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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宣教”在中国的机遇
作者：慕道, 麦种期刊, http://www.daodoc.com/News/News_View.asp?NewsID=23
5壹．引 言
期刊《神州宣教》封面上的“宣教在中国，中国在宣教”可以说概括了宣教在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历史中的中国是一个受恩的中国，从唐朝景教的涅斯多留到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孟德高维纳和利玛窦，再到1807年更正教的宣教士马礼逊来华，这一段段的历史无疑说明了上帝在古时多次多方的藉着众先知对中国的恩典和祝福。这些古圣先贤们为了中国抛弃了安乐的生活、美满的家庭和宝贵的生命。正是因为上帝藉着这些人如此的付出，中国教会才有今天的复兴。但中国教会还没有全面复兴，或者说中国与基督化国家间还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正是需要中国教会能坚强地站立起来，靠着神的能力勇敢地前行，把这段距离拉得更近。诚然，拉近距离的唯一方法就是宣教。谈到宣教，要讲究策略和方法，同时对宣教在中国的机遇的了解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正是以宣教在中国的机遇为中心，尝试从神国度本身和中国社会转型为宣教营造机遇为进路所得出的一些管见，盼望能够为中国宣教添砖加瓦。
贰．神国度本身为宣教营造的机遇
一．神学教育在中国兴起
在宣教工作的诸多环节中，神学教育所担负的责任是较重的。当中国教会刚从*的阴影中走出来时，主耶稣复兴教会的方式是使用老前辈们的那种“生命的流露”。换言之，是他们不怕牺牲拼命传福音为主摆上的精神，所以这些人有不少对神学教育的态度是消极的。确实在这种“生命流露”的过程中，几十年来中国教会大大复兴。而当那些完全为主摆上的前辈们相继离世后，新的一批弟兄姊妹再次站了起来。但是相对来说这批年轻人没有前辈们的特殊经历，没有像他们那样丰盛的属灵生命。故此，神在推动教会发展时又采取了另一种模式，就是神学教育。盼望能够通过神学教育让弟兄姊妹的生命、对主的认识等方面有更多的长进。今天，中国教会已经不再抵制神学（虽然还有少数，但相信主会打开他们顽固的心门），神学教育在中国已经在渐渐走向普及化，它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一系列的神学理念分析清楚，且让人明白，及至使弟兄姊妹明白主的心意，加入宣教这一神圣且荣耀的行列。近年来，神学教育在内地发展的势头极其旺盛，一间间神学院像雨后春笋般落成且被主使用，培育出一批批的“宣教士”和“宣教人1”。相信这一可喜的现象，必定会在宣教在中国的机遇的历史上，画下辉煌的一笔。
二．教会自身所肩负的使命
教会的发展和神学教育也是分不开的，良好的神学教育必定会帮助教会在信徒生命的成长、教会体制、讲台教导等各个方面带来复兴，当然这要依靠圣灵的引导。
当教会在诸多方面长进的时候，就会主动地参与宣教，最基本的会有宣教意识，在祷告及金钱上支持宣教，也会和差会或其他教会之间有彼此的配搭。正如林安国牧师所认为的，宣教士在神学院所学的理论加上教会的实践后，才能真正在拓展神国度的事工上发挥作用，而这一作用正是在差会的安排中得到充分发挥。可见，这是一种非常绝妙的配搭模式。教会在神学教育的帮助下，若对宣教的概念有基本认识后，必定会为宣教在中国提供人力、财力、物力、智力、魄力和灵力等各种帮助。
有的教会可能很小，但可以以传福音为基础去推动，把传福音和宣教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使每个弟兄姊妹都愿意做个宣教人。同时教会也可以举办各种访宣、短宣的活动，借此让弟兄姊妹对宣教工场多一点认识，或许以此方式还能发掘个人的异象而愿意长期加入宣教。事实上，教会近几年在短宣方面也在继续努力，这对宣教在中国的机遇也是一个可喜之处。据统计到2010年中国教会将可能达到30万间以上2，若这些教会的在宣教上面能够多一点意识和行动的话，宣教在中国将会有极速的发展。
三．社会关怀在宣教中的作用
相对来说，急功好利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有品性。故此，当中国人或中国领导阶层看到基督教在社会关怀方面对国家有益处时，就会间接地批准一些宣教机构或个人开展形形色色的社会福利事工。这对宣教在中国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感谢天父，今天的中国教会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从基要主义向福音派（也有人称之为后起福音派）转型，人们已从基要主义对社会关怀的拒绝，加入到愿意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福音派。近年来教会在社会中所付出的关怀，确实给同胞带来了一些帮助和利益，也为国家减轻了一部分的负担。例如：心理健康咨询、少数民族脱贫、老人院、孤儿院、福音戒毒、艾滋病事工等等。这些事工不仅对国家或个人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可以把其当作是基督教宣教的切入点，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作为宣教的一种身份和掩护。
叁．中国社会转型为宣教营造的机遇
中国在社会发展中存在很多危机，最根本的就是信仰危机。如果“危机”所代表的意义是危险加上机会的话，相信中国在信仰危机中还是有机可转的。这些危险和机会或许可以用狄更斯在《双城记》所写下的来表达，因为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很危险，但其中神也为宣教留有一些机遇。
这是一个情势大好的时代，也是情势大坏的时代；
这是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个愚昧的时代；
