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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十八大以来，中共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运动的深入，需要开始思考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反腐败的现状如何？运动到今天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如何深入下去？反腐败运动向何处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的腐败根源，和如何建立少腐败甚至不腐败的清廉政府。
因为存在着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就要去发现和整治腐败。反腐败运动所触及的是已经发生腐败之后的事情。在反腐败之前的问题，就是如何预防腐败，而反腐败之后也是如何预防腐败。总体说来，现在的反腐败运动主要是聚焦于中段，对前段和后段则强调得不够，使得人们在支持反腐败运动的同时，对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感。反腐败运动到今天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也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说。
第一，反腐败运动和法制与法治建设结合得不够。反腐败运动本身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建设清廉政府。反腐败是建立清廉政府的起点，但清廉政府的确立还是需要依赖于有效的法制和法治。“法制”和“法治”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法治”就是根据法律行事，包括反腐败，并且人人（任何组织）在法律面前平等。“法制”则指的是一整套可以依据和执行的法律体系。“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反腐败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二是根据制度反腐败。在这两方面仍然有许多改进空间。
第二，反腐败不能长期处于运动的方式，必须转化为制度建设。依靠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反腐败，其政治理性是可以理解的。反腐败的各种阻力是显然的，并且各种阻力主要来自执政党和政府内部。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有所收敛，反腐败的确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腐仍然需要依靠外部力量和内部的冲突。
第三，反腐败还需要考量执政党的政策执行能力问题。反腐败方法不当，整个党政官僚机构就会在执行政策方面，采取负面抵制的方法。今天，执政党的政策执行已经面临巨大的阻力。尽管高层大力推行改革，但各级政府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反腐败由两个有机的部分组成，一是清除腐败者，二是录用清廉者。简单地说，就是要实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今天，对查处腐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给清廉的人机会”方面做得不够。这使得执政党的政策执行不力。
第四，反腐败不可以过于道德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对贪官恨之入骨，这不难理解。实际上，中国社会“仇官”心态形成已久，对贪官进行道德谴责不仅必然，也属必要。但是，光是道德谴责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制度上的反思。现在发现的众多贪官，也是一步一步从基层上来的。难道在这么漫长的过程中，他们的腐败行为一点也没有被人们发现过吗？那么多的干部为什么能够“带病上岗”？一些官员也不是一点好事情都没有做过，但为什么要使用腐败的方式来进行呢？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些官员个人道德上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
反腐败之后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被人们所忽视。中共十八大反腐败运动以来，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些制度演变的背后，则是政法委本身的转型。政法委在其诞生时，其本来的目标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法制和法治建设，但最后演变成破坏法制和法治。现在纠正过来，要重新成为推进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政治机构。
中国反腐败建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构成了可以称之为“内部多元主义”的局面，即体制内有太多的反腐败机构，党、政、军、人大、政协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甚至连大学都有。这些机构缺失，甚至没有协调，责任不明，不仅反腐败没有效率，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这次反腐败以来，呈现权力集中的趋势，即中央层面和省部级的反腐败由中纪委来负责。这个趋势不可避免，符合国际经验，也已经显示出其高效率来。不过，从制度建设的情况看，重点仍然在新制度的设置，而不是旧制度的整合和改造。有两点是必须考量的。第一，光做减法不会有很大的成效，更有效的做法是在整合和改造老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新的制度。第二，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增加甚至强化“外部多元主义”，设置行之有效的制度，让社会和公众来参与反腐败。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外部反腐败，就很难真正有效和实现可持续性。（郑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