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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的巩固和和谐
（参考材料）
伊斯兰文化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承，对巩固中国伊斯兰文化及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穆斯林的壮大和延续自己的宗教信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历代的无数学者对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改善和发展为伊斯兰文化的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文明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伊斯兰教兴起于公元七世纪，至穆罕默德奉主命传播伊斯兰教，阿拉伯地区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经过长期的斗争，在伊斯兰教义的感召下，遂成为地跨亚、非、欧幅员辽阔的阿拉伯体系，在融合波斯等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使伊斯兰文化形成了中世纪新型的发达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加之，对皈依的各民族实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各项政策，对其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致使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一，创建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体制，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各族文化交流和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伊斯兰文化是在唐朝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国的。当时，正是释、道、儒在中国发展的全盛时期，儒家推广中庸，反对进去，禁锢人们的思想，儒家文化在中国一直上升到统治地位，为统治阶级服务。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必得要打破当时的非伊斯兰思想和传统习俗而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抵制，因此，当时的回族先民只能保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伊斯兰文化只是以“祖辈传承”“口心传授”的教育方式。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兴起时，正是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封建社会的商品昌盛、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前所未有的辉煌鼎盛时期。因而，招来了大批穆斯林客商、使节、旅行家、匠人和士兵，他们带来了各地的物产、技术、风俗和宗教。唐朝对来华的各民族不改变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因而，在文化交流上呈现出多样性，并为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阿拉伯体系在当时同处于世界文明的顶端和辉煌鼎盛时期，两大文明都奉行开明的对外政策。在长达数百年间，由于文化领域及其他方面的频繁交往，在继承发展古代文明，沟通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两大文明国家的繁荣昌盛，推动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持续发展的时期。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国际贸易，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由于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在华居留时间的延长，出现了“土生蕃客”、“五世蕃客”，穆斯林侨民有了生长在中国的后代子孙，为了延绵固有的文化习俗，开展宗教活动而建立学校——“蕃学”教育子女。在蕃学里面，穆斯林子孙们不但学习汉文化，还学习伊斯兰的一些知识。这一时期，出现了汉文化方面颇有造诣的一些名人，使得很多中国汉人从他们身上了解到关于伊斯兰教方面的知识。伊斯兰教开始在华传播，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穆斯林民族和中国的伊斯兰文化。穆斯林在宋代虽然不受歧视，宗教信仰也不受限制，但伊斯兰文化仍处于保守状态。唐宋时期的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名列于世界文明的前茅，自然科学的发达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穆斯林因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一处，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唐宋政府允许来中国的穆斯林与中国人通婚，定居中国，繁衍子孙，逐渐演变为“土生蕃客”，其子孙后代也就成了后来的中国穆斯林。
唐朝和宋朝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双方之间文化交流是全方位的。穆斯林中很多有识之士把伊斯兰文化和中华华夏文化融合贯通起来，形成了兼具两种文化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文化主要与侨民文化的形式存在中国。穆斯林们只能保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伊斯兰文化仍然只能在穆斯林内部“祖辈传承”或者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口传心授”教育。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通过长期的交往，构建了影响很大的“丝绸之路”，为人类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当时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香料之路”的繁盛，使各国使节、阿拉伯商人不断往来，促进了两国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到了元代，由于蒙古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建立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庞大帝国。许多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被迫组成“西域亲军”、“探马赤军”，参加了在中国的征战。战后，这些人被屯聚在全国各地，并与当地汉民通婚，繁衍子孙。穆斯林们由于对元朝建国有功，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元帝国政治的稳定和民族特权，从法律上确认了伊斯兰穆斯林的政治身份，执行各教并存、信仰自由的政策，穆斯林可以自由居住，并具有元朝臣民的身份。