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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评语太粗糙
莫言不“魔幻”很现实
羊城晚报记者 梁爽 实习生 唐子湉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评语，说莫言“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您看到了吗？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看到了，我觉得这个评语写得太粗糙。为什么要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来评价莫言呢？难道只是学习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才得奖吗？我在十几年前写《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一文分析过，莫言的小说反映的是他自己记忆之中的中国经验。他或许借鉴了一些西方大作家的写作技术，但不能把这作为他获奖的理由。所以说评语不是太准确。
另一点是“魔幻现实主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说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用在莫言身上，好像有一点点靠谱，但是也不一定。他是非常残酷的现实主义，写的都是中国乡村非常残酷的经验。他并不魔幻，他非常真实。
莫言能得诺贝尔奖，可以看我写过的一篇文章《近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滑坡》，里面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近十年来的两个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从诗歌转向小说，近十几年来获奖的作家都是小说家，没有诗人；第二个转向是从西方中心向多元文化转向，大量的少数族裔、后发达国家的作家获奖，莫言就是以“非西方作家”的身份获奖。怎么说呢，西方文学确实可以说是“烂熟”了，已经很难发现一些有新意的东西，把目光从世界格局的中心转向边缘，转向“非西方中心”，这也是一个趋势。所以今年网上比较多人猜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村上春树和莫言，都是属于东方作家。
羊城晚报：您说评委会的评语写得比较粗糙，您觉得这种评语应该怎么解读？
张柠：可能西方的这些人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和文学状况还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知识谱系还是西方文学的，不太了解该如何评价一个中国当代作家。不知道除了魔幻现实主义那些西方的概念之外，还有没有更准确的概念。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化要传播，要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可能会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概念。一说到福克纳、马尔克斯，大家都懂了：“哦，他像他。”在传播的过程中，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来看，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些概念。
羊城晚报：有一些评论说莫言得奖是因为他“迎合西方”，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张柠：不能说莫言一直在学西方，他的小说中的故事和写法还是很中国化的，只不过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如果只有古典小说才是中国的，那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模仿西方了。20世纪的中国人怎么说话，怎么表达，怎么叙述，怎么讲故事？莫言是20世纪白话文学传统里的一个代表。不能说白话语言的句法语法是学西方的，这个说法有问题。
莫言作品“土”得掉渣
比村上春树更符合“理想主义”标准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作品要求对世界文学有比较大的贡献，而且有理想主义偏向。莫言得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在哪儿？
张柠：在文学层面上理解的“理想主义”不是喊口号，要有人性的深度挖掘、对人性现状的不满，包含着批评、批判。莫言对世界的进步意义是确定无疑的。尽管他批判自己当下所涉及到的文学经验，可能有批评、批判的色彩，但是整个小说的指向是有希望的，是理想主义的。
羊城晚报：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是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大热人选，您认为莫言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村上春树？
张柠：我个人觉得村上春树的作品可能比较偏向年轻读者，比较流行与畅销，他写现代大都市里的青年生活比较多。相对而言莫言写农村苦难比较多。他们两个相比较，确实是莫言更符合诺贝尔文学奖所设定的关于理想主义的概念。村上春树的受众可能更多，很时髦、好玩、好读，符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莫言的东西很土，可以说是土得掉渣，但是这个“土”的背后确实有很多苦难的东西。尽管他写当下的生活不太多，很多读者对他不满，《蛙》是涉及到一点。他更多地涉及乡村记忆中的苦难。莫言从主题来说更沉重一些，这些东西在文学中属于“重”的范畴。而村上春树更多的属于“轻”的范畴。
