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性”，“如果中国再继续发展下去，城市经验越来越多，乡村经验越来越少。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都生活在城市里，如何再写出具有中华民族性的作品呢？”
在这封信里，莫言打动了诺贝尔奖评委的“本土经验”，却受到了本土
读者的质疑，这是否能够说明，更带有普世性城市经验的消费主义写作，将最终赢得读者，取代莫言？
在张柠看来，莫言擅长“乡村经验”而不擅长“城市经验”，当代中国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如此。能够在文学中描写现代城市经验的前提，就是城市文化的发达，进而使城市经验变成文学形式。这在当代中国是近30年来才开始的事情，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才能看到效果。
莫言的作品“展示人性的丰富和良知的珍贵。这样的故事及其意义，是民族性的，但又具人类性”，武汉大学教授陈国恩认为。
读者趣味的变化“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张柠认为，“年青一代与我们这一辈人强调社会意义上的‘轼父’不同，他们在审美趣味上与父辈产生冲突，是趣味上的‘轼父’。消除这一冲突的唯一手段，就是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并创造出自己的经典，让他们的记忆形式化并且历史化，同时让老旧的事物自然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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