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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保安传奇”,幸运者还是太少了
北大常年只有不到500人的保安员队伍,却每年有近20人考取学位,原因在于保安队为刻苦求学的保安员大开绿灯,帮他们调整适合学习的岗位和班次;同时,北大的一些课程允许保安员们旁听(9月21日《北京日报》)。
这是一则温馨的消息,对于北大的这些保安员来说,他们的未来或许就此改变。我一直很好奇,这些年北大清华保安、食堂员工考上大学的新闻,已经报道过很多,为什么每一次都会引发公众的热议?在我看来,公众对北大、清华保安考上大学的热切关注,其实反映出很复杂的社会心理。一方面,保安作为一种职业,在我们社会代表的是底层劳动者,而与之相对应的北大清华,则是精英或者进入主流人群的象征。
底层成为精英、丑小鸭变身金凤凰,在我们社会总能成为新闻。其实保安和大学生本只是两个职业,或者说人生的不同阶段,但是在当下,保安的社会地位往往是固化的,向上流动的空间十分有限。阶层流动的板结化,当然不只有保安这个职业,底层劳动者向上流动的空间都十分狭窄。而考上大学,尽管并不意味着成为精英,至少离社会主流价值上的成功更近一步。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愈发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人物的“成功”,总能吸引公众的目光。关注的背后,是普通人对自身发展的关切,是公众对阶层流动的渴求。因为北大清华的宽松环境,这些底层校工得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从这个角度上说,要感谢北大清华。如果这样的事情满大街都是,又何至于成为新闻,就算上了媒体也没有多少人在意。
所以,我时常在想另一个问题,其实还是同一个问题:北大清华的保安是幸运的,但还有成千上万的保安,他们的出路何在。每个人资质不同,受过的教育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所从事的职业当然也就有不同。但这不是绝对的,社会流动的通道至少应该是畅通的。但现实中有多少普通人通过奋斗,实现了阶层意义上的流动,创造了新的生活?
很多人恐怕都想过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种社会焦虑。我想,很多在北大做保安员的人,应该也想过类似问题:我何时能够像谁谁谁一样,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对于北大的保安员们来说,只要肯努力有一定资质,考上大学、研究生是很有希望的。关键原因在于,从保卫处到学校相关部门,都给予了帮助和支持。这也说明,只要有空间有条件,任何普通人都是有发展可能的。
北大的保安员们是幸运的,他们只要愿意努力,这样的传奇还能继续书写。而更多普通人,他们也需要发展,重点不在于像北大对保安员那样的“优待”,只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只要社会流动是畅通的,每个人就都有希望。
可以没有时间表,不可无透明度
国家安监总局有关人士20日表示,“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何时对外公布调查报告“没有既定时间表”(9月21日《武汉晚报》)。
对于那些十分关心“7·23”动车事故,急切希望尽快公布调查报告的人们来说,这个回应大失所望。不过,笔者仍然觉得,“没有既定时间表”并不算是一个坏消息、也并非一件多么不合理之事。
2005年4月25日日本发生的致107人死亡的列车出轨事故,其事故调查历时超过2年,调查报告07年6月才全部公布。1998年6月3日德国致101人死亡的高铁事故,整个调查审判过程更是历时5年,直至2003年才彻底结束。
调查、追索一个经得起考验、具备足够公信力的事故真相,充分甚至有些漫长的时间过程确实必不可少。毕竟,任何重大事故的调查,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查找事实的过程,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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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也是一个十分严肃严谨的科学探索求证的过程,为了确保这种严肃严谨,不仅需要大量时间,并且事前难以精确预测的时间。
当然,承认“没有既定时间表”的合理性、强调“不能太着急”,并不等于说,公众急切希望得到事故调查报告的心情,就完全不具有合理性。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心情和要求,既关乎公众的基本知情权、监督权,也关乎事故调查本身建立在可监督基础之上的公信力。
那么,如何兼顾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违反科学规律地强求“时间表”、给事故调查以充裕的时间,又能充分维护公众对于事故调查的各种权利呢?在笔者看来,基本办法应该是,始终保证事故调查全过程尽可能高的透明度。为此,在不影响和干扰事故调查本身的前提下,有关调查部门一方面应及时向社会通报事故调查的最新进展动态,另一方面,对于目前已产生的调查结论和依据,也不妨阶段性逐步公布,而不必一定非得等到最终报告形成之后。这方面,09年的法航空难事故调查,便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虽然该事故的最终调查报告法国民航部门最近表示“将在明年正式公布”,但在这之前,该事故的初步报告已提前公布过好几份。
