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最牛的大公司都在1984年创业？（定稿）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国创业公司排名”。
为什么中国最牛的大公司都在1984年创业？
【导读】当我们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追忆1984年的那个春天，一定会被思想解放与创业精神的浪潮所感动，30年弹指一挥，历史浩然远去，历史就在眼前。一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此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将1948最后两个数字调换位置，以《1984》为小说命名。这位穿着破衣烂衫，像流浪乞丐一样寄身贫民窟的中年人，以辛辣生猛的笔法，预言一个他从未到过的社会主义世界，在令人窒息、恐怖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无知即力量。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一年后，小说出版，大西洋两岸反响强烈。又一年，奥威尔因肺结核恶化导致肺部大出血而去世，年仅47岁。他终于从不如意的潦倒生活中永远解脱。|《1984》，作者乔治·奥威尔|没有史料表明邓小平是否读过《1984》，但可以确定的是，在198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曾饱受极权主义的折磨和煎熬，*的“十年浩劫”将这个国家摧残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经过1978年以来的7年耕耘，改革开放事业一直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和政策摇摆中艰难推进。当1984年刚刚到来时，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担当起“扳道工”的角色，悄然南下，倾尽80岁余力将中国这列缓慢摇摆的火车扳上正轨。回到北京，他又坐回“驾驶员”的位置，吹响号角，宣布改革开放全面提速。1984年初，邓小平南巡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春潮涌动，万象更新。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在珠海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在广州补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评语。邓小平对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态度明确而坚定，低调南巡被新闻媒体高调传播全国，围绕“是否办特区”的争论悄无声息。值得重点提及地是，2月9日在厦门视察时，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尽管他早已提出“改革”和“开放”，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起来，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这个词汇。1987年之后，“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至今仍然是重大国策和国人共识，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开端。|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时挥笔题词|跨越不只体现在词语表达上的改变。1984年有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的序幕在秋天拉开，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石破天惊的表述振奋人心，此时距离年初“邓小平南巡”已过去9个月，春风正吹遍大江南北。中国的改革重点由此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全面改革。国际舆论高度评价，美国合众社将“中国宣布经济改革”排在年度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五名，日本的《国际贸易》则声称“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商品经济”四个字仍然充满保守气息，但在当时已是不敢想象的理论大突破，1980年代中国还处在经济有所放松、政治高度紧张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被“市场”之类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字眼占领。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以前者之名行后者之实，此后经过8年的争论、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正式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将1978年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那么1984年就是全面达成共识的破局之年。当改革事业遭遇停滞摇摆，“商品经济”、“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突破和共识很有必要，但制度创新更为关键，承包制和双轨制就是在1984年前后建立的两大基石。改革的本质是利益重新分配。改革旧体制就意味着切割、剥离背后的利益集团，用更市场化的办法取而代之，其风险可想而知。承包制和双轨制的指导思想，是将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保守过渡方案。以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冻结、封存，让它逐步衰落、消亡、更替，实现平稳过渡，将风险降到最低。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借鉴，也无理论知识支撑，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务实主义——这是改革开放的唯一理论，才能让改革过程变成一场可控的巨大试验。承包制发端于农村，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在饥寒交迫中签下“大包干”的“生死文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中国农民压抑已久的能量彻底释放。1984年，农村改革经验被复制到城市，“包字进城”让承包制的威力在城市改革中得以显现，在“放权让利”中没有被激活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四通、联想、万科、三九等公司横空出世。|小岗村签下“大包干”的“生死文书”|价格双轨制1982年由物资部提出，这场物价改革最终演变成全面经济改革。双轨制试图通过对原材料和终端商品的价格调控以牵住改革的“牛鼻子”，岂料各种权力寻租、倒买倒卖滋长蔓延，权贵资本兴起的同时，体制外的商业活动也因此获取资源而蓬勃兴盛，万向、美的、希望等民营企业乘虚而入。在供不应求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因为资源短缺而危机深重，市场机制倒逼国企深化改革。承包制和双轨制是1984年创业者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阳光雨露下，百花齐放的春天生机勃勃，群星闪耀的时刻璀璨辉煌。二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这一年柳传志40岁，在北京的寒风中“脚踏两只船”，以中科院的身份和资金，在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创办联想，每天带着同事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还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在青岛，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下放到荒芜安宁如坟场的破落工厂，“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一年后的“大锤砸冰箱”事件，更像是愤怒表达与旧体制、老思想决裂的宣言。33岁的王石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年，依托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 1984年，创业时期的柳传志 |这些教父级企业家和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无疑为“1984年——中国现代商业元年”的论断提供最有力的论据。