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型报道采写的关键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调查报道的真实性”。
邓小波：调查型报道采写的关键
查型报道是一种既很受受众欢迎又很难做的报道。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是由于紧紧抓住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通过记者的深入调查将真相挖掘出来告诉受众，给人以震聋发聩之感。如何搞好调查型报道，越来越成为新时期记者的基本功之一。2000年3月至9月，我在中国妇女报社各级领导的指导下，抵制各种压力，冒着生命危险，采写了20篇有关“命案发生在法院出租屋”的追踪报道。有关报道刊登后，得到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不仅为杀人弱女讨回公道，还揭露出一个犯罪团伙，将其绳之以法。这组连续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国内数十家有影响的媒体继我报道后纷纷发出声援，有的媒体还专门对报社和我的报道过程进行报道。
通过这一次报道的探索，我深深体会到调查型报道的魅力，同时也充分认识到要搞好调查型报道，必须抓住三大关键。
一、介入：胆与识的结合“命案发生在法院出租屋”系列调查报告，起因于这样一个事件：2000年2月24日晚，住在洋浦法院海口办事处出租屋的一位不满17岁的湖南少女刘艳华，用菜刀将同住在一起的唐细娥砍伤，然后跑出来用公用电话拨通110报警自首。她说砍唐细娥的理由是，她先受到唐细娥的欺骗来到海南，之后受到她的胁迫而卖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奋起抗争。而唐细娥在最初接受警方调查时却坚决否认了刘艳华的说法，并处处处以受害者的姿态四下活动，督促司法机关要严惩凶手刘艳华。声称：“我要让她再坐上十几年牢，看她们以后还敢不敢反抗我。”
3月15日，中国妇女报总编室接到一封刘艳华父亲寄来的控拆信，立即引起时任常务副总编、现为总编辑的卢小飞的高度重视。总编室主任褚保忠很快给我打电话，要求我进行调查。第二天我即到案发现场及报警地点采访，向有关知情人了解情况。其后，与海南省妇联领导数人，到承办该案的海口市新华区了解案情进展，警方称找不到证据证明唐细娥拐骗少女、逼良为娼，无法抓她，没有证据即使抓了也动不了她，到时还得放入。故要求媒体不要报道。
但我已初步断定：刘艳华案的背后还有一起非常严重的侵害妇女权益案。自己绝对不能袖手旁观。为此，针对警方的“找不到证据”，我不仅直接采访当事人，到案发现场采访知情者，还给刘艳华的亲属打电话，要求他们取得当地政府和妇联的支持，从4名受害少女或家长处找唐细娥涉嫌犯罪的证据。
3月24日，我采写的首篇记者调查《命案发生在法院出租屋》发回报社，27日报社以大半个版的篇幅配刘开生的信在头版头条刊发。同日记者及时收到了刘艳华家属应约寄来的3份盖有当地派出所和政府公章的证人证词，指控唐细娥犯罪。28日，《数名知情人投书本报控诉——唐细娥诱骗、逼良为娼是真》刊发。其后，不断追踪，挖出几个重要涉案人物，并使有关部门对他们绳之以法。
应该说，这组追踪报道的成功，首先在于胆与识得到了好的结合。没有胆，就不可能在面对恶势力和各种压力情况下，敢于碰硬；没有识，就会失去对新闻事件价值的判断，很可能漏掉一个重大题材。
二、拓进：毅力与智力的考验
这一组报道做得善始善终。从介入开始，关键的一些问题都没有放过。直到唐细娥等人被判刑，刘艳华被放出回到湖南老家，记者都一直紧追不放。甚至在她回家之后一段时间，本报总编卢小飞还指示记者专门从海南赴湖南，前去采访，看她新生的状况。不少读者夸奖说：“很少看到一个事件，能够得到如此不懈的追踪和挖掘。”
其实，要保证这样善始善终十分不易。这种披露“黑幕”的大型调查报道，一上手就得不断向前拓进。而要拓进，就需要经得起毅力和智力的双重考验。
这组报道持续调查长达4个多月，期间，我所体会到的压力和危险鲜为人知。我多次接到匿名恐吓电话，他们让我“小心点”。更让人气愤的是：有个别涉嫌嫖娼的人物，竟搬动其在公安系统的亲戚，一伙人带着枪到我家来，为其“说情”。而为这一说情“牵线”的人，竟是一个与我比较熟悉的记者。该记者原来也是在海南写批评报道有名的人物，连她竟然也违背良知和道义，使我在十分气愤的同时，也深深感到自己所触及的某些人物的“能量”。我先生不在海南，孩子还小，说真的我无法不为此担惊受怕。不仅如此，海南有些部门，竟然以“维护海南形象”名义向上面反映“记者又当公安，又当检察官，又当法官”，给我罗列了诸如“违反新闻纪律、违背职业道德”的莫须有罪名，并要中国妇女报社对此事件停止报道，对记者的正当采访报道行为，进行压制和干涉。
这些阻力和压力，的确使我有过放弃的念头，但一想：自己无愧于天理良心，无愧于记者的职责，就没有什么可胆怯的。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报社自始至终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原任总编王秀琳、新任总编卢小飞一直在替这组报道作宏观把握，并多次打电话指导和鼓励我。总编室主任褚保忠、副主任刘晓玲多次对我进行具体指导，亲自为我改稿。在我受到来自多方的压力和犯罪分子的恐吓时，记者部吴洁玲主任为我的安全问题，义正词严地把电话打到了海南有关单位，使某些人不敢再轻举妄动。这一切都是我勇往直前的根本保证。
与此同时，我觉得要搞好这种报道，纯粹靠硬拼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运用智慧。具体而言，包括三点：
(一)直接掌握第一手证据
这是新闻能否立住脚的基础。为此，我的确像侦探一样开展调查，并不断地将收集到的新证据曝光。除了揭露5名犯罪嫌疑人摧残少女黑幕，我还及时了解到刘艳华案发后，犯罪嫌疑人气急败坏之际恐吓威胁知情人的种种丑恶表现，报道出来后更加引起读者愤恨。