莫言写六七十年代初那段时间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拿到今天底层的边远地区看看，实际上真的没有太大变化，它还有效。作家梁鸿（《中国在梁庄》），用非虚构、采访纪实的方式来写，与莫言笔下的乡村世界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并不是说莫言自己青年时代的记忆针对今天的乡村而言已经过时了，现在还是同样的状况。但是莫言不太涉及现在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的现代生活，他不能写城市经验。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是否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张柠：在包括文化传播在内的全球化背景之下，一个中国本土作家得到诺贝尔奖，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其实中国有一大批作家，像余华、格非、王安忆、贾平凹，都是不错的作家，但是别人不知道。这次得奖有利于让外面的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学目前的真实状况。
中国业界早有认定
莫言是“当代文坛最牛的一个作家”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莫言现在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张柠：综合评价，我们业界认为他是“第一把交椅”，当代文坛里最牛的一个作家。他的讲述和叙事太牛了，完全是别人无法模仿的，你完全想不到他的叙事会那样走。
羊城晚报：与中国当代文坛的其他作家相比，莫言具备什么独特之处，使他能够得奖？
张柠：我曾在文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中讨论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话语方式。通俗点说，莫言笔下的世界是非常中国化的，特别是表达六七十年代、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中国乡村经验。在这个中国乡村里面，有一些肉体经验的表达，比如饥饿、残酷、伤害，小说中的人都是驼背、少了一根指头之类的中国乡村的民间人物。他最早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塑造了一个小孩叫黑海，这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小孩。他是一个饥饿经验丧失，很瘦、不知道饿的孩子。同时，他的痛觉经验也丧失了，摸工地上烧红的火钳，手指头烧得冒烟，他都不知道疼痛。为什么丧失呢？太饿了，饿极了，饥饿经验就丧失了。他的肉体遭受了许许多多的伤害，对伤害经验就不敏感了。
但是莫言并没有让这个小孩因为饥饿和伤害而死，这个小孩有另外一种超常的经验，听觉经验。他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别人听不见的东西，比如菜地里虫子的叫声、别人的歌声。他可以听到许多美妙的声音，所以他特别幸福。莫言一方面把底层的伤痛经验推向极致，另一方面在它将要接近极致的时候，突然通过想象力起死回生，这是莫言的特别之处。莫言的小说中想象力非常奇特。另外，他的语言是像开了闸的水一样蜂拥而至，有的他自己都控制不住，有时候特别非理性，但非理性的背后又充满了幽默和机智。
保护文化“国宝”说真话
好机制激活作家想象力
羊城晚报：中国作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奖？是否会影响中国文坛未来走向？
张柠：首先，中国所有搞文学创作的作家都应该高兴。不管你心中对这个奖是认可还是不认可，有一个人获得这样的荣誉，都应该高兴。另外，应该更有信心，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中国文学。莫言得奖之后，全世界都更关注中国文学，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去创作。这是好事，我们学校里文学系的学生也很高兴，全世界都把目光指向这儿，学生也有信心。
羊城晚报：这个奖对中国的作家有什么启示？
张柠：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不要见风使舵，不要什么好处都想得。那里有钱我也写一个，这里有名有利我也捞一把，这种人永远写不好。诺贝尔奖奖励的是一个作家终身的创作，而不是奖给某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文学创作，坚持自己的文学理念和理想，这种人才可能进入别人的视野。那些哪儿热闹就凑哪儿的人，过年写过年的小说，过节写过节的小说，五一写五一小说，十一写十一小说，这种作家是不可能写好东西的。实际上官方也不鼓励这种东西，那种赶时髦的东西是不行的。
羊城晚报：以您对莫言的了解，您觉得这次获奖对他可能有什么影响？
张柠：莫言是一个很“淡定”的人。我想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应该更大胆地写，更勇敢地写，更有开放性，方方面面都可以写。这对他应该是一个更大的促进。
成为了第一个在大陆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不论认可不认可，这都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现在他不就成为“国宝”了吗？是“国宝”就要保护他，允许他说真话。他应该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标杆式人物了。
羊城晚报：获得诺贝尔奖跟中国国力的提高有没有关系？