这些人虽然拥有鲜亮的身份和地位，甚至红色后代的背景，却无法否认城市边缘角色的尴尬事实。对个人前途命运的焦虑与迷茫，演化成对体制内机会的失望与绝望，他们本该拥有与能力和野心相配的舞台，既然组织给不了，只能另起炉灶，从头搭建。不过，他们还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业者。1968年前后，比改革开放还要早十年，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年广久等农村能人就已经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创业。1965年，鲁冠球借3000元钱办起米面加工厂，四年后又办农机厂生产农具。1968年，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塑料小瓶盖。1969年，吴仁宝抽调20个村民办起小五金厂，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工人。年广久在1960年代开始贩鱼、卖水果、炒板栗，后来因“傻子瓜子”名震天下。在那个商业活动被禁止、打击的年代，他们的企业即便戴上“红帽子”依然难以存活，只能在地下悄然生长，唯一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牛鬼蛇神”两度被抓，失去自由。到1984年，这些野蛮生长的公司已初成气候，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何享健的美的已进军空调行业，鲁冠球的万向做起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生意。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惊喜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活跃的蓬勃景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异军突起”激动人心。与1968年的“乡镇一代”不同，1984年的“乡镇二代”的农民身份有所淡化，退伍军人、下海干部、返城知青、高中毕业生等城镇边缘人成为主力。在四川新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4年差点因为货款拖欠血本无归。32岁的朱新礼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不到两年积累几十万财富，1984年他却“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在浙江台州，李书福因皮鞋漏水临时去一户家庭鞋厂订做，却意外发现做冰箱元器件异型铁片很赚钱，兴奋得连订做鞋子都忘了，回家就开始捣鼓。福建的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被司机责骂之后了解到汽车玻璃大有可为，如拿到藏宝图一般喜出望外。李经纬的健力宝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这种橙黄色饮料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潘宁用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容声冰箱，成功后悲喜交加的独自冲进雷雨中嚎啕大哭。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1984年，乡镇企业无疑是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奇葩。|刘氏四兄弟|无论柳传志、王石还是鲁冠球、何享健，或者刘永好、李经纬，在1984年，这些体制外的创业者都不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成为家喻户晓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在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毛遂自荐当厂长，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马承包”举国闻名，“一包就灵”的奇迹吸引成百上千家国有造纸厂前来请求被承包。除“南步北马”两大明星之外，云南的褚时健在当地声名鹊起，这一年，他豪赌2300万美元引进国外先进卷烟设备，而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当时只有7000万元，这次搏命的冒险成为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的命运转折，“红塔山”风靡大江南北。在1984年，还有一群不能被遗忘的青年人——大学生。虽然他们身处校园，只是创业的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市场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这年6月，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月薪46元。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主动要求下放到武汉锻炼。史玉柱离开浙大回故乡，进入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工作。张近东告别南京师大，到国企豪威集团当文员。尽管他们因分配进入体制，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1992年的下海潮到来时，他们奋不顾身，傲立潮头。毕业生豪情满怀，新同学满眼期待，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1984年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走进杭州师范学院，每天激情澎湃的东奔西跑。东莞的王志东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熊晓鸽从湖南大学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梦想成为新华社知名新闻记者。等互联网时代到来，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商界领袖。属于老中青三代企业家的荣耀，从1984年开始缓缓绽放光芒。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而1984年，正是从无到有的“元年”。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10%左右，到1984年增长达19.4%，一年后增长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值得表明的是，1984年之前诞生的企业，包括许多后来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在内，创业之初几乎全都是集体或国有身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公私合营”成为建国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甚至到1984年，27年间私营经济几乎绝种，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政策动荡起伏时，创业者戴上“红帽子”无疑是最稳妥、安全的选择，尽管由此获得的便利和支持今天看来轻如鸿毛，但在当年却重如泰山，有些人还从政府手中拿到原始资金、厂房设备、销售渠道等，昔时恩惠在将来的产权改制中却成为负累和羁绊，许多知名企业因此衰落、消亡，赵新先、李经纬、潘宁等人皆受创于此，能躲过牢狱之苦、全身而退者算是万幸。难得的是，更多人依靠这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迅速成长，并利用市场机制、政策机遇、资本运作逐步明晰产权，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1984年，从年初“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南巡讲话到下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一直在给政策松绑，鼓励创业者大胆探索，经商热潮席卷全国，“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这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与6年前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市场经济形势，无论从广度、深度、力度还是活跃度来看，更显得名副其实。
|漫画：“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