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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by 网络
2014-06-21 特大红芋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于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5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
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
毕竟，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一、界定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们大约构成中国城镇1.2亿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他们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并且从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一直是城镇人口中一个不小的群体。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在1973-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于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与许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农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农村的知青下乡时间短、安置条件也好些，但他们毕竟也下了乡。“下过乡”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
*是这代人的共同经历。在1966年*开始时，这一代人正是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一代人是因*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无论欢喜与否，以红卫兵运动为中心生活的*经历把这一代人捆绑在一起。这一代人都接受过毛泽东思想主导的革命教育。革命教育使这代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项大于个人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于西方的学者曾称这代人为“毛的孩子们”。即便改革已改换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献身伟业的理想仍活在知青一代许多人的心里。而被西方学者称为“邓的一代”的知青之后一代，显然缺少这种理想主义。
在知青一代之前还有过约150万的*前知青，在1957-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建设兵团。他们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隽那样献身农村的典范，但更多却是在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但他们与知青一代人没有相近的*经历。*的知青之所以成为一代人，还在于“下放”是他们共同没有选择的命运，但对*前知青“下放”，更多是个体的选择而非一代人的命运。
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于和成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同样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并不一样。
二、不完整的教育
把上山下乡变为一代人的运动是毛泽东的旨意。毛有让城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然而这场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农村的空间解决城市积年成灾的就业问题；此外，在开始时它也是为把武斗尾声中在城市游荡而成为社会麻烦制造者的红卫兵中学生扫地出城。这场“再教育”运动是知青一代和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将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经年地下放在农村，不啻于把他们往农民的水平拉齐；使这代人在学时数量和知识结构上只拥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老三届走了，但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仍在学校中继续。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有五门主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这种课程设置不单贬低了学术知识，更把农村青年的视野限制在“农业基础知识”上，这无疑是对他们持续的歧视。然而，中央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国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
当田野取代了课堂，经年的劳动取代了文化，知青们既有的科班知识也随之从记忆中褪去。1971年，张铁生在插队三年后被选为生产队长；1973 年张在被农民推荐为考生后参加了*中唯一一次并因他而最终流产的大学入学考试。张的数学考了61分，语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学考了6分。显然张铁生在农村劳动中表现很好，然而他的成绩却铁一般地说明：下放使知青一代连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无法保住。
问题是，随着改革的开始，教育水准变得日益重要，大专的文凭成了晋升的依据。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基层以上提拔官员、企事业领导的一项指标，而1983年干脆把大专文凭作为提拔的一项基本依据。这种提拔政策无疑对中国各阶层领导的现代化富有意义，但它却无视历史，把知青一代人下乡的苦难化为了他们后天的缺憾。
邓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换了毛泽东的革命社会的目标，而在这改换里，知青一代下放的“积累”变成了无用的资历。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改革社会中“没本事”的人。最惨的是这代人约有一半是66-72 届的初中生。在14-17岁之间，他们以大致小学的教育程度去了农村；而在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不完整并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抛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三、耽误的社会生活
不完整的教育并非知青一代在改革中仅有的困窘，被下放耽误了的社会生活也让他们在改革年代格外艰难。当他们在1966年造反中把中国社会搞得天翻地覆，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所预期的生活将要等到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而这一等就是十多年，以致于他们成了“耽误的一代”。不少人从乡下回城时已年近三十，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了。即使1977年开始的高考让一部分人搭上了通往大学的末班车，可他们的教育也已经被耽误过了。当30岁的老知青和17岁的应届高中生同坐进77级的教室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提示知青一代的正常化生活从一起步就已不相称地晚，要赶上改革的时代更倍加吃力。
下放至少使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耽误了五年以上。在1647万知青里，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便因优秀的劳动表现或父母的“后门”而被招工招生证兵，但更多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或更长。在1978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时，农村仍有860万知青。他们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别是200多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无望的一群。毛泽东说他们“可以教育”也许是给他们革命的机会，但也不啻于把他们划成歧视的对象。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约不超过中国人口的5%，而在上山下乡的初期，“阶级敌人”的子女在许多地区占了知青总数的15%，在晚期则为30-45%不等，通常是后插队的知青已回城他们仍在农村。但不管下放时间是长是短，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结束后，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无论对下放感到痛苦还是无悔，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征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