张柠：对中国有一个启示———精英艺术对文学艺术越宽松，它越可以使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走向辉煌。越禁锢，越管制，它越完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对文学艺术生产的管制逐步放松，就不可能有莫言，以及以莫言为代表的这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这一批作家慢慢地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产物。1976年以前，我们出现了什么有国际影响力的好作家？没有。那都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计划生产，文学也属于计划经济的一个环节。到处都绑起来禁锢想象力，怎么可能产生好作家？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学术研究领域和文学创作领域确实在逐步放松。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你越开放，越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越有可能产生好的作家。那么以后我们期待的不仅是作家得诺贝尔奖，还可以期待我们的动画片、流行音乐、通俗文学等文化产业走向世界。
我觉得莫言得诺贝尔奖是一件好事。现在中国不差钱，以后的中国要有文化。不要说到文化就是孔子、老子、庄子，别人连鲁迅都不知道,1978年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为人所知，其他国家才尊重你，不把你当暴发户看。
莫言获奖,让我想起了那个未获诺奖的老托尔斯泰的一句话———
“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
申霞艳
2012年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山东高密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继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上海圆满承办世博会之后我国的又一文化盛事。莫言得奖既改变了西方人的“中国想象”，也修正了中国民众对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中国文学的看法。
尽管莫言创作非常丰盛，有十几部长篇和几十部短篇，但是，真正将“莫言”二字嵌入普通读者心头的却是《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被张艺谋拍成电影之后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让莫言从文学圈走向大众，在“西方”观众面前第一次形象地阐释了中国历史和民族精神，这开启了西方世界接受莫言的重要契机。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曾经说过：“好的翻译是打入国际的重要敲门砖。莫言是当代作家中，被翻译的作品数量最多、翻译质量最精准的一位，他与美国学者葛浩文的翻译合作已经持续多年。这是莫言的幸运。”的确，“地利不如人和”，葛浩文是一位值得称道的翻译家，他的《萧红传》至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老托尔斯泰虽未曾得到诺奖，但他的言说为诺奖奠定了一个隐蔽的信条———“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作为世界的基本细胞，作为主体感知的源头和存在的基础，村庄提供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本图式，成为我们想象世界的首要依据。福克纳对于自己邮票大小的文学故乡的执着发掘启发了莫言几十年如一日地开垦“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
莫言的获奖除了个人非凡的才情、浩大的想象力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对“西方”的主动学习和融汇的结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介绍莫言时说：“借助魔幻与现实以及历史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创造了一个世界，所呈现的复杂程度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获奖，莫言虽不曾看完这个作品，但开篇即对他的文学观起到非凡的震撼作用，“魔幻现实主义”使他意识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通往童年和自己故乡的记忆甬道从此被打通了，他得到了一个源源不绝的叙述世界，获得了写作自由。他将自己的饥饿记忆、偷红萝卜挨打的经验转化为诗意的《透明的红萝卜》。“黑孩”的视角以及他的自虐与自尊奠定了莫言叙事对待生活世界的基本关系，黑孩从此定居在莫言的叙事世界，不断成长、不断变形。
1986年，莫言创作了《人民文学》当年最受欢迎的作品《红高粱》，这堪称他的代表作，至今仍散发着不可磨灭的光辉。“红高粱”是一种意蕴丰满的隐喻。小说将个人情爱与民族抗日等等核心情节一起浓缩于高粱地，乡村农民所有的激情、生命力胶着于此。女性的初夜、生命的孕育、战争、流血牺牲全在此上演。高粱地既生产粮食、又孕育生命；既是婚床又是墓地。鲜血流进土地，滋养高粱；高粱酿成酒、变成血，滋养生命，进而焕发为救亡图强的豪情壮志。高粱地的开阔性与密闭性兼容恰好象征着悠久博大的中国农耕文化；“我爷爷”、“我奶奶”等汁液饱满的形象、昂扬爆发的生命力是对民族精神的礼赞。以“红高粱家族”走红的莫言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地寻求变化，写作题材不断向历史深处延展，视点更加活跃，叙事更趋复杂，反映世界的广度与记忆挖掘的深度交相辉映。
世纪之交，莫言的长篇《檀香刑》出版，再次将叙事聚焦于乡土大地如何不屈不挠地抵御外侮、反抗强权，对民间猫腔的运用更传神地反映出戏剧与生活的内部关联，戏里戏外、历史与当下得以贯通，家国情怀的升华乃中华民族历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莫言像沈从文一样只有小学学历，但视野开阔、善于学习。他向西方学习自由的现代叙事方法，向中国民间积极勘探叙事资源，中西联璧在他身上发生了奇特的化合反应，催生出汪洋恣肆的累累果实。莫言的叙事以庞大的精神容量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格局和气象，民族的、本土的升华为世界的、全球的，2012年终于实现了中国作家们的共同夙愿。
