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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土语最关情
——钱健教授论南通方言的复杂性
文 /蔡茜
南通，似乎并没有沾到乾隆皇帝的“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的光，反倒是曾数年抑郁在南通“难通”的声名里，南通话亦是不为人所知。如今南通在快速“通”的过程中，南通话的生命力似乎已发出微弱的告急信号。南通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历史上吸引移民无数，从而方言错综复杂，十里不同风是不足为奇的现象。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南通话作为本土特色的语言该如何自处？本期的《南通印象》，就让我们跟随钱健教授一起来揭开南通地区方言的神秘面纱……
《南通元素》：钱教授您好，我们知道南通话是方言学中研究的重要对象，有些学者将它归为北方方言中的江淮方言，也有学者将其独立于江淮话和吴语。您看南通话有哪些特殊性呢？
钱健：方言是民族语言在各地的变体，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的作用下合成的，是一种地域文化的重要的信息载体。你说的南通话应该不是整个南通地区的话而是指在古称胡逗洲今称南通城及其周围的小片地区所使用的方言。相比较于其它地区的方言，这是一种很年轻的方言，至今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找不到与南通话相类似的话，因此南通话不是被整体移植过来的，它只是在胡逗洲-南通这一小片土地上生长、发育起来的方言。而胡逗洲从江口近海浮现并涨大到拥有河流等淡水资源，可以让人定居的历史也就一千多年；南通话还必须在胡逗洲上的人群进入稳定的农耕生活后才可能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化。我个人认为，南通话是一种以吴语和江淮话为底层成分，加上各地多种语言包括来此居住的流民与流囚的语言的影响而形成的方言。所以南通话分别兼有混合语以及南北语言的过渡语的一部分性质。我思考其余的特殊性如下：在语音上，有一些普通话不具备的方言音，如[kʻɑŋ]、[kʻuɑŋ]、[kʻuɑŋ]、[io]等等；其音域与普通话的不重合。在声调上，南通话后来引入四声的同时还保留了自己的一些入声、仄声等，所以南通话的声调多达七种。在词汇上，一些词的来源虽然有人论证了；但仍然还可商榷，例如表示人称复数的[nεn35]、表示臭味的[tsʻei]、表示极大程度的[mʌ xuæn35 ]和[mʌ 51kεn55]、表示摩擦和唱的[tsʻɔŋ]等等。在句式上，与主流汉语微有差异。我推荐“掼你不死”、“儿子家来”这两句；这是不同于普通话语法的句型。我设想有些词语的发音和句型，似可追溯到巴别塔之前，这可能是后来进入了南通话的某些古老语言的孑遗。
《南通元素》：南通市域的方言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但也有一定的融合，通东话与南通话虽然相互之间不能通话，却有着一些共同的方言词汇，这是否与通东地区长期为南通所管辖有关？据此，您是否认为行政区划对方言有较大的影响？
钱健：行政区域对方言的影响是微乎其微，这在其它地区或其它国家也一样。那么对方言影响最大的有哪些因素呢？第一是通婚。一旦一个家族里有讲外来方言的人进入，她或他就会对本家族的方言带来很多的新元素、新词汇、新的表达。由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父母亲说过的话孩子会一直牢记在心甚至至死不变。然后随着长大的子女再传给其子女，以致生生不息。因此，通婚是方言改变、方言间相互吸收融合的第一要素。第二是经济、技艺、教育和文化的交流。例如外地有人来南通州拜名师念书，老师一口方言；学归的弟子难免就会把它的若干内容带到自己的方言之中，带到自己的家族和生活中的小族群里面。再比如你跟一个木匠师傅学手艺，一天他让你找个东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老师傅说“郭个密细密细的”，意为就是那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后来你回老家后遇到类似的场景，就可能自然地蹦出“郭个密细密细的”的方言。方言的一部分就在无形中被传播开去。第三是带强势文化的方言的影响。方言之间是不平等的，有的已成了官话，如一些北方方言。在封建社会，朝廷官话有时是以皇帝的家乡话为主要依据。想要进入官场或在仕途上走得顺当些，最好就是会说当时的官话。这种强势文化的方言渗透性极强，无法阻挡。
