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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UNIVERSITY
课程读书报告
题 目:《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报告
课程名称
权力与笼子 学
期2015—2016年春季学期 学
院
社区学院
学
号
1512279
3学生姓名
向阳泉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 年23岁时即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长达58年，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曾任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作者。
亨廷顿在国际政治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其要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卓越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
二、写作背景
在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是20世纪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这一现象使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但其历史发展进程远未结束。实现现代化仍然是这些国家的迫切要求。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走向，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且深刻的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现代化趋势的进程的关注和研究，就犹如雨后春笋。他们突破了殖民时代对个从属国的传统描述，并构造出若干不同的理论模式和框架。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时，亨廷顿不是从一种纯粹的理论模式出发，而是从它们国内的政治变化中去寻找这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以求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亨廷顿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落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两者没有同步、协调进行。不实现政治现代化，就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三、阅读思考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近现代化历史和现状的观察评估之上，并着眼于这些国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秩序问题。本书以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为理论分析主线，并据此提出了普力夺政体的概念，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时局的普力夺政体以及革命政体，并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各种苦难并利用独特的条件逐一进行了深入详尽的分析，然后又对政治秩序的变迁和建设过程中革命和改革里各社会团体所起到的各种效应进行了剖析，最后附加地阐述了政党和现代化中政治稳定的关系，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宏大图景。可以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审视了新兴国家可行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对政治现代化分析做出了重大而持久的贡献。
纵观其政治秩序论，政治稳定是核心。亨廷顿在书中把对政治稳定的追求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围绕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可从四个方面予以阐述。
其一，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化。“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不论何种政体，只要它有效地行使职能，维持稳定促进向现代化的平稳过渡，就是有效的政体。而这种有效性与政治制度化程度有关。所谓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有四组衡量指标：适应性-刻板性；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不团结。制度化程度低的政体政府力量薄弱，缺乏权威，这会导致信任的缺乏，增加社会成员的交易成本进而导致公共利益的减少。
适应性是在环境和时间考验下的变量，相对于僵硬性，理解为“与时俱进”，静态的环境和“习惯性”是它的大敌。一个组织抵抗环境的能力可用“时龄”、代龄以及组织功能三个向度衡量。存在高于宗旨，组织的活力是优先于组织行为模式延续性的，那么干部轮换制的推行、英国工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宗旨的改变是适应环境改变的需要的，而苏联的解体也有实现工业化主要目标后未能转变党的功能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的原因。但是，如果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无法满足人民的期望，那么将导致社会颓丧。
复杂性既指等级上和功能上的分层，也指各类下层组织单位自身的结构分化，与“简单性”相对。依赖于个人或某一个专门机构的体制是不稳定的，法兰西三、四共和国的大权集中导致的困难出现时专权机构无可奈何，而没有其他机构敢于承担责任的例子说明了这点。下级单位的分化是与整体相关还是依据功能，关系到制度化的程度，所以很多企业在横向、纵向一体化完成后走向多样化。这也可理解为“混合型国家”是稳定的。
自立性代表着政治程序的独立、中立，与“附属性”相对。政治制度要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否则会被私利收买，不仅会导致腐化，还可能被轻易推翻。社会在变革时会出现许多参政的新群体，会给已有程序造成巨大压力，发达的政治体系可以缓和这种冲击，复杂性就是自立性的保障，新势力在冲击政治核心的过程中就会被过滤干净。这既保持了社会组织容纳力的稳定扩张，又保证了制度的完整。
凝聚性是一个组织的向心力，相对于“离散性”。组织成员的激增会削弱这种向心力，复杂性保证了在成员忠诚基础上的系统稳定扩张。这是我们熟悉的“系统论”的模式，但“为政在人”，不可或缺的是伦理内容即“公共利益”。但“树立道德需要责任，信任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又要求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
其二，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创新政策并吸引新社会势力的成员。对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权力越集中越有利于政策创制和新社会势力的动员。权力如财富，既可扩大又可缩小，即可集中又能分散。一个社会中的权力总量取决于该社会中相互影响关系——即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变化的数量和强度。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政治现代化时间维度上的三个挑战：首先集中必要的权力在传统政治、经济、社会中造成变革；其次扩大权力，吸收新近动员起来的团体参政，创立一套现代体制；最后在各参政团体进一步分散权力的诉求下确立团体和机构间相互制衡的机制。但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面临两个悖论。第一阶段上的现代化悖论是：传统的多元政治抗拒现代化的专制，自由被用来反对平等，而专制主义反而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第二阶段上的悖论是：君主集权的改革造就了渴望参政的新团体，但却由于专制而缺乏参政的制度化途径。这深刻地反映出君主制等传统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君主政体之父最终被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因此，君主制覆灭后国家走向有三种可能：寡头君主制——君主只是合法性象征；普力夺政体——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全面革命——重塑社会和政治体系。