莫言的获奖可以看成文化大国崛起的信号，是“西方”与中国平等对话的结果，是“西方”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标志，这既改变了诺奖对中国的偏见，也改变了我们对诺奖的成见；同时，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崭新的文化起点，诺奖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和传播面，也刺激我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重新调整自己的眼光，以新的视野重新打量当代中国文学和民族文化。
诺奖不会改变作品的艺术价值，但是会以其难以比拟的符号价值震荡“文学场”，改变文本的流通、传播和消费，将民众的目光重新汇聚到莫言的作品，媒体、出版社、作家、批评家、翻译家、编辑们都将因此“几家欢喜几家愁”。就现有的中短篇版本来说，花城出版社林贤治、肖建国主编的“中篇小说金库”中的《红高粱》是个最具代表性的版本，收入了《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两个中篇、作家早期的照片、以及与此相关的谈论，这些谈论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莫言的八十年代，对文学青年而言是个很好的借鉴。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要迅速阅读全部莫言的作品肯定是困难的，但如果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莫言的叙事精华，这个版本值得信赖。万语千言，不如尽快打开莫言的书，终于可以在阅读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时不受翻译和版本的束缚了。越是民族的越要到世界上去
黄咏梅
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在股市上,文化板块闻风大涨，在出版界，更形成了一种狂欢。本来，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夕，各大出版社都会“押宝”，一等尘埃落定，重金买版权、重版加印、包装炒作……“诺字号”成为一种促销手段。且不说其目的的商业性，诺贝尔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推介，出版社和翻译家的确功不可没。根据首位“诺奖丛书”主编、80岁老人刘硕良先生的回忆，成系列的诺贝尔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着30年的历史了，随着中国文学的引进和输出的步伐加大，在出版社和翻译家的努力下，人们不仅可以跟世界同步知道和阅读到西方作家的好作品，甚至还可以将更多中国好作品译介销售到世界上去。
笔者在2009年采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时,曾经就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对等问题进行对话,为什么国外一些最新的、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国内读者得以快速地知道和阅读，远远大于国外对我国文学的认识？她认为原因在于：一,中国当下的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期待，做了大量的对内的译介工作，国内读者和作家也对世界优秀文学持有一种吸纳、包容、借鉴的开放心态。二,一些人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是有偏见的，特别在新时期之初，有些西方的汉学家，更关注中国作品里的政治或者说所谓的“异见”，一些受到国内批评的作品，会被他们快速关注并且译介出去。但往往这样的作品又使西方读者并没有从中得到真正的艺术享受，于是他们最后会失望和不屑地说，中国文学只有政治，没有艺术。类似这样的汉学家，其实并没有耐心去关注那些有着精神坚守，有着艺术追求，对优美的汉语有着娴熟的运用的作品，因此也没有以真正平等的心态对当代中国文学进行客观的研究、关注和译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的情形已有所改观。三,国内的翻译队伍和水准还有待加强。四,政府在对外译介工程上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中国政府现在也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投入，中国作协也已启动百部文学作品译介工程。中国应该形成一个长效的文学传播机制，应该有一个大的战略，比如给某些出版社的译介工作一些政策上、资金上的倾斜等，推动当代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真正地走向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莫言此次获奖，与近年来大量的中国好作品译介到国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有论断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关键是，谁将它领到世界上去的呢？在我们为莫言自豪和欢呼之际，也不妨思源———大量译介进来的外国优秀作品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优秀作家，中国作家汲取文学营养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一部部地译介到世界上去，向更多人呈现了中国好作品的风貌。
争到诺贝尔文学作品版权是一种荣誉
本版采写 羊城晚报记者 李雯洁