这是个光明的季节，但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春天，但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
一．重读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
1．中国人饥渴的心灵，在寻找神
1）新纪元运动的思考
西方文化思想发展主要经历了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十八、九世纪的存在主义、二十、二十一世纪的后现代主义3。就信仰而言，这种背离且抵挡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模式，随着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开始，也渐渐走进了中国，直到今天发展为新纪元运动。此运动是后现代社会一种精神、政治、信仰和社会与文化的现象，结合形而上哲学、玄术、心理分析、太空科学思想、政治、音乐、环保、东方神秘宗教及基督教信仰等，试图唤醒现代人摆脱传统观念及社会制度之束缚，而寻求自然界的真理。换言之，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反动，提醒人可藉着天生能力，配合“神秘顿悟”、“通灵”等来转化人成为神。这一运动固然是基督教信仰的拦阻，那么是什么促使那些人去寻求和跟随的呢？答案就是空虚的心灵。可以说，今天人们正在寻找神，在寻求超物欲的精神满足，想达至天人合一的境界。事实上要真正满足人们的这种精神欲望，惟有在基督信仰的范围内才能找到踪迹。他们在努力寻求，只是走错了路，没有人给他们指明正确的道路在哪里。这一艰巨的使命，自然落在了在中国传福音、宣教的弟兄姊妹身上了。我们愿意这样去做，加上他们干渴的心灵，定会有很好的果效。所以，当我们从反面来思考现在正流行于国内的“新纪元运动”时，人们空虚的心灵，正是宣教不可错失的良机。
2）唯物主义的鄙陋，精神文明的虚拟
从儒家的“只注重今生”，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风风雨雨数千载，唯物主义这一精神毒素不知道害了多少人，致使许多人只看眼前不想未来，成了一群“只想长生，不想永生”的愚木疙瘩。历史悠久的儒家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灵，“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教也是不行，道家清静无为的消极出世观更是不能负此重任，民间宗教信仰就更不值一提了。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富强，必须归依到基督的里面。正如《圣经·诗篇》第33篇第12节所言：“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所以，要想真正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惟有给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留有一定的空间，为宣教提供一定的机遇。
2．正在更新的中国文化
1）文化更新中的“创造的转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在不断地探讨中西文化的问题，认为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中国文化应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使自己不仅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而且培养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成为道德实践主体，培养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且先不谈，单就中国人已意识到东西方文化需要有一种融合，需要吸收其精华的层面而言，就是上帝给中国人的一种恩典，因为它是基础基督教的一种渠道，也可以说是为宣教特别提供了文化方面的机遇。至于中国人想在此过程中让自身文化“成为道德实践主体”，还需要从宣教在中国所产生功效上去揣摩或理解，当人理解的时候，施恩的圣灵会在人的心中做引导、感动的工作。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正是处于更新的过程之中。关于此更新，林毓生提出“创造的转化”的概念，大意是指中国文化以后要走的路必须是过去所没有的创新，是一种新的突是一种新的突破。此创新需要精密且深刻地了解西方文化，也要了解自身文化传统，在深刻了解，互相影响的过程中，产生了与传统文化辨证的连续性，在这种辨证的连续性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产生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新的文化思维。4这种“创造的转化”之概念目前正在国内流行，相信也是神要祝福中国的方式之一，也是一种宣教的机遇。当然，怎样理解“创造的转化”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而言，由于主观意识不同理解方式也有不同，很可能他们更新中国文化的初衷，单单只是为了重新把中国文化彻底更新。但我们要向神感恩的是，在此过程中有不少的人接触了，也接纳了基督教的思想。而这一群人中的部分人在生活、工作中也为着基督教思想的传扬作出了一些贡献，近来较流行的“文化基督徒”就是他们的代表。而从宣教的机遇方面来讲，这种特殊的方法，或许我们可称之为“拿着埃及人的钱，建造耶和华的殿”。
2）“中国亚波罗”现象
