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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与保护
刘丹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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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材料
摘要：现代经济发展已逐渐由内陆向海洋发展，海洋得到进一步开发，但同时伴随着海洋环境的破坏，海洋环境污染一直较为严重，海洋生物受到直接伤害。污染甚至导致毒素在生物体内累积，从而影响到人类。所以海洋环境保护刻不容缓。海洋环境常用保护技术很多，常规理化监测包括检测理化因素如温度、盐度；金属化合物，非金属化合物等方面。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监测是环境生物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生活在污染环境中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理化因素、生命特征、健康状况等因子的观察测定来监测污染物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响。生物监测综合性高、反应迅速、成本低，实践中与理化检测结合使用。
关键词：海洋污染 环境保护 生物监测
近几年的海洋沉积物质量监测结果表明，我国近海和远海海域的海洋沉积物总体上保持良好，沉积物污染的潜在风险较低，但部分近岸海域沉积物受到比较严重的污染，尤其是一些河口、海湾的沉积物污染较重。海洋生物是海水环境和沉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并且污染物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具有累积作用，其体内的污染物含量反映了其生存环境的质量，可食用生物质量的好坏对人体健康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
而海洋环境破坏的源头还是人类。
首先，从文化角度来说，大部分中国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是很少的。用生活垃圾填海、农业用药的不合理处置等使许多鱼类、贝类产卵场、栖息地被破坏。由于中国公众的海洋环保意识淡薄，使海洋遭到严重损害。资料表明，受陆源排污影响，约80％的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污染严重。所以要根治海洋问题，首先是提高所有公民的海洋环保意识。
第二，从政治角度来说，最根本的是决策者的眼光并未放长远，导致立法不全和执法不严。比如，海洋监察手段落后和执行力不足。国家海洋局每年承担常规海洋环境监测，以及两次污染基线调查、陆源污染及重点排污调查、几个海湾的海洋环境容量与总量控制调查，以对近岸海域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控制。目前，海洋环境容量的大小和污染源的对应关系仍不清楚，还不能有针对性地控制污染物质的排放，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还有，涉海行政部门协调不够。根据现行法规，海洋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由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总局、交通部、农业部、海事等部门以及沿海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部门根据分工对不同类型的污染源实施监督治理。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了涉海各部门的职权范围，但各部门职能交叉、机构重复设置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机构间和部门间缺少协作。环保、海洋、海事、渔政、军队环保部门共同参与海洋污染治理，互相扯皮的现象随之产生，影响了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效果。所以，在政治方面上应该多借鉴外国经验，多听取大众意见，争取做出最优的决策，还应该精简机构，明确各个部门责任，以及奖惩措施。
第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首先是人口和资源对海洋的压力。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口的急剧增加，使资源的供求量相应增加。陆地资源的稀缺性，使人类不得不到海洋去获取资源。解决人口、环境和资源三大问题，主要依靠海洋。其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海洋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也随着沿海经济的增长而上升，对海洋环境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近岸养殖业对海洋环境的污染、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来自海洋石油勘探的污染、海洋开发活动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污染、港口建设对海洋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等方面。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不应仅仅追求GDP量的多少，而更应该加强环境的监管，对于污染较大的坚决取缔，对于排放严加控制。
最后，是现代科技在军事之中的应用引起的破坏。海洋污染除了由于大量工业三废、生活垃圾、农药、石油等所导致外，还有海洋放射性污染。海洋放射性污染通过生物体富集或食物链富集辐射整个海洋环境，危害人类或其他生物。现代高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深入到现代海战武器(如激光炮、电磁炮、微波武器等)之中。此外，目前一些国家建立了海底核基地，其海底核实验活动直接或间接对我国海洋环境产生的危害也是相当严重的。所以应该尽量把实验范围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对于在这些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要及时处理[1]。
海洋环境保护从海洋环境监测开始。我将主要从生物监测方面来探讨海洋环境保护。污染物是进入海洋后使环境的正常组成发生直接或间接有害于生物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变化的物质[2]。所以一种物质进入环境中后达到一定的浓度数量，并且能持续一定的时间才能称作污染物。污染物在环境中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一定的变化，如人体吸收盐酸盐会转变成亚硝酸盐。
所谓生物监测，利用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对环境污染或变化所产生的反应阐明环境污染状况，从生物学角度为环境质量的监测和评价提供依据。利用生物对环境中污染的物质的敏感性反应来判断环境污染的一种手段。用来补充物理、化学分析方法的不足。如利用敏感植物监测大气污染；应用指示生物群落结构、生物测试及残毒测定等方法，反映水体受污染的情况。简单来说，生物监测是“以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为研究对象、材料或手段而进行的反映环境质量的监测”[3]。