“要给人民真诚负责任的交待”,对于“7·23”事故调查温总理曾这样强调。显然,这里的“真诚负责任”不仅是事故调查本身,同时也应是调查过程与公众之间充分透明互动意义上的。
为官者不能用“清者自清”回应质疑
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委常委、副县长尤成华的女儿“尤美美”因在微博秀奢侈品LV包和爱马仕包,引来围观。尤成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包是山寨货,并强调自己军人出身,懂得勤俭节约,对女儿的管教一直很严格,每月只给800元生活费,“清者自清”(9月26日新华网)。
显然,尤成华对这种质疑是不以为然的,他说:对于这件事,我也不刻意去解释,相信清者自清。——好一个“清者自清”,许多官员被舆论质疑顶上风口浪尖时,他们都会以置身事外的超脱姿态,把这个“清者自清”抬出来,意下之言:随你们怎么质疑吧,我就是不回应。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是许多人面对舆论质疑时喜欢用的回应辞令。既表达了一种清白的自信,又轻易地推卸掉了自证清白的责任,封住了质疑者的嘴,把举证的责任全部推给了质疑者。千金陷入炫富的丑闻漩涡,官爸爸能够这么超脱地“清者自清”吗?当然不能,必须公开相关的信息,正面网友的质疑,如果坚信自己是清白的话,必须拿出证据自证清白。
如果“尤美美”是平常人家的千金,那么她在微博上炫富,不会成为新闻,没有人去关注这种每个女孩身上都可能有的爱慕虚荣——你无权质疑一个常人的财富来源,即使来源不正当,也应由警察去查。但作为一个官家千金,深陷这种炫富丑闻中,无论是千金,还是官爸爸,都是无权以“清者自清”的态度去看待质疑的。
平常人可以“清者自清”,因为舆论质疑的事情与公益无关,纯粹是私人事务。而公共事务就不一样了,你的权力是公众赋予的,你女儿炫富的钱来源是否正当,关涉到这个官爸爸是贪是廉,而官员廉政与否,又直接关涉公共利益。而舆论对千金炫富的质疑,正是质疑这些钱的来源,质疑一个官员的女儿怎么有钱去买LV和爱马仕。
所以,这位深陷信誉危机中的官爸爸,必须拿出证据说服公众,让他们相信你的收入来源是合法和正当的,女儿没有炫富,或者说,女儿炫富的财富来源很正当。举证责任不在公众,而在官员自身。你手中权力所有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都依赖于公众的信任,所以,当公众不信任你的时候,你必须拿出证据去赢得公众信任,根本不能消极地任由“自清自浊”。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清者自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息必须是充分的公开和开放,人们最终可以在众多的信息中辨别出清浊,真相最终会在信息竞争中筛选出。而面对“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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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炫富,公众很难调查到她的财富来源是否正当,因为钱上面没有写字。要想证明清白,必须证实其父是清白的,而这位官爸爸是否清白,公众在既有的政务信息中也是查不到的,所以必须是官员自证清白。如何自证清白呢?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公开自己子女配偶的工作状况,公开自己的权力清白。只有信息充分地透明了,公众才能判断到底是清还是浊。
“起码通车了”?“起码”不能这么无底线
广西梧州一座桥梁经过近一年的整修后刚刚通车,就产生了裂缝,现在又开始重铺沥青。梧州市政管理局局长表示:“我们政府是有责任心的政府,宁愿先通车,通车虽然路难走点,质量差点,但是起码通车了。”(9月28日《北京晨报》)
这位局长官当的怎么样且不说,在遇到问题时,话都不会说了。就拿“宁愿”来说,现代汉语的习惯用法是,在两者相较中,只选取某一方面,放弃另一方,而这选择和放弃之间的权衡,则体现了主体的价值观:正常的说法是,宁愿选择不通车,也要保证质量。现在倒好,这个官员宁愿选择通车,而不管质量如何,还大言不惭地说是有责任心的。这是对谁的责任心?很显然,是对上级领导的,而不是对老百姓。如果要对老百姓负责的话,那么前提当然是要保证工程质量。局长这样说,对他来说,可能没错:只要领导满意,老百姓不满意算个球。可问题是,领导满意,老百姓骂娘,这中间差距咋怎么大?领导和百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可真是经不起推敲呢。
局长的“起码已通车”一经网络曝光,公众为之气结之后,迅速爆发,以一种新的网络流行体——“起码体”对此进行调侃:官虽然庸一点,但最起码是个官。这还不过瘾,要我说,当官可以昏庸,甚至可以无耻,但起码不能这么无底线吧:如果他的心中,只有所谓的上级领导,没有公众的利益,如果没有合适的官员,起码,我们可以不要这样的官吧?