由于文化基督徒与日俱增，近来中国出现了“中国亚波罗”现象。此观念是罗秉详博士提出来的，一种针对大陆较流行的“基督教文化热”或称“中国基督教热”的圣经性概括。之所以称为圣经性概括是因为，在《圣经·使徒行传》第18章中的亚波罗是在信仰上大有学问，能讲圣经，心里火热，但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却不知道关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学者。而中国有此现象出现，是因为近年来大陆出现了一批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学者（上文提及的文化基督徒，刘小枫是这批人的典型代表），在宗教比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学术方面有大量的研究，致使不少关乎宗教（尤为基督教）的书籍面世；同时一些学府也都开设了宗教系，请一些海外的学者或牧师到内地讲学，以供国人在西方文化领域内有更广阔的认识。这种现象香港神学界持欢迎的态度，甚至罗秉详将其理解为“神的工作”。当然，笔者也和罗氏有同样的看法，因为这种现象毕竟突破了中国关于基督教书籍、教育的局限，而这些书籍所影响的人都是中国有文化的人。事实证明，在对大学生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比例中，有50%是学习西方文化、艺术或哲学而对基督教产生兴趣；30%是思考世界观念、人生观时对基督教产生兴趣5。从此比例中不难看出“中国亚波罗”现象确实在基督教传扬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换言之，以刘小枫为代表的文化基督徒所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只看见中国需要引进西方科学和民主理性精神，而长期忽略或轻视了基督教的传统精神”的看法是为宣教在中国提供了机遇。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文化基督徒固然对宣教在中国的机遇方面有贡献，但基督徒对他们的态度应是喜忧参半的。喜则，借此开国人之心窍，为宣教提供机遇；忧则，不能打开自己的心，不能更好地对耶稣基督或教会委身，因为毕竟大力宣扬、赞赏基督教思想和文化只是在信仰的表皮上跑来跑去，而生命被基督所“更新”是需要真正投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来。所以我们对这群“能开别人心窍，自己甚至站在基督信仰的门外”的文化基督徒，采取完全接纳的态度是我们信仰中的一个挑战。
3）中国人对天的认识
由于“天”能掌管国家命运、个人祸福、监察人心、发怒和福善祸淫，我国古人很自然地对天产生敬畏之心。所以《诗经·敬之》言道：“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孔子也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由于天是可敬畏的，所以人若“获罪于天，无可祷也。”；孟子也认为，天是可敬畏的，恶人需戒斋沐浴才可以祭祀上帝。6
上述可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天的认识可谓是渊源流长，从商王吴仪对“天”的亵渎受罚而产生敬畏，到今天中国人口中所喊的“老天爷”，至少祭天在中国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我们很难根据人们对于天的认识，就确定这位老天爷就是上帝，但我们确定的是这位“老天爷”与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之间是有内在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是每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需要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理解。也正是因为“老天爷”和上帝之间存在着这样潜在的关联，我们才能以此作为传福音的切入点，如此就为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挑战是，要竭力地避免混合信仰的危机在宣教中的拦阻。
4）中国人对“人性”认知的改观
由于中国多年以来受到儒家的“人性本善”熏陶，所以理解人性时，“性善”自然也就成了主流思想。但是中国人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和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及后来的“十年*”，使之对人性本善的乐观主义思想渐有改观。近来大陆渐渐兴起了“忏悔文学热”就是强而有力的说明。而这种忏悔意识的兴起，正好和基督教中的“忏悔意识”有一些相同之处。无疑，这对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益处的。7但是要清楚说明，孟子的性善虽是不对，荀子的性恶也是错误的，在此要加以说明基督教的原罪论和他们的区别，及阐明教义。
5）针对法制建设
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关于法制在执行过程中，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钱能使鬼推磨”正是中国法制建设中的“绊脚石”。这无疑说明了中国虽在法制建设上有了很多努力，但始终还是“人治”，因为法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法律的神圣性对中国人来说毫无立锥之地。国家一直在大力推行“增强民主法制建设”，但我们知道法制要真正建设起来，惟有在基督里面，以基督信仰为根本基础。所以，国家在寻找“法制”而非“人治”，必须回到基督教信仰之中，或者是参考以基督教思想为根基的治国模式。因为，犹太人的律法是“神的道”，只有神的道才能完全克服人治，实行神圣的法制建设。若我们以建设性的眼光来看此问题时，也是宣教在中国发展的间接机遇。8
二．全球化在宣教中的地位