生物监测方法的建立是以环境生物学理论为基础的。根据监测生物系统的结构水平、监测指示及分析技术等，可以将生物监测的基本方法大致分为四大类，即生态学方法、生理学方法、毒理学方法及生物化学成分分析法[4]。
生物监测具有理化监测无可比拟的综合性、真实性和灵敏性，可及时反映污染物的综合毒性效应及可能对环境产生的潜在危害，为优先控制污染源的研究、进一步的理化分析及污染物优先控制提供可靠的技术资料[5]。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于环境的理化监测方法已经十分成熟了，不管在技术上还是设备上都有了很先进的手段，一些仪器甚至能快速准确的分析出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然而这些测定均需要进行实时采样，也就是说这些理化监测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均为瞬时结果，虽然可以通过长期多组的方法来减小误差，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缺陷，因为环境是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的，各种化合物之间也在不断的发生各种反应，所以这种实时的监测方式会慢于环境的真实状况。而生物监测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大的进步。
首先生物群落生活在大环境中，生物群落的性质、动态和健康状况直接反映了环境的变化，不仅包括了理化参数的测定，也包括了那些未测定的因子以及未知因子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还包括了污染物和环境因子的连续性和累积作用的反映[6]。
其次生物监测所利用的生物群落始终生活在环境中，汇集了整个生长时期中环境因素改变的情况，能更真实的反映污染物在环境中迁移、转化和富集规律，一般物理、化学监测手段相对只能反映取样前后环境情况的，而生物监测能更为全面地了解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长期效应。这些对于研究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则更有意义。
再者有些设备仪器尚且不能测出某些微量元素的浓度，而某些生物则对这些元素很敏感，一点浓度的变化可能会让生物的生理生化指标发生一些改变，这样通过测定这些生物的生命指标就能知道环境污染物的变化。同时，监测生物对微量污染物有生物放大作用，通过在生物体内不断累积从而浓度增加，利于监测。这是理化方法所不能实现的。
最后生物监测的成本较低，不需要复杂的仪器设备和大量的实验室分析工作，相对来说简单易行，成本低。这也便于实现监测点、站结合，构成经济便利、有效实用的监测网络。
虽然生物监测有种种优点，但也不乏缺点。如生物监测不能测定污染物的种类和实际浓度。因为生物监测是根据生物个体或者种群群落的行为健康状况来反映环境的变化，所以不能具体反映出污染物的种类和实际浓度。生物监测在灵敏性和专一性方面不如理化监测。生物对环境污染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所以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甚至可能不产生影响。生物监测一般需时较长，且具有延后效应，即污染物的危害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通过生物反映出来，且一旦有所反映，就已经产生了较大危害，错过了最佳的防治时问。所以生物监测与理化监测必须结合进行，相互取长补短。
现代生物监测的方法包括通过测定生物体内污染物的含量判定环境质量；通过观察生物在环境中受伤害现象判定环境质量；通过测定生在环境中的生理生化反应判定环境质量；通过测定环境中生物群落结构和种类变化判断环境质量[7]。总的来说，环境污染生物监测的方法是利用生物典型受害症状来测定，如海洋植物叶片伤害症状、动物器官畸形、微生物种类单一等。利用生物体内污染物及其代谢产物含量分析来监测，如动植物和微生物在污染环境中不同程度的吸收积累的污染物成分测定。利用生物的生理、生化指标监测，生物受污染时的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比可见症状反应灵敏、迅速，适宜用作环境监测。虽然生物监测的方法很多，但是在选择指示生物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某些生物之间的作用，或者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生物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可能会改变生物的个体或者群落特征，而这些不是环境污染物的作用引起的改变可能会影响生物监测的准确性。
现代生物监测还有一些新技术也逐渐应用到该领域，如生物传感器、核酸探针、聚合酶链式反应、生物芯片等。环境污染的生物监测是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未来的环境保护和治理中，生物将得到更多的开发与应用，生物监测也将结合理化测试得到更大程度的应用[8]。
我们在开发海洋，但不能破坏海洋。所以海洋环境的保护是现代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从国家到各地沿海城市也颁布过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定海洋环境的保护，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海洋保护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能自觉加入到海洋保护的行列中去。从个人到企业到国家。生物监测是目前环境保护中重要的一环，海洋生物多样性更是让这种方法的实施有很大的前景和可能，以生物监测为基础，多种理化监测的方法共同结合的海洋环境监测方法是现在的主流保护方法。也让海洋环境保护更加准确有效。参考文献：
[1]国家海洋局.《2011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2.第6期.[2]邓万刚，常春荣，耿建梅著.《环境·健康·发展》[M].长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67-68.[3]周凤霞.《生物监测》[M].北京市：化学工业出版社 , 2006.1-2.[4]吴宁，包维楷，吴彦等著.典型生态脆弱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技术与模式[M].北京市：科学出版社 , 2012.135-136.[5]常元勋著.金属毒理学[M].北京市：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109-110.[6]吴丰昌等编著.水质基准理论与方法学及其案例研究[M].北京市：科学出版社, 2012.228-229.[7]王焕校.段昌群.王宏镔等著.污染生态学[M].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26-157.[8]罗九甫，李志勇主编.生物工程原理与技术[M].北京市：科学出版社, 2006.459-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