从根本上保证了伊斯兰教及穆斯林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完整性，这种宽容的政策，在客观上为伊斯兰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统治者对具有优良文化和高超技艺的穆斯林非常重用，给予穆斯林较高的地位，民族等级划分为第二等。由于穆斯林已由“蕃客”变为“回回”，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随着人数的增长，政治、经济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因此，穆斯林在元代政治舞台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机构都拥有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处理公文、翻译文书、管理财务的穆斯林专职人员。元朝建国后，还先后在中央设置西域的“回回国子学”等众多文化教育部门，征用大量穆斯林任职，传授西域的语言文化知识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穆斯林们所到之处都建立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传承穆斯林文化教育，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也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儒学文化教育。当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比较迅速，并逐渐形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局面。
“回回国子学”主要以汉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教育为主，培养对象大多是有志于学习汉文的穆斯林子弟，促使他们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穆斯林进士、举人。大量穆斯林儒士的涌现，对传播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客观上推动了穆斯林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各民族间文化教育的交流。当时，还出现了许多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穆斯林政治家。塞典赤?赡思丁就是其中之一，在他任云南平章政教时，创建了云南地区第一所学校，使云南各族子女接受教育。大理等地也先后兴办了学校，使云南一时文风大兴。元末明初，由于穆斯林与汉族通婚。使汉族皈信伊斯兰教，穆斯林人口日益增多，统治者对穆斯林的政策比较优惠，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当时，穆斯林在社会上所说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可以在各自的家中口头教授子女，在各地设“回子房”作为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在里面教授阿拉伯语语音、波斯语、教义、教法、诵读《古兰经》及生活中应用的语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也为统治者培养一些国家公务人员。
明朝时期，穆斯林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迁徙，人口不断繁衍，穆斯林在中国与其他民族在各方面相互融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汉语成为这个民族的共同语言，日常生活中也用汉语来交流。加之，朱元璋对回回民族采取压制和民族同化的政策，禁止穆斯林说外语，要求穿汉服，改汉姓，原来穆斯林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不仅不在通用，甚至逐渐被遗忘。随着穆斯林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丧失，出现了精通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大批学者，他们使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妥协，对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明朝中叶以后，统治者采取闭关政策，致使交通闭塞，中国与伊斯兰教世界的联系被迫中断，中国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后继乏人现象日益突出，人们只学习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对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经典的人极少。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穆斯林迫切要了解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因此，原先“父传子授”及其他形式的教育已不能使新一代继续保持自己宗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在各种外因的作用和压力下，出现了伊斯兰经典很缺乏，学习的人更少的危机。为了使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继续传播并发扬广大，造就健全的师资，启发穆斯林知识，阐扬伊斯兰文化，使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在穆斯林人口逐步增多，经济得到了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促使穆斯林培养宗教接班人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开创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经堂教育培养宗教人才的接班人便成为伊斯兰教界的首要问题。由此，明末清初一种具有中国穆斯林民族特色的“经堂教育”在中国西北遂应运而生。
经堂教育的创办者是胡登州，他在阿拉伯、土耳其等国游学回来后，看到国内“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现状，立志以提高国内穆斯林的宗教知识，弘扬伊斯兰教，创办了“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人才之盛，宛如列星，培养一代又一代博古通今，儒、释、道、伊四教兼通的经师。胡登洲的弟子和在传弟子们将经堂教育制度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朝再传子弟们活跃于全国各地，并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不同学派；其中最具特点的学派是：以陕西为中心的“陕西派”；山东省济宁的“山东派”；此外，还有“云南派”等。最具代表的经师有：经堂教育的胡登洲，还有常志美、马联元、马复初、刘智、马注等人，他们翻译了大量的典籍和经堂教材。以马复初、马联元为代表的云南学派，留学而归，培养了很多伊斯兰教真才实学的接班人，著书译作，翻译题材广泛，并作《古兰经》的汉译。汉译《宝命真经直解》是马复初所译的中国第一部《古兰经》。