押宝
几十家出版社扑抢只为品牌效应
羊城晚报：出版圈内，围绕诺奖书籍版权展开的竞争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每年诺奖颁奖前夕，各大知名出版社通常都会“押宝”，具体谈谈好吗？
彭伦（99读书人资深编辑）：对于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出版社来讲，诺奖是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因为没有诺奖你还是要出这些书。而“押宝”我个人觉得是很无聊、很荒唐的事情。
这里分几种情况，一种是在诺奖揭晓之后，可能这个作家的作品在国内没有出过，很多出版社都来抢他的版权；第二种是出版社已经在准备这个获奖作家的作品，比如我们马上要出版的威廉特雷弗的几本小说，假如今年宣布他是诺奖得主，那我们肯定会采取一些新的营销手段了，比如加印，或者进行其他的包装。
第一种情况是不理性的，但这跟国内引进当代外国文学比较滞后的现状是有关系的。诺奖揭晓前，从很多博彩公司押宝的作家名单中，你会发现大部分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超过一半作家在中国都没出过书，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去争夺其实并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前两年德国罗马尼亚裔作家赫塔·米勒得奖之前，出版界对她基本上是完全陌生的。她得奖之后国内几十家出版社一下子去争抢她的作品版权，最后是凤凰联动拿到她的系列作品版权，有传言是花了十多万欧元。她的作品本身不是很好读，翻译也不容易，一下子花很多钱把版权签下来，要在短时间内把它做出来，你去哪里找那么多好的译者？但从投入和市场的角度，又必须快点把书做出来，因为时间隔得长，拖一年两年，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下一年的诺贝尔奖上去了，那么诺贝尔奖的市场效应就大打折扣了。我的意思就是在作家得奖之后，花很多钱去抢版权这个效果并不一定好，事实就是这样，凤凰联动直到一年后的2010年9月才把赫塔·米勒作品系列做出来，市场效果很平淡。
羊城晚报：那么，怎样才是理性的做法？
彭伦：其实做诺贝尔得奖作家作品这种比较严肃的外国文学作品，需要出版社有专业、耐心的出版思路，不能求快。如果没有诺贝尔奖这种媒体密集报道的事件，一个当代外国作家从陌生到慢慢被中国读者所了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现在一般老百姓所知道的外国作家，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沉淀，进入经典殿堂的作家，他的经典代表作在国内一般都出版蛮长时间的。但是诺奖很多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你要让这个作家深入人心，是需要时间和出版社的耐心的。
其实这些道理，业内都知道。但几十家出版社为什么还会扑上去？哪怕获奖者是诗人或者剧作家这类小众作家？这是一个品牌效应。毕竟全世界有那么多文学奖，只有诺奖具有这么强烈的媒体效应和公众影响，大多数大众媒体都会去关注。在短期内，从10月揭晓到12月诺贝尔奖颁奖仪式，这段时间会有很多媒体不断地报道，这对出版社来说是一种荣耀，毕竟手上有一个诺奖得主的作品还是很有面子的事。所以我觉得很多出版社现在不是从市场的角度去考虑，而是从品牌的角度出发，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多出版社并不是为了经济效益而是为了社会效益去争取诺奖作品的版权。
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作家获奖前后那段时间，出版社正好有他的作品出来，或者以前出版过，得奖之后可以马上重新包装，短期内上市，加上媒体的密集报道，这样对读者的效应会能很快体现出来。
输出
莫言作品在国外仍属小众市场
羊城晚报：中国作家译介到西方去的情况如何？
彭伦：现在国际出版界对中国还是蛮感兴趣的，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还比较陌生，他们想知道中国老百姓到底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近年来中国作家的作品也有海外版权的代理机构。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推广还是很弱的，当代作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在莫言没有得奖之前，即便在国外比较知名，但也不是畅销书作家，他对于美国市场的公众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
羊城晚报：中国作家在海外市场的总体反响如何？
彭伦：我们常说哪些国内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市场的反响不错，这个不错有两个衡量标准，一个是销量，另一个是版权授权，就是说你这本书在国外授权了很多版本，很多国外的出版社都来买你的书。
据我所知，可能当代的中国小说在国外最出名的是《上海宝贝》，这书在国外很有影响，我说的影响只是指知名度，老百姓看了知道一下中国现在是这个样子，并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文学作品。
国内作家作品在海外的销量问题，每个国家情况都不一样。跟国外大多数国家的相比，一般来说中国图书的起印量是不低的，即便是在美国很多严肃文学的图书起印量也就一万来册不到，这跟国内是差不多的，一万册已经是很不错的。
羊城晚报：如何才能使中国文学作品更多更好地流通到国外？