(二)充分利用各种支持力量
在不断挖掘出新的证据的同时，我还不断采写社会各界的反应，这样一方面使得报道浑厚而不单薄，更重要的是为问题的最后解决赢得了广泛的支持。3月28日记者采访了态度坚决的海南省妇联主席黄玉梅，并电话采访4位被害少女家乡的永兴县妇联，请她们站出来说话。其后，我还穷追不舍地采访了公安、检察院、高级法院院长，让他们发表看法。我还找到海南正凯律师事务所李武平，帮助解决了刘艳华的法律援助问题，并报道了他对该案的看法：刘艳华的行为最多属于防卫过当。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其他新闻单位的力量。现在，勇于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单位越来越多，在要解决某一阻力大的问题时，发挥大家的力量，往往有更好的作用。抱着解决问题的价值高于做独家新闻的理念，无论是大媒体还是地方报，只要他们对这一事件感兴趣，我就毫无保留地将我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奉上，尽自己的可能给他们提供帮助。事实上，《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等几十家新闻单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仅减轻了我们的压力，也使刘艳华事件迅速推向更广大的读者群，更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当然，问题要解决，最终还需要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由于这套报道主题鲜明、事实详尽，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云、中央政法委领导对此进行严肃批示。公安部有关领导两次指示海南省公安厅认真办好此案„„
(三)化抵制为助力
应该说，做这套报道之初，不仅遇到诸多方面的阻力，也遇到一些主办案件单位情感上的抵触。但我非常注意与他们沟通，在坚持自己态度的同时，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他们的工作一有新的突破，立即给予正面报道，这样抵触就越来越少，最后在共同的目标下化为解决问题的“助力”。同时以我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赢得他们的认同。如4月3日我将自己调查搜集到的4份证据材料，交给了刚刚接手刘艳华案的海口市新华区公安分局预审大队队长洒杰。看到《中国妇女报》的系统报道和我交来的证据材料，洒杰感慨地表示：“你们记者走在了我们公安的前面，了解了许多我们还没有掌握的材料和证据，我们应向你们学习!”
在2000年国庆期间海口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局的数位局长副局长为我欢呼鼓掌，我受到了比当时在场的任何记者都要热烈得多的欢迎。我想，这掌声和欢呼是来得何等不易!
三、升华：感性与理性的结缘
通常来说，这类与个人命运有关的稿子，充分地借用感性来处理是成功的关键之一，感性包括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和催人泪下的细节等。在这组报道中，本人本着抓第一手资料的精神，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所以从第一篇稿子出来到最后一篇访问她回到家乡的稿子，都对读者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
然而调查型报道要搞好，仅仅停留在感性的阶段还不够，还必须进行理性的挖掘。刘艳华事件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转型期间一部分弱势女性命运的写照，牵涉到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必须进行深入挖掘。为了增强这组报道的思想性，本报评论部主任雷收麦先后以《以暴抗暴罪当几何?》、《妇女权益谁来维护?》为题，亲自撰写了两篇重量级的评论；之后，报社
还组织了全国著名的法学专家就刘艳华案及案外座谈，以《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为题作了大篇幅的报道。中央电视台还对这些讨论和评论及时给予了报道。
而作为记者除了在报道中体现理性升华的原则外，还分别于3月和5月，在海南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开展了“净化社会大环境”和“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两场大讨论，就刘艳华这样的弱势群体基本权利被无视的现状以及保护他们基本权利的必要、某些权力机关的缺位甚至堕落、保护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对策等等，作出了理性的分析和思考。再将这些讨论予以刊登，这样一来，在以事实和情感打动读者的同时，也向有关部门、社会及女性本身，提出了一个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促进大家更多地思考，避免同样的悲剧产生。
此案已划上令人欣慰的句号：当初的“故意杀人凶手”刘艳华回家，而当初的“无辜者”“被害人”唐细娥及其同伙被重判入狱。一些深资记者评价说：“《中国妇女报》刘艳华事件追踪报道完全称得上是最好最成功最圆满的调查性报道之一。”
邓小波：女，中国妇女报驻海南记者站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