经堂教育所产生的各种学派，单指教学而论，各派的主要区别是教学上的方法和侧重点的不同，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教义都是一样，各学派都是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及古籍经典。经堂教育的产生和广泛传播与当时穆斯林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并为穆斯林培养了大量伊斯兰人才，弘扬了伊斯兰教，为广泛传播伊斯兰教，维系民族信仰，巩固伊斯兰教在穆斯林中的地位，提高穆斯林大众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堂教育制度现今仍为全国各地清真寺学校所沿用。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经堂教育公元七世纪以来，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在历代私塾教育的基础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断改良中逐步发展起来，对培养伊斯兰教的接班人和促进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堂教育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千百年风风雨雨的改革，并逐步完善，在汉文化——孔、孟、佛、道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进行伊斯兰文化教育继续传播和发展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培养了品学兼优的很多学者，捍卫穆斯林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为稳定和巩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伊斯兰文化在唐宋时期以家庭为单位的“口传心受”的教育为主，到了明朝则发展成为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经堂教育”的形式，说明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们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逐步改善伊斯兰教的文化教育，其卓越的成就和宝贵的文化教育经验至今仍然对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方针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但是，传统的经堂教育仍然沿袭古老的教学方法，多数地区不学汉语，没有掌握获得知识的语言工具，由于汉语水平所限，只能借用阿、波及汉语中大量的词汇混合而成的经堂语，将这些词汇融合运用于教学中，形成伊斯兰文化教育中特色的经堂语。“经堂语”用于口译和讲解经典，“经堂语”译出来的混合语言不是普通汉语。但是，这种经堂用语直到现在，不单运用于教学，而在穆斯林中仍然广泛流行。在实际生活中，穆斯林主要是用汉语交流，而又掺杂了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词汇，成为独具特色的回民使用的语言。
到了清朝，统治者对穆斯林的迫害极端残暴，采取先鄙视和利用，后残酷镇压，无情打击的手段。清政府曾在穆斯林聚居区设书院，灌输儒家思想，培养“顺民”，并尊崇儒、佛、道三教，而排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采取拉拢上层人物，推行乡约制，为清政府的统治工具来束缚穆斯林，清朝官员对伊斯兰教非常仇视：从中挑起民族纷争，教派矛盾，把穆斯林视为“奸民”。并规定穆斯林犯罪时“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的政策。从史上来看，伊斯兰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必然要遭到摧残；唐宋时期，以侨民留居中国，人口少，伊斯兰文化允许穆斯林内部祖辈传承。在元朝，穆斯林为元朝立下了功劳，也给予一定的自由空间。到了清代，随着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就引起了统治者的警惕。加之，外来的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不利于统治者的专制，便采取种种措施来打击，寻找各种借口来进行迫害。由于清王朝对回民起义的残酷镇压，经堂教育亦遭到严重摧残，几乎荡然无存，穆斯林们只能保族、保教和伊斯兰文化。明清时期，实行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随着穆斯林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统治者对伊斯兰教文化加以排斥，并强迫穆斯林读儒家经典而出现了伊斯兰著作缺乏，学者极少，教义无能阐扬的局面。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面对清政府的压制和对伊斯兰文化的排斥以及穆斯林丧失宗教文化传统的情况下，经堂教育通过伊斯兰的教义学及有关学科的系统教授，使伊斯兰文化得以在穆斯林中代代相传，没有经堂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很多学者把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伊斯兰教义译为汉语进行宣扬，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堪设想的。
伊斯兰教在中国唐代发展到明代，并没有教派之分，但是从清代开始，随着伊斯兰世界苏非派的传入，在中国出现了四个中国化的苏非派别，在这四大苏非学派之下又产生了40多个分支门宦，改变了老派“格底目”一统天下的局面。到清末，果园哈智马万福从麦加朝觐回来后，联合当时河州十大阿訇，主张“遵经革俗”，坚持拜主独一，反对崇拜教主，反对人与真主之间设立中介，号召教亲们清除渗入伊斯兰教里的非伊斯兰成份，由于他引用《古兰经》中的“众穆民皆兄弟„的经文，人们就称该派为“伊赫瓦尼”派。虽然有派别之分，伊斯兰文化各派的教学方法也没有改变。
经堂教育在明、清及民国初年，是穆斯林的主要教育形式，但由于经堂教育毕竟是在明清统治者“汉化”、“儒化”政策的压力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由穆斯林群众自发地办起来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主要培养宗教职业者，不学本国语言----汉语和其他文化科学知识，重宗教知识，轻社会知识，不考虑应用语言工具和社会效益。因此，传统的经堂教育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改良的过程中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看，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上层建筑也相应地要变革。旧的经堂教育的现状已不适应现代社会条件，也不适应穆斯林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传统旧的经堂教育改良为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新型的经堂教育”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中国传统旧的经堂教育改良为阿拉伯语和汉语并授的新式经堂教育的先驱者是童琮，他创办了中国穆斯林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穆源学堂”。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王浩然，他曾把“旧式经堂教育”改革为“新式学校教育”。