《南通元素》：通州的方言很复杂，而北三县的方言总体上更相似，您觉得这与地理环境有关吗？
钱健：准确地说是与地理环境的变迁有关。北面三县早就成陆了，这些地区的生产劳动稳定有序，居民生活安定。而南面的地区尤其是启东、海门以及南通南边的部分地区经常受到地理灾害——海潮的侵蚀，当地人称之为怪潮。那时一旦发生大怪潮，上升的海水就冲垮破败的堤坝，涌进陆地。最大规模的海水曾经一直淹到海安、如皋的纵深。怪潮一来，房子便被淹没，妇孺老人被溺死，存活下来的多是一些青壮年。历史上，今海门、启东、如东等沿海地区因发生怪潮而死亡的人数动辄以千以万计。海门县在元末时开始坍入江海，整个明代也一直不断地坍入江中。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海潮来袭，吕四等场三万余盐丁被淹死。次年，海门县剩余人口又被江海大潮淹毙了近一半。明嘉靖十八年（1539），侵陆的海水高达两丈多，“溺死盐灶之民男女二万九千余口”。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土地大多沉入了海底，县城多次内迁，每次都被追来的江水和海潮摧毁，全县只剩下2200多人活着。清王朝不得不裁撤了海门县，把剩下的人口并入通州（南通）而设立了个海门乡，后又改为静海乡。土地和人民葬身于江海了，原来的方言就丧失了；直到18世纪初一些土地重新从江口近海浮出水面，江南人尤其是稍后为逃避清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的江南人蜂拥而来开垦，江南话被带来，成了今日的启海话。所以说南通东南境语言的变迁是地理的变迁导致的。启海话地区的成陆远比胡逗洲-南通城区还要晚，但启海话的历史却比南通城区的方言更为古老，在胡逗洲出现以前，作为启海话先世的吴语早已存在于苏南和苏中等地了。
《南通元素》：海门、启东境内都有两种差异较大的方言，通州境内有五种不同的方言，相互之间很难交流。在过去不流行讲普通话的年代是否产生过一些交流障碍，您能列举一下事例吗？ 钱健：小地区内部不同的方言在进行交流时也会产生一些交流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有两类情况：第一是听不懂。几十年前我家下放农村时，一天，隔壁一位邻居过来借东西，说要借“薪燃”。我们与她手脚并用比划了半天才明白，她原来要借煤球。她说的“薪燃”就是煤炭，当时多制成煤球。“薪燃”必定是煤炭于20世纪中叶才使用于本地民家之后才出现的词汇。“煤”与“霉”同音，人们因回避倒霉、触霉头的意思，而用新造的方言词代替之。第二是误听误解。有一外地客人来到海门人家里做客借宿，该家的老太太堵在客人休息的房门前反复对客人说：“你要死，阿要死啊？”。客人很慌张，心里嘀咕老太太怎么还骂我要不要死啊？于是不敢吭声。第二天临走时，客人跟男主人说：“你家老太是不是讨厌我啊？还咒我要死啊。”男主人笑着解释：“我娘是问你要不要水洗澡；如果要，她就给你烧点热水”。沙地话中“水”听上去像“死”。像类似的交流障碍时有发生，但总体上不成大问题。因为我们民族的包容性很好，愿意忍耐和体谅。一些方言上的交流障碍在说明之后，就得到了解决。当今的社会是快节奏的，为了沟通的方便及时，一般还是使用普通话的比较多。
《南通元素》：南通的方言复杂多样，方言内部之间也是十里八乡话不同。今天的吕
四、余东一带的通东话与通州二甲、东社一带的通东话略有区别，海门镇、汇龙镇的沙里话与通州三余镇的也有一点差别。您觉得造成这些方言内部差异的原因有哪些呢？
钱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例如，族群间缺少通婚，往来交易较少；各族群的语言受不到外来语言的影响，就分别得到了很少有变化的保留、传承。又如地方人群的不同风俗也施加点影响。某先人本名霍光，很有名；在乡里做过很多好事，办学校，救济穷人，帮助埋葬其亲人无力善后的死者。后人及乡邻提到他时，出于尊敬而按习俗避讳，不说光，而用“亮”代替。久之，在小范围的人群内，亮竟成了光的代名词。经济方式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例如以前新沙地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较多，老土上的人信奉佛教、道教的多些。前者注重积极入世，开拓进取，不断尝试地变换着在新沙地上的种植和手工业经营等以追求最好；后者颇注重出世，能逆来顺受，讲究忍耐，以继承和固守好祖先总结的老土上的农耕等经验为妥当。过去两地人的经济方式有些差别，而他们方言中的词汇也竟有很大的不同。再如小群体的文化、癖好等有时也影响方言。如老沙地上有人会咒骂：“嗯咯七月半受香的”！意思是你不过是个死鬼。然而这话在新沙地上虽然同样用吴语讲，却很少有人能听懂；因为新沙地的启海人多信奉天主教，没有七月半烧香的习俗。当然，除了以上所举，还会有些造成方言内部差异的其它原因。