现在舆论焦点都瞄准了“政绩工程”,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死命令,要赶在×月×日之前通车,所以只能以牺牲质量保证工期。对此,我深表怀疑。整修一座大桥,又不是建一座桥,一年时间还不够吗?如果不够,当初是怎么通过这个项目的?如果没有能力完成,为什么还要承接这个项目?这中间有没有猫腻?如果深入调查,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一个能够当众说出这样让人匪夷所思的混账话而不以为耻的官员,背后做出什么样的混账事情我们都不奇怪。
起码如何,是做人、做官的底线。对一个官员来说,连起码的价值判断都出了问题,我不知道,还能指望他们能为人民谋什么利益,为国家做什么贡献。面对舆论的诘责,不是谦恭诚恳,而是大言不惭,胡搅蛮缠,还奢谈什么责任心?言为心声,这样的官员在当地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让这样的官员下课,才是有责任心的表现,只有让这样的官员下课,并根据调查结果,付出应有的代价,起码,我们还能看到一线希望。再起码,要给公众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吧?
从“起码通车”说到“最高职责”
近日,广西梧州桂江一桥经过了近一年的整修重新开通,大桥路面就出现了裂缝。即便如此,市政部门还是要求“抢工期”,“力保”如期通车。梧州市市政管理局局长梁冰说:“我们政府是有责任心的政府,宁愿先通车,通车虽然路难走点,质量差点,但是起码通车了。”
这种歪理,出自一个主管部门的官员之口,不知是无知,还是将安全视若儿戏的渎职?
还记得2009年1月,发生在纽约哈得孙河上那惊险一幕吗?被誉为传奇机长的萨伦伯格,将引擎熄火的飞机成功迫降在哈得孙河上,机上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幸免于难,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位英雄机长亲自记载了这段感人故事,出版了《最高职责》一书。这本书近日在国内出版,其译者杨元元也曾是一位飞行员,后来成为国家民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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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长,现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飞机员撰写、飞行员翻译,使这本《最高职责》的故事格外有意义。杨元元将“安全”当做这本书最重要的“关键词”。他这么说:“安全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的问题„„保障安全,就要从系统上找出缺陷并着手解决„„它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制度,需从文化上、制度上来解决。”他认为,铁路、民航、公路等一些交通事故之所以发生,很大一部分是存在系统上的缺陷。因此他主张,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要想法从系统上解决问题,光处理一个干部,或者光处理司机,光处理局部调度工作人员,是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必须从包括管理、技术在内的系统上解决。
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最近,从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东航公司董事长刘绍勇那里,我时评选粹
道歉的境界实际是执政的艺术,也是为民意识的标尺。谨记!
救救“道德落水”的冒功者
9月23日,河南新乡的一名5岁女童坠河呼救,岸边行人无人相助,最终一名陌生男子跳河救起女童。事后被救女童家人欲拿两万元寻找救命恩人,不料3天内6名男子致电称是救人者,还有3人发来账号要求打去赏金。9月28日,女童家人终于找到救人的消防队员,但赏金被其拒绝。(9月29日《现代快报》)
电话号码、银行账号可以证明,这9名前来领取赏金的人“沾水”了——他们的肉体没有下水救人,但他们的道德与灵魂随孩子落水了,所以,应将电话号码、银行账号交给警方追查、媒体曝光,以此拯救这群“道德落水”者。
从媒体报道看,这9名冒功不成者也没被追究,这样“宽怀大度”,是断断不行的!要知道,冒功“无成本”,这等卑劣行径将大行其道——无耻之徒将层出不穷,卑鄙真要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了。对冒功者不予宽容,并非快慰于报复心理,而是真心要“治病救人”。这些冒功者很多是一时糊涂、财迷心窍,但对他们的无耻行径不暴露在阳光下,很难激发他们的羞耻感,更别说触及他们的灵魂。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对于这样的冒功者,就要“逼”出他们内心的羞耻与肮脏,才能使良知返归、灵魂复位。
多年前,美国纽约的“红心慈善协会”盖房时意外地挖到了一座坟墓。他们刊登启事,请死者家属速来商量移坟事宜,届时能得到补偿款五万美元。32岁的爱德华看了消息后怦然心动,他的家就曾在那片土地上。他去那家慈善机构认坟。让他吃惊的是,已有168个儿子来认爹了,慈善机构正审查确认谁是其中的真儿子。
一家媒体将这169位认爹的人的姓名刊登在报纸上,还告诉人们,人再贪财,爹是不能乱认的。这时对坟墓尸骨的鉴定也出来了,坟墓里的尸体已有160多年了,死者的儿子不可能还健在。事情让美国上下深受震动。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呼吁诚信,号召人们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坦白的人,靠自己的劳动创造未来。在那次事件中,爱德华无地自容。他将那份报纸珍藏起来,以警示自己,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可信的人。十年后,爱德华成为了全美通信器材界的巨头。当有人问他创业和成功的秘诀时,爱德华坚定而感慨地说:“诚实,是诚实帮助了我,大无畏的诚实给了我一切。”
拯救道德“落水”者,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警方追查、媒体曝光、晾晒灵魂——只有让缺德的人示众出丑,“缺德高成本”才成为共识,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