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回城时，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与贺萧（Gail Hershatter）发现：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1983年上海有12.7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瞩目，以致连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在乡下没谈恋爱的知青生活不美满，结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当1970年代末知青撤退的大潮把结了婚的也连带往城里涌时，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大潮冲成碎片，在西双版纳农场还产生过史无前例的五天内3000对知青夫妇的集体离婚。但回了城并不意味婚姻可以保得住。当1980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把“爱情”第一次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而使离婚变得简单后，回城知青的离婚案迅速增加，促成了改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离婚潮。
韩起澜与贺萧对改革以来中国妇女离婚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离婚，不仅知青与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甚至是知青夫妇也离婚。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不幸，以致于中国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讨论和对现代“陈世美”的批判。对于没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乡下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当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因已婚而留在吉林乡下的上百名“留乡知青”时，只有这些知青的口音才提醒代表团他们曾是“上海人”。
然而对1970年代末大撤退的知青来说，回城不是他们既有耽误的结束，而是新一轮耽误的开始。19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达10亿，使国家与社会承担着不堪负荷的压力。1979年，当一大批高中毕业小青年无处可去时，800万乡下老青年已赶了回来，使城市的待业青年达到了1538万。与1977年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如此大量的新劳工，可“待业”绝不是大撤退知青的期望。他们已经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并且回城的道路充满辛酸。为回城，许多人冒着被拘留的危险请愿、游行、绝食、闹事。当“病退”成为回城最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像十年前下放的大潮，十年后回城的大潮也没人能挡得住，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也挡不住，放弃了副厅级的职务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过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挤满了公交车、挤烦了劳动局、挤进了厂矿，甚至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所描绘的，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回城。自1960年代末当官的用权力为自己子女逃脱农村大开后门之后，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过了时。
四、经济转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为毛泽东时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而最贫穷使他们只具备最微弱的能力来竞争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不幸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无视他们因不幸历史而导致的贫穷，并且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迫他们率先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更削弱了他们本已是微弱的竞争力，让他们继续受穷。在下放的日子里，知青非常穷。
无论是从农村还是兵团大撤退，知青回城后依然穷。他们的积蓄已铺垫在回城的路上，而回城后又得待业。而知青一代尚未脱离贫穷，改革已强使他们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
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
五、结论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于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两者的不同在于：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毛泽东人为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绝大部分，因时代的压力而下放下岗。改革也使不少知青的父辈提前退休或下岗，但父辈们大部分时间已享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且下岗或提前退休时已在老年的边缘。而他们的知青儿女辈下岗时还只是中年，既没来得及享过社会主义的福，又没攀得上改革的时运。
进入1990年代，*后的一代也有不少人下了岗。他们既是因企业的不景气而为改革所自然淘汰，也可算是因个人的能力而下岗：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已生活在改革年代，没有被耽误过。而知青一代人却被共和国的政策淘汰，为历史下岗。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正如辛灏年指出：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他们靠的是自强不息，而不是社会的正常赐予。还有些人有过些微的成功，靠工作表现和个人才能当上基层干部或经理。1980年代初，他们没有大专文凭，晋升的阶梯就已被推倒。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
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
国家不能以改革要牺牲个别人眼前的利益为藉口而置他们于不顾，他们也绝不是晓剑与郭小东所说“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下放下岗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没文化、没本事是由毛的革命所造成的，而没钱没地位则是由邓的改革所赋予的。即使国家在1970年代末让他们大回城，但那也是恢复了他们的身份而不是补偿。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开展了再就业工程，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切切实实落实到每一个下岗职工身上”。但也正如上海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实际所显示的：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大多只能在服务性行业再就业，是糊口的再就业，不是新生的再就业。河南的一家企业买了300辆三轮车让下岗工人满街蹬，对知青一代来说，这种再就业只能是心酸的笑谈。
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而补偿也变得越来越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专业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没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现代化：有本事或没本事的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发了财，而许多老百姓却没有跟上发展，因历史受难的右派、知青及许多人则鲜有受益。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社会正义也是硬道理，否则发展至多只有半吊子意义。知青一代的遭遇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制度。对这代人，国家至少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当然，建立补偿制度并不容易。但中国不能只有邓小平的“向前看”，也要回顾共和国历史的连续。既然有毛一代、邓二代、江三代革命领袖的起转承接，那么毛制造的社会问题、邓带来的社会麻烦也应在江核心时代得到处理，处理不完再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