全球化主要是指：近年来由于科技发展，包括交通工具以及资讯科技的快速进步，把人类社会的距离逐步拉近，使整个地球变成一个紧密的地球村，休戚与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崩溃后，资本主义体制一枝独秀，资本雄厚的国家借着政治、军事以及科技的力量，逐渐将全球的资本市场，以及消费市场加以整合，导致在资本的控制之下全球变为一个单一经济体系的结果。9
这一结果为宣教在中国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例如：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中国享受到了优惠国的待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翻开了崭新且辉煌的一页。还有更多的全球化现象是可以为宣教提供机遇的，例如网络的快速发展，可以帮助宣教信息传播，甚至还可以使用网络做一些宣教、差传的工作；人口渐渐都市化，可以采取以城市为中心的，像保罗一样将福音向四周扩散；交通的发达，青海格尔木至西藏拉萨的铁路通车，可使宣教大军直通拉萨；甚至还有奥运会的举办，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对“宣教”事工的转折点。这些诸多的恩典都是上帝的作为，也是上帝通过这些事情的成就，为他救恩的传扬事先所作的准备。因为《圣经·罗马书》第8章第28节说：“他使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肆．结 论
历史中的中国是“宣教在中国”，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受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教会已经渐渐挺立起来，伴随着宣教在中国有诸多方面的机遇，站立起来的中国教会应该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站起来的中国也应该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不仅单单受恩，而且愿意以十倍甚至百倍去施恩、报恩的中国。盼望中国教会每位弟兄姊妹，中国的每一间教会，都能够充分的意识到中国充满着宣教的机遇，也盼望弟兄姊妹不仅有这样的意识，也拿出具体的行动。真诚地盼望中国教会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10
都能够翻开圣经，了解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宣教的神；
都能够揭开历史，让那些古圣先贤们成为我们生命的激励，去做施福的器皿；
都能够睁开眼睛，看看神迷失的群羊，看看那已成熟待收庄稼的禾场；
都能够打开钱包，学习神国的数学，以此试试神的祝福是不是福杯满溢；
都能够迈开脚步，用神所赐的勇敢且坚定的心志和强大的能力去缔造宣教的世纪。
让在历史中受恩的中国，把握住宣教在中国的机遇，成为报恩的中国，更成为宣教的中国。
参考文献：
1、黄伯和，《全球化与基督教宣教》，初版，台南：人光出版社，2002年。
2、庄祖鲲，《宣教与文化》，初版，台北：基督使者协会，2004年。
3、庄祖鲲，《契合与转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更新之路》，初版，台北：雅歌出版社，1998年。
4、张慕皑，《唇齿相依的神国伙伴》，初版，香港：建道神学院，2005年。
5、宋志明，《批孔与释孔》，初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6、大使命，双月刊，第五十一期，2003年。
7、神州宣教，第八期，2005年。
8、林安国，《智者策：差传策略理论十三课》华人福音普传会，1999年。
9、宋其慧，《先秦儒家思想中之“天”与〈圣经〉中“上帝”之比较》，未发表。
10、林安国，《华人差传十大资源》，不详。
11、许志伟，《“文化基督徒”现象的进因与神学反思》，http：//www.daodoc.com。
12、杨慧林，《当代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http：//www.daodoc.com。
13、李秋零，《浅谈香港神学界对所谓“中国亚波罗”现象的喜与忧》，http：//www.daodoc.com。宣教人：就是不一定去到前方传福音，但可以在各个方面支持、推动宣教，有一颗宣教的心的弟兄姊妹；进言之，假若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他们，他们早已预备好了心灵顺服主的呼召。参阅：《神州宣教》第八期，主题：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宣教新策略。2005年。当希腊神观进到理性范畴时，后期演变如下：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人是万物中心；十 七世纪的启蒙运动，人不再需要神；
十八、九世纪的存在主义，人寻找自我价值、人定胜天；
二十、二十一世纪的后现代主义，人就是神。参阅：《大使命》，第四十六期，主题：背叛的时代，2003年。4 参阅：庄祖鲲《契合与转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更新之路》，雅歌出版社，第150页。参阅：杨慧林 当代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http：//www.daodoc.com。参阅：宋其慧 先秦儒家思想中之“天”与《圣经》中“上帝”之比较，未发表 参阅：庄祖鲲 《宣教与文化》，基督使者协会，第 229-236页。参阅：庄祖鲲《契合与转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更新之路》，雅歌出版社，第 199-2页。参阅：黄伯和 《全球化与基督教宣教》，人光出版社，第 12页。参阅：大使命，第五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