彭伦：首先中国作家要有一个专业的代理机构或者出版社，比如说法国有一家毕基耶出版社（Edition Picquier），他们专门出版亚洲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出很多中国作家如阎连科、王安忆、苏童、毕飞宇等。一个作家有了一个法文版或者德文版，对于他的版权销售是很有利的，因为国外尤其是欧美，能够读中文的出版社编辑几乎没有，但能够读德文、法文的编辑很多，他们可以通过读德文版、法文版的来判断这本书到底好不好，所以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国外出版社和专业的代理公司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文学走出去，很多都是在空谈，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专业的东西。一个是信息通道，你怎么让国外那么多出版社知道这个作家？知道他们的兴趣点在哪里？知道有哪些好的编辑可能对这个作家感兴趣？这需要专业人士来做。据我所知，目前有一些专业的文学经纪公司和版权代理公司，在做这个业务。譬如莫言现在的海外版权代理公司TheWylie Agency，是美国很大的一家文学经纪公司。相信他这次获得诺贝尔奖，经纪公司会帮他卖出很多国家版权。
引进
同步引进是王道
羊城晚报：目前国内引进版图书的情况怎样？出版社每年引进外版书有一些什么计划？
彭伦：今年8月初，新闻出版总署发布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80家，共出版图书369523种（重版、重印162017种），共引进版权16639种，输出版权7783种，版权引进和输出地前三名均为美国、英国、德国。
我们现在说的出版一般是指大众出版，引进外版书的计划主要是看各家出版社和出版公司的定位。像我们一年出版图书品种大概在200-300种，外版书占了70%左右。
羊城晚报：过去西方很多作家在去世很多年后作品才被引进来，现在可以同步。你们现在是如何同步引进外版书的？
彭伦：近几年做国外版权的出版社越来越多，国内出当代外国小说也越来越多，竞争比较激烈，同步引进外版书就是为了为各自出版社找到一些新的亮点。因为版权书是一个独家授权的行为，比如说《哈利·波特》，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步引进那就意味着在国内只有他能够出版。所谓的亮点，就是你买下这个版权在中国的发售，就是出版社要找到新的畅销书。
至于引进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国外出版社和文学经纪公司。他们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有版权代理公司，负责简繁体中文版权的授权。而获得信息的渠道，包括国际书展、网络、平时跟国外同行、书探、代理人等相关人士的交流。
出版社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参加各种书展，跟国内外的同行见面交流，比较主要的有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博洛尼亚书展等，一些热门书的版权问题在书展上就要做决定了。比如说今年《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要出新书的消息就是我们在今年春天的伦敦书展上获得的，我们公司董事长黄育海直接在那里拍板，决定参与竞价，跟罗琳的经纪公司谈判。在书展上，我们会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有的是已经有书稿了，有的只是一个消息，比如说J.K罗琳这本新书，因为外方保密，你只是知道她要出新书，但是书的内容什么都不知道，出版人在书展上获得第一手信息之后，国外的权利人都在那儿，你可以马上做出决定。
国内有些出版单位把到国外参加书展当成是一种员工福利，每年去书展的人都不一样，常常是由出版社不同部门的人去。但买卖版权本质上就是做生意，需要稳定的对接窗口，如果每年去的人不一样，窗口变来变去，国外的合作伙伴们就搞不清怎么跟进了。
羊城晚报：翻译后作品版权归谁？
彭伦：出版社跟译者签订的是委托合同，委托译者就某本书进行翻译，这跟版权合同是不一样的。出版社拥有这本书的独家出版发行权，译者拥有其译文的著作权，但这个著作权的行使，是依附于原著版权的，如果没有出版社授权，一般无法独立行使。比如我自己翻译的菲利普·罗斯的书《遗产》，虽然译文著作权是我的，但上海译文出版社拥有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权，我不能授权别的出版社或者自己出版。翻译合同一般来说应该是有期限的，但各家出版社规定都不太一样，五年，七年甚至十年的也有。也有的出版社是买断译文版权，也就是出版社可以一直使用译文，跟译者无关了。
羊城晚报：版税怎么算呢？
彭伦：总体来说，版权书的版税成本（作者版税加上翻译稿费）要比国内原创图书的平均版税高一些。国内原创作家的版税是图书定价的8%左右（畅销书作家的版税当然更高），而版权书的作者版税加上译者稿费，至少是图书定价的10%或11%。
中外互译不平衡现象正在改变
莫言是过去三十年出版商最爱
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被认为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作家作品翻译量最大的作家。《纽约时报》报道说，在过去十年，莫言是出版商所偏爱的三个作家之一。而在欧美地区，莫言、余华和阎连科三位的作品被翻译得最多。
以法国为例，从鲁迅、巴金、老舍、郁达夫等现代文学作家，到莫言、苏童、余华、毕飞宇、池莉等当代作家，已经有很多作品被译介到了法国。但与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相比，法国对中国作家的译介一是译书种类少，二是译本发行量少。对国内作家在法国的出版发行情况比较了解的翻译家许钧，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中提到，通常一个译本如果不再版的话，也就是几千册的发行量。“池莉是近几年在法国译介得比较多的中国作家，她被翻译成法语的八部作品，包括再版本在内，在法国的总销量达到了七万多册。”
已有不少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的毕飞宇也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谈到作品在海外的销量问题，毕飞宇认为如果单纯以数据讲话，“就算是销售得还不错的国家，我的书销售得也很一般，这种事情是撒不起谎来的，都有数据。所谓的„不错‟，只是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外国文学‟。”