明末清初，由于社会汉族官僚士大夫阶层对伊斯兰教不了解，普遍存在着一种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和歧视。于是在汉文化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目睹伊斯兰教的教义不被中国汉民族了解，发现其他外来的佛教、基督教用汉文进行广泛宣传，效果极佳。于是，他们就掀起了“以儒诠经”、“汉文译著”为内容的回族文化运动。把伊斯兰教义翻译成汉文，对汉族宣扬伊斯兰教义，从而使更多的人理解伊斯兰教，史称“汉文译著活动”。汉文译著运动的参加者多是胡登洲的再传弟子培养出来的“长攻儒学”，“精通伊、儒学问，会同伊、儒、佛、道，阿拉伯文和汉文造诣很高的一些学者。他们用儒家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广泛宣传伊斯兰教。这次汉文译著活动，仅仅为了挽救宗教，通过汉文来学习伊斯兰教教义，之后，出现了很多汉文译著的典籍。这次运动推动了伊斯兰教的广泛宣扬，为传播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使中国穆斯林的文化教育得以继续深入和发展，在伊斯兰文化史上写上了新的一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及“民族平等”的主张。从法律上承认伊斯兰教的存在，规定信仰自由。为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华民国建立后，因长期的军阀混战，民主、和平的时代并没有实现，由于穆斯林经过清政府的摧残，造成经济平困，文化落后的局面，只有在清真寺里进行宗教功修，培养宗教接班人，不关注社会时事。也不学习汉文化，最终陷入了落后的状况，从而导致了没有汉文化就不能向外宣扬伊斯兰教的恶果，因而，穆斯林中的先进分子提出改良旧经堂教育，主张唤醒民众，“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行中文和阿拉伯文并授的新式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发展伊斯兰文化，创办报刊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觉醒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从此，在文化上沉寂多年的中国穆斯林打开了过去封闭保守的传统，掀起了文化复兴的高潮，为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以发扬伊斯兰文化，巩固穆斯林之信仰为根本，主张以“教育为兴”之路，以“宗教为救族”之本，倡导新型的伊斯兰文化教育。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些学校除讲授伊斯兰典籍外，同时兼授阿拉伯语、汉语、数学及其他常识，造就了一批中文和阿拉伯文兼通的学者。这些学者不但具有丰富的宗教常识，而且还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不但具有扎实的阿拉伯语基础，而且还有较深厚的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根底，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学问渊博，能著书立说的学者，并在各个领域里创办了各种刊物，开展学术研究，短短的几十年就把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推向了新的高潮。为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多少年来，伊斯兰文化教育已成为穆斯林们振兴民族，挖掘伊斯兰文化遗产，服务于祖国和促进社会文明的传统行为。现在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仍然可视为穆斯林办学传统的延续。为了促进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穆斯林中一些有识之士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了100多个穆斯林社团，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团体”、“学术团体”、“救国团体”。这些团体发起最早的是童琮创立的“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影响最大的是白崇禧任总理事长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活动时间最长的是蔡大愚等创设的“兰州回教劝学所”。同时还利用出版，结社之自由，创立了“学术团体”，进行学术研究。哈德成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回教学会”，此后，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团体，积极开展伊斯兰学术研究活动，发行学术刊物，为繁荣伊斯兰文化、振兴穆斯林文化教育，提高穆斯林的文化素质，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当时，中国的时局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穆斯林中的一些有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紧跟时代步伐，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纷纷组织“救国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开展了伊斯兰历史和《古兰经》翻译等一系列学术研究活动。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复兴运动，推动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其中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回民族救国协会”影响最大。当时，白崇禧主持成立了“中国回民族救国协会”，并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建立分会，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活动，穆斯林学者达浦生自觉的开展国民外交，组织访问团，先后访问各伊斯兰教国家，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阴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
我国的经堂教育，自胡登洲创立至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又通过王浩然改良为阿拉伯语和汉语并授的新的经堂教育。清末民国初期，穆斯林们又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文化复兴运动，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很显然，在各个历史时期，伊斯兰教界上的老师和宗教职业人员都是一些可以讲解经典,著书立说的学者。而我们现在有关方面的人员，大多数无能讲解经典,只能对照前人翻译的中文来进行讲解，停留在前人的荣誉和成果上不思前进。历代学者对伊斯兰文化教育改革的质量都是步步提高,而我们在新的时代——面临科技、信息、经济大暴炸的年代里，在讲解经典，尤其是讲解古兰经方面的质量反而步步下降。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核心，也是伊斯兰文化教育学校必须学习的主要科目。因此，我们应该刻苦钻研学好阿拉伯语的基石——词法、语法和修词学，在讲解经典方面，自立更生，告别依赖于中文的翻译。尽快使自已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教职人员，参阅伊斯兰文化的各种古典著作，挖掘伊斯兰文化遗产，为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和谐与文明作出贡献.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真材实学的接班人。堵住不符合教律的，不利益伊斯兰文化教育发展的人际关系。宏扬伊斯兰教，在新的时代里，把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推向新的高潮，为发展伊斯兰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写上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