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知的音乐家冼星海_音乐家冼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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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知的音乐家冼星海,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等许多优秀音乐作品,他激情四射、胸怀博大、气势磅礴,对祖国充满了爱。你知道他童年的生活吗?你知道他的童年多么不幸吗?

他诞生在澳门疍家小渔船,地位低下、生活艰辛,还没出生父亲就被海水吞噬。生活的贫寒没有阻挡他才华的展示,小星海为生存去为葡国音乐家送外卖,使他接触到西方音乐和小提琴,从向外公学吹竹笛中感悟到音乐的情趣,从妈妈身上他感受到人生要学本事的重要,家境的困难更激发星海对毅志的磨练。

外公惨死在大海里母亲又被渔霸欺负,生活逼迫母子二人投奔新加坡谋生,星海巧遇恩师肖友梅,使他在学习音乐方面得到了很大启迪和帮助,星海的音乐才能得了张杨,生活的艰难让他们再度启程。

十几岁已有“南国箫手”之称;在巴黎学习音乐,靠在餐馆跑堂、理发店打杂等维持生活,于街头几次晕倒,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

■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正是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

■1999年11月,阿拉木图市的弗拉基米尔大街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江泽民主席访哈时还到其故居凭吊

冼星海,曾化名“黄训”,原籍广东番禺县,1905年生于澳门贫苦的船工家庭。他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靠母亲做佣工和祖父接济生活。他6岁进私塾。祖父病逝后,他失学而随母亲去了新加坡。他于1918年回国,因交不起学费而入了广州的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参加了学校的管乐队。此时,他已经表现出音乐方面的天赋,擅长吹奏单簧管(也称黑管,民间称“洋箫”),故有“南国箫手”的美誉。1926年春,他卖掉了心爱的小提琴,在朋友的资助下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他师从萧友梅博士和知名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翌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被迫退学。

1929年,冼星海来到素有世界音乐文化中心的法国巴黎学习音乐。他靠在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等维持生活,在塞纳河畔梧桐树下几次晕倒,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后来,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师从著名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杜卡斯,写下了早期作品《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风》等。1935年夏,他谢绝了巴黎音乐学院的挽留,回国投入抗日救亡。

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深入田间地头、工厂矿井,宣传救国救亡。不久,他又到武汉,进入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他创作的《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深受人民喜爱。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在政治上,他追求进步,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临行前,毛泽东在家中请他吃饭并饯行。翌年,苏德战争爆发,该片制作停顿。他想经新疆回延安,却因当地军阀盛世才反共、交通中断而未成,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战争结束时,他虽回到莫斯科治疗却未能愈痊,于1945年10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年仅40岁。

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辞“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1999年11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的弗拉基米尔大街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江泽民主席访哈时还到冼星海当年的故居凭吊,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音乐家的永久怀念。

背景

■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而且为党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干部

冼星海是中华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先锋,一生中创作了200多首大众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剧(其中一部未完成)、2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一部交响诗、一部管弦乐狂想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曲和大量的艺术歌曲,还写了许多音乐方面的论文。

音乐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命运。冼星海在西方求学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回国途经伦敦时,英国海关竟不准他入境,被扣几个小时。回国后,他曾指挥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演奏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可这个乐队从指挥到演奏者却没有一个中国人。他深切体会到民族受压迫的苦难,从而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并以音乐发出了解放的呐喊。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成了名人。国民党想利用他写颂歌,惟利是图的商人也重金收买让他写“桃花窝里美人多”之类的商业歌曲,他都不为之所动。他精心为进步电影《复活》、《雷雨》、《大日出》、《夜半歌声》配曲,而且为了抗日救亡不要任何报酬。

在延安时期,冼星海不仅在组织上入了党,艺术创作也达到了崭新的境界。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而且为党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干部。应该说,这也恰恰是他周围革命环境影响的结果。冼星海与聂耳一样,把音乐当成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人民也在歌声中永远记住了他们。故事

■20岁左右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被同事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

■在巴黎音乐学院得到“荣誉奖”后,主考老师问他要什么,他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冼星海在音乐上可谓大器晚成。他在20岁左右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被同事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拉小提琴像杀鸡一样难听。他刚到巴黎时,也是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温饱。后来,他遇到那里的中国留学生马思聪,并由他引见了法国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奥别多菲尔和音乐大师加隆。大师们钦佩他的毅力,破例免去了他每月各200法郎(约合10块银元)的学费。他根据唐朝诗人杜甫著名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而创作的奏鸣曲《风》,排上了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节目单,并在电台播出,从此有了名气。

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他是该班几十年来的第一个中国考生,由于衣着不够华丽,险些被法国门警所阻而不得入考场。考试后,主考老师杜卡斯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5分钟,现场谱完《救国军歌》交给学生唱,在场的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党中央决定每月给冼星海15元津贴,而当时朱德的津贴只有5元

冼星海回国后,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对峙时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经他谱曲,也成了旷世千古的绝响。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党中央决定每月给冼星海15元津贴,而当时朱德总司令每月津贴只有5元。另外,鲁艺的助教有6元,教员有12元。冼星海每星期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这些都体现了党组织对特殊人才的尊重。0 | 评论

赴苏联真相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艰苦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

冼星海到苏联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1941年9月,冼星海一行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写道:“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辗转到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笔。他经常去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民歌,贪婪地汲取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

1944年1月30日,冼星海来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生活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经常还要断顿。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等到月底才能领到一些,即使领得也只够三四天吃。”

这年12月20日,冼星海开始患病。病中的冼星海虽然身体羸弱不堪,但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这时,他“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腹膜炎和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立升的腹水。他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当他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就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很愉快地把重病中的冼星海请到自己的家里住下。

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相当奇缺自不用说,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为困难。因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从苏联监狱中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党籍游民。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没有去处,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本来就已经是拥挤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他们又怎能忍心把祖国来的亲人拒之门外呢?李立三与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却睡在临时铺的地铺上。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全家都不得安宁。后来,林莉、孙维世等闻讯赶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冼星海时,无不触景生情,齐声赞美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变了过去因李立三犯过错误而引起的对李立三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冼星海在经历了几年漂泊之后,经李立三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顿时得到极大安慰。李立三又为冼星海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四个多月后,1945年10月30日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只有40岁。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地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杰利。最后,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一张他的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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