其三，实现政治稳定必须组织好农民政治参与。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来说，组织农民的政治参与是维持政治稳定最重要的问题。“农村集团的盼望和要求多半是相当具体而温和的。如果这些要求合乎情理地得到满足，那么农村的平民百姓就会恢复到惯常的保守状态中去”。
在激进普力夺社会中，农村将发挥类似“钟摆”的作用。如果政府能获得农村的支持，则城市的不稳定遭到遏制。如果农村地区保持冷漠，那么政府则听任城市暴民和学生的摆布。如果农村反对现有制度，则将爆发革命。激进普力夺表现为中产阶级参政，其中最积极的是学生和军人。因为没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在这种社会中，一个集团的行动刺激另一个集团采取行动，进而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劳工作为一个集团参与政治标志着从激进型普力夺演变为群众型普力夺。
普力夺社会往往陷入政治*的恶性循环，趋于固守和往复。那么怎样才能跳出普力夺社会的“诅咒”呢？政治行动成功的机会取决每个阶段不同的社会集团和政治领袖。在寡头普力夺时期，如果贵族和寡头能主动寻求选票发展政党，则国家可能摆脱普力夺社会。如果不成功则中产阶级开始参政，社会演进到激进普力夺阶段，此时机会落入军人之手。如果军人适当限制政治参与，努力建立社会秩序则可成功摆脱激进普力夺的纠缠，否则社会将进入大众普力夺阶段。此时建立政治秩序的机会落入革命者之手。
其四，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创立强有力的政党。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能够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
作者非常重视甚至推崇组织尤其是政党在政治稳定中的起到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党在克服君主政体的固有矛盾中、在面对普力夺政体的紊乱中都能发挥自己无可取代的作用：政党体系可以在动员社会力量参政的同时对他们进行很好的组织，使得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并行不悖；政党可以在集中权力之后将产生的新兴社会团体吸纳到现有的政治制度中以保持政治稳定；政党可以将政治和行政分开，成为表达和集中各种利益的渠道；政党还可以弥合城乡差距。
政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宗派期、两极化阶段、扩展阶段和制度化阶段。宗派阶段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低的阶段。此时个人因野心而拉帮结派、大搞权术。议会宗派和革命密谋团体是该时期政党雏形的典型代表。当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时，各种政治势力或主动或被迫地选择立场，形成政治势力联盟，政党发展进入两极分化阶段。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联盟为了战胜对手而竭力动员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扩大自己的权力，政党发展进入扩大阶段。最后政治趋于稳定，政党体制逐渐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会影响到随后发展起来的政党体制。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过程最终通常会建立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内部力量斗争的过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两党政治较早的制度化，而外部力量的进入则可能导致一个多党制度的出现。这三种模式在政党发展早期阶段一旦形成，就会逐渐制度化。只有发生重大危机或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迁，政党体制才会随之变化。
那么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呢？作者显然更倾向于两党制。政治的自然运动趋于两党制，这是当朝和在野自然两极化的结果。两党制具有自身的政治逻辑；它深深根植与民意抉择的吸引力中，也根植与政治稳定的需要之中。两党制的具体优势在于：
1、不同于一党制的政党主宰社会势力和多党制的社会势力主宰政党，两党制能在社会势力和政党间维持一种更为公平的均势。
2、两党制同化新的社会势力无需如多党制那样去建立政党，也不向一党制那样只能建立外围的政治组织。
3、两党制能有限地使政治两极化成为制度并使之得以缓和。在本章也是本书的最后，作者再一次强调了政治组织的作用。作者认为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权威的真空最终只能由政治组织来填补。或者是统治集体在现存政治制度之内相互竞争以便组织群众，或者是异己团体组织群众推翻这个制度，两者必居其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四、小结
通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制度》，能够看出亨廷顿的理论是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做辩护。因此，在那些严谨的理论和实施的论证中，不难得出一个最显而易见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仍旧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这种必然选择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的合法性，都必须直接建立在其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合法性的源泉。
在我国的政党制度架构中，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通过党员参与政府、人大，以担任相当职务的形式参与政治；另一方面，执政党通过座谈、民主协商等形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决策问题与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民主党派也可以通过人民政协、党派间的政治协商等形式，对党和政府进行民主监督，通过调研等形式建言献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比，还存在差距，如对参政党在组织规模、经费、人员构成、党的领导等方面的领导过于具体，不利于参政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民主监督的实效性不强，参政党的政治参与和功能发挥还不很充分，知情渠道不够畅通等等。5号文件的颁布实施，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有了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将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制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蔡建波、刘翠香,《发展中的政治动荡与政治稳定述评》
2.张锐，《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分析》
3.党国英，《找寻稳定发展的社会模式》
4.于溪滨、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5.冯维江，《阅读报告》
6.朱平，《试论政治现代化中的政治权威制度演变——读亨廷顿的》
7.百度百科，“萨缪尔·亨廷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