十年来二十几位作家被译介出去
有研究统计，截止2006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法译本包括复译本在内约145部；在当代文学方面，1980年至2009年期间，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本有300部左右。法国有一些专业引进中国图书的出版社，例如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南方书编出版社等，都在为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作出积极的努力。
“目前来看，一个作家作品在国外的翻译情况实际上是国际联动的，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翻译得比较多在另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许钧在采访中提到，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更多的国内作家的作品被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以及瑞典文和俄文市场所接受。“国外市场是个渐进的过程，在二三十年前，中国刚改革开放，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国外图书，特别是一些文学图书，以前一定是吸收的比我们推出去的多。近十年来看，我们最起码有20几位重要的作家的作品在多个语种都有翻译，可以看到中外互译的不平衡状况已经慢慢改变。”
中国作品应由外国人来翻译
我们常常陷入一个误区，认为中外互译的逆差是因为我们缺乏中译外的人才。许钧说：“真正的翻译是应该由母语者来进行的，在法国，比较有影响的一些中文小说译本，都是以法国人为主进行翻译的。所以中国作家的作品应当由外国人进行翻译。法国有非常优秀的翻译家，像翻译巴金的保尔·巴迪，还有一些翻译当代作品的翻译家，比如翻译苏童的居里安、翻译余华的杜特雷等。”
许钧认为，向世界展示文学的中国，还需要重视海外汉语的发展。我们有非常好的外语人才，但是，国外的汉语人才并不多，这就导致他们在阅读、理解、翻译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这不仅仅是文学和翻译的问题，而是要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来看。只有当中国的语言以及文化在国外都有相当的基础，语言的传播、文学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三位一体，形成合力，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才会在世界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目前对外翻译过程中遭遇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主流出版社出版较少，二是面向大众的翻译较少。
《羊城晚报》专访首位“诺奖丛书”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作品
在中国的三十年云与月
“诺奖丛书"当年首印近十万册远超今日畅销小说
羊城晚报：您的新书《三栖路上云和月》出版，里边记录了您多年从事出版事业的经历，而最让人记住的是，1982年，您所在的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一辑，被认为是拉开了中国出版社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图书的大幕。您当时怎么想到率先主编并出版这样一套成规模、有系统而又有相当难度的大型丛书的？
刘硕良（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主编）：应该是1982年底酝酿，1983年6月出版的，到明年就是30周年了。这套丛书的最初发起者其实是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的两位青年专家———郑克鲁、金子信，他们察觉到过去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忽视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大块，同时敏锐地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价值和市场潜力，大胆提出为每位获奖者出一卷代表作的丛书计划，并着手组织了几种译稿。但几经周折都没有落实出版单位，因为出版社顾虑中国多年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保留态度和社会对这一奖项的种种质疑，不敢去碰这个烫山芋。加上中国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不太了解，出那么大一套书好不好卖呢？中国的官方会不会认可，会不会提出异议影响到它的持续出版呢？思想观念、政治、经济效益上的种种顾虑，使得很多出版社都没想到、想到也不敢出这套书。而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开头的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当时漓江版的《保尔和薇吉妮》由走出北大校门不久的年轻译者亚丁翻译，1981年4月首印193000册，反响非常热烈，不仅受到读者喜欢，也引起了译者的注意，所以在多方受阻之后，郑克鲁和金子信找到了我们，双方一拍即合，几次交谈就达成了协议，漓江全部接受丛书计划和所组的稿件，并且迅速安排出版。
羊城晚报：诺奖丛书第一辑推出了哪些书，当时的市场反响怎样？