《南通元素》：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说普通话，而说方言的人也在逐渐减少。面对这一现象，您是如何看待方言和普通话两者之间关系的呢？ 钱健：曾记得2005年时上海有过一阵挺热闹的对“方言的两难处境——要不要保护上海话”的争论。反对者和保护者都有着各自坚持的理由。我的意见是：宏观上讲，许多方言乃至一些民族语言的消亡，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大势所趋，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想还是要坚持以下立场：第一，要保护方言。方言包涵了很多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和人们的生活传统。要是放弃，传统文化的载体就有缺，未来子孙们与祖先的文化纽带就可能部分中断。第二，要鼓励说普通话。从官方立场来说，普通话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它剔除了不少旧时代的思维、词汇，以及全国多数地区难以学说的一些语音和声调，语法上也更多地采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成果，更加西化即欧化，更加复杂和准确；因此与清朝的官话和民国时的国语相区别。但是普通话虽然能帮助现代人方便地交流，它毕竟还很年轻，还不是一种很完备的话，还有不少缺陷。例如有些方言里的东西，用普通话就不好讲；再例如，普通话竟然缺少[kʻ i]、[kʻuə]、[ʐ Ą]、[ʐ ai]、[ʐ ei]等等几十种本属常见的发音。况且普通话在全国来说真正普及的程度还是有限的。而各地的方言是经过了千年以上的积累和洗涤，已被锤炼和运用得非常完美。若要用一种尚不完美的新生的语言完全取代完美的资深的方言，本身就是不合理、不科学的。第三，方言里有更丰富的音位和韵律。若把各种方言汇集到一起，其语音的种类是远远超过普通话的。多样的语音在音译外语、特定的思维训练、族群与文化的认同、训诂古代诗文等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方言是不应该被消灭的。第四，文明社会里，生活与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很重要的；认可方言的存在应是现代人思想进步的标志。文明不是全国十三亿人只认同一个普通话，这只会使得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单一化。现代社会要允许事物的丰富、多元和多彩。第五，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们不是选择性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是共存关系。过去五六十年代，中小学里为了推广普通话就宣传“讲普通话光荣，说方言可耻”；那时是一种需要，是权宜之计；但现在在普通话已经被推广的地区，就要理性对待了。现在交通很发达、人员流动频繁，学习与思想交流高速化；在此普通话已经万不可缺的背景下，一些方言已十分脆弱。它们要是在还没有被充分地记录和研究以前就灭绝了，那就太可惜了。第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有助于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已为保留方言准备了条件。录音和传播的设备在不断地升级完备，用各种科学方法来研究方言的人在增多，听记音、标注国际音标、语音测定、计算机分析等等的新手段被更多的人所掌握，这使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终能够保护好方言。总而言之，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应该让方言和普通话两者各司其职，协调发展，和谐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