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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宁娜》中安娜与《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比较
《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腐蚀和逼迫而堕落毁灭的妇女形象，福楼拜描写爱玛与其说是描写一个失足的女性不如说是塑造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惨遭摧残的浪漫主义者。爱玛的矛盾、痛苦，她的梦想和追求，她所受到的欺骗、愚弄与背叛，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而《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安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最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这个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的先锋，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真诚的爱情，虽然由于制度的桎梏，她的悲剧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但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最终使她成为一个品格高雅、敢于追求真正的爱情与幸福的“叛女”形象，从而成为世界文学史中最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形象之一。
如果把安娜·卡列尼娜与爱玛这两个人物形象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物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① 她们都有不幸的婚姻，都具有摆脱或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与社会现实发生剧烈冲突；
② 她们最终都死于自杀（卧轨和服毒）；
③ 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之中都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种浪漫与社会生活的严酷性构成了反讽：导致她们毁灭的外在因素都是所谓的“婚外恋”或自我放纵。
然而，两个人物表面上的共同特征并不能掩盖她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首先，安娜的死更多的是源于自身，至少，从社会现实对个人的逼迫和挤压来说，安娜所遭遇的压力远较爱玛为轻。也就是说，安娜的死主要是源于内心慢慢培植、累积起来的厌倦，是激情消失之后难以驱除的空虚和绝望。而爱玛的死则带有更多的社会因素。爱玛的死并非仅仅由于高利贷危机，主要是由于对社会生活突然向她展露出的真相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而我们也不能把安娜的悲剧归结为当时的社会，安娜对于当时社会舆论的谴责是无所畏惧的，她比卡列宁和渥伦斯基更加无视社会舆论的存在，甚至在丑闻暴露之后，还故意到社交场合去挑衅。另外一方面，她也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国外或乡间生活以回避故乡舆论的谴责。
其次，爱玛是一个外省农家姑娘，缺乏安娜那样显赫的贵族地位、丰富的社交阅历和老练的处世手段。安娜与爱玛都怀着对爱情的浪漫憧憬，所不同的是安娜是从一开始即明确地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她与渥伦斯基的爱情。而爱玛的爱恋对象则带有虚幻的、朦胧的性质。而安娜不晓人生的广阔和深邃，更不觉自己的人生意愿在男权目光中的廉价，她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投之于对渥伦斯基的爱，悲剧的帷幕由此拉开。
最后，几乎是差不多的时间吧，爱玛在四处找钱还债托尔斯泰的安娜也在焦虑地奔走。爱玛被债物所逼，服毒自杀；安娜则为内心的热情驱使，最后投入车轮下。爱玛的死是现实的死法，而安娜，却带有献祭的意味。前者是生活，后者是诗。《包法利夫人》有着不同层次的明暗，摇曳着不同亮度的光，最奇妙的是这些光是第一眼看去很难发现的，宛如塞尚和德加的画；《安娜·卡列尼娜》却像马奈的画，是叛逆的，充满激情的，却又是文质彬彬和节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