刘硕良：1983年6月，诺奖丛书的头四种———《爱的荒漠》、《蒂博一家》、《特雷庇姑娘》和《饥饿的石头》集中投放市场，印数分别达到91000册、84000册、86000册、84000册。出这些书的时候，书荒最严重、没有书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新书推出的时候就面临一个考验，就不可能太多人抢了，所以印数就没那么大了。但诺奖丛书开头的四种能够达到八九万册的印数，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当时这些作家在中国一般读者群中多数还不被人所知，或知之不多不广。现在市场上的书种类更多了，所谓的畅销书比如小说，首印能达到三四万已经算很不错的了，除非是极个别品种可能印数高一点，其余很多都是一万两万起印。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这四本书？
刘硕良：前四本推出并没有太多很新潮的东西，有意选了读者比较容易接受和领会但是又有新意的作品，同时政治上也是属于比较中间而不乏进步倾向的。这四本后推出的就包含了更多新的东西，比如剧集《天边外》，长篇小说《赫索格》，川端康成的《雪国·千鹤·古都》，以及艾略特的现代诗《四个四重奏》。《天边外》选收了奥尼尔的多部戏剧代表作，当时其他剧本的销路很少，但这本诺奖剧本第一次就印了33000多册。艾略特的现代诗和关于理论批评的著作、文章，影响了西方、东方一代又一代作家，虽然1985年9月第1版《四个四重奏》，裘小龙翻译的，第一次只印了8100本，但都是专门的诗人学者来买这些书，像这样的作品，只要有一个读者看了、买了，就不只是他受影响，他会去影响他周围的一大批人。当年一面市就被抢购一空，后来一再重版。
他们，在国内传播诺奖作品功不可没
羊城晚报：当时邀请了哪些译者来翻译这些诺奖作品呢？
刘硕良：我们当时是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重点高校为核心，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武汉、广州等地200多个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都包罗进来了，他们中有些人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但此前他们的研究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那些时候西方文学特别是近现代文学几乎都是被批判的。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请他们担当译事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像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吕同六译皮兰德娄，高慧勤译川端康成。董衡巽主持并作译序的海明威卷把国内译海明威译得好的几乎都请来了，所以我们那个本子销量特别好。
而作为编辑，选择翻译者很关键。不仅看只去了解一个人，一定要知道很多人以后才能够辨别他在这些人中间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有什么特点、长处或者是不如人家的地方。比如法语翻译，你需要了解最先搞法语翻译的有哪些人，比如说戴望舒、闻一多，然后要知道他们的学生有哪些人，学生的学生里面又有哪些是出类拔萃的，你要看很多书，知道这书是谁翻译的，要懂世界史、文学史，翻译史，要知道译者情况，通过比较才能够判断他是否是最佳人选。有些译者翻某一方面作品很好，比如他翻译小说很好，但是翻译诗歌就不一定行。此外，还要看译者的时间、态度等等。
羊城晚报：不少读者认为台湾的译本会比内地的做得好。
刘硕良：台湾的翻译历史很长，日文、英语翻译都是不错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文学翻译质量如何呢？不是说每一个人每一种都不如我们，总体上来说，我们的文学翻译的质量要比他们的整齐。台湾比我们先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只是规模没有我们的大，整体的翻译质量没有我们的好，台湾的出版商后来还买我们翻译的版本到台湾去出，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就说明我们的译本质量是过硬的。不但这套书，我们其他的比如像《麦田守望者》，台湾也出过，但他们又买我们的版本再出，因为我们的译本好啊。
不应把诺奖看成摇钱树
羊城晚报：今天，出版社引进外版书，都以诺奖为中心，有的是获了奖的作者全部版权引进，有的是对未获奖的进行“押宝”，不惜花费大量资金引进，这种“引进之战”在业界已经很著名了，您怎么看？
刘硕良：出版社关注诺贝尔文学奖，既有文学的价值考虑，也有出于经济价值的考虑。有些作家的影响大读者多，产生的经济效益比较明显；但出版社出书不一定都挣钱，有些是赔钱，有些作家在国内可能并没有多少读者认识，这本书在一个时候赔钱，但是对整个文化的积累有一定的加分作用，我们也会考虑出版的。不应该把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一棵摇钱树，我们不是为了占便宜而关注它的，诺贝尔的遗嘱就是为了实现一种崇高的理想，使得人类更加地幸福，它的目的是崇高的。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和对其他一切文学应该都该树立一种起码的态度，就是要尊重他，要了解他。
出版社押宝当然也可以，但实际上也是押不到的。如果大家都猜得到，那这个奖的吸引力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去表彰一批作家，但没有得奖的并不代表他们不够优秀，而且获奖作家，也不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以没必要把是否得诺奖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之上，因为文学的东西不是起哄，不是靠造势搞运动或者搞一个浪潮就会发达起来的，一个优秀作品的内在品质不是靠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奖两个奖来鉴定的，而是需要时间，要相当长的历史来证明它。出版者读者作者都要沉得住气，急不得，也急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