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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政治与佛教的发展
摘要：佛教在唐代的发展是由衰至盛又由盛转衰的抛物线过程，而最盛之时则在武周时期。其中，政治的需要则被视为最大的推动力。武则天荣登大统与佛教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武则天为了规定自己的特殊身份，转借佛经教义；佛教在取得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后，佛教的文化氛围达到极盛，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印记，使佛教在后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武周时期、武则天、佛教、政治
唐初，佛教的发展处处受到限制，远远比不上在隋朝的发展。李唐开国之初，太史令傅奕便接连上表痛斥佛教，并强烈建议国家采取措施废黜佛教。此外，李氏以唐代隋后，为抬高门第攀附道教，认李耳为祖先。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甚；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①自此，形成了抑佛崇道的风气。到唐太宗晚年时期，由于个人人思想转变，开始转信佛教。并且唐太宗、高宗对玄奘的佛学发张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佛教在这一时期有一定的发展，但佛教居末的受压制的局面尚未大的改变。从现存的以及考古发现的佛教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的繁盛并非仅止于此。同唐后期的武宗灭佛时间相联系，我们可以断定：武周时期是佛教迅速发展并达到极盛的时期。
一、政治的强烈需求引发的佛教的发展
高宗时，武则天的摄政之心便已显著，高宗去世后，中宗、睿宗相继即位，但仅一年时间，武则天变夺取了政权。女子出仕，又为一国之君，这与处在正统地位的儒学思想大相径庭。尚书的《伪孔传》说：“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这样的文化氛围对武则天及其不利。佛教在一段时间的演变发展后，在大乘佛教的经典中出现了妇人受命为转轮圣王成佛的教义。武则天便打出了“佛弟子”、“女菩萨”的招牌，自称“金轮皇帝”、“圣母神皇”，改国号为周。她竭力利用佛教教义来宣传和印证其取得帝位的合法性，而佛经也的确发挥了它应有的特殊作用。
此外，武则天称帝直接面对的政敌便是李唐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其中举佛抑道，贬黜李氏的宗系便是最重要的举措。武则天即位之初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又接待各方译僧。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以师礼相待。佛教得到了当权官方的认证，确定了佛教高于道教的地位。694年以前，僧尼事务归鸿胪寺管理，后改名“司宾”，即佛教事务与外国事务等同对待。然而694年，武则天命令佛教事务归属礼部祭祠司管理。这便从法律上规定了佛教事务是国家礼制的一部分。
二、佛像与寺庙的大肆修建
①《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伴随着佛教礼仪上升为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佛教礼仪的建筑也应 与国家的礼制建筑相适应。这样便引发了更高规制的以及更多的佛教内道场和官寺的修建官寺的修建
建寺造像的兴衰，不但与帝王个人的好恶相关，而且与政治风云的变幻密切相关。佛像雕塑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高潮，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就是当时造像精品的代表之作。对武则天主持雕凿的龙门奉先寺，古人曾称：“正教东流七百余载，佛龛功德唯此为最。”奉先寺大像即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造像。奉先寺大像的开凿同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则天曾为大像的开凿“助脂粉钱二万贯”，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卢舍那佛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意思是光明普照，而且是华严宗的教主。这座佛像既有男性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据考证，卢舍那大佛的头部形状和女性气质，显然有着武则天的影子。更说明武则天大肆修凿的佛像是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试图以佛像来美化自己，进而把自己比作佛。尽管武则天修造佛像有着这样那样的政治企图，并不像虔诚的专职的佛教徒一样虔心向佛，换句话说武则天发展佛教的第一条件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是武则天在推动佛教或佛像发展上发回的重大的不可否认的作用。此外，她还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修缮和扩建，延载二年在九十六窟主壁西塑成了依座弥勒大像一身，高达三十三米，庄严肃穆，大像俯视人间，正像是武则天君临天下。
为了迎合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白马寺法明和尚薛怀义等僧十人为武则天呈上了伪撰的《大云经》，吹嘘说这是新近来自西土的佛门真经，并以经中“一佛没，七百年后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等语句作为武则天的“受命之符”，上《大云经疏》劝进。疏中描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理应取代唐朝统治天下普度众生。竭力建立武则天与弥勒佛、大周国的国土与弥勒净土之间的直接联系。《大云经》呈上内廷后，果然与武则天不谋而合，赢得欢心。因此，武则天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各州都修建国寺大云寺，各地大云寺各珍藏一本《大云经》。并总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解《大云经》。
（载初元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②
武周时期声势显赫的大云寺到了开元时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寺中的名僧大德在京城和地方宣扬佛法，主持法事，通过他们在全国的互相连通，形成了国家佛教网络。
三、华严宗的形成
武则天着力扶植了佛教中华严宗的发展。华严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宗派，就是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华严宗所奉的根本经典是《华严经》，是一部论述诸法圆融无碍的体系庞大的经典，是一部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护国经典。如意元年（692），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八十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证圣元年（695），于洛阳译出。《华严经》译出以后，武则天又作《大周新译序》推广其义。中国佛教宗派都以某一种或几种印度佛教经典作为该宗的理论依据，不同宗派的创立往往与佛经的翻译密不可分。法藏以《华严经》为基本经典创立华严宗，与武则天时期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传》
翻译《华严经》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则天时期，《华严经》的译出，极大地推动 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形成。武则天不遗余力的支持翻译《华严经》，也是想利用《华严经》的广泛影响来维护其皇权政治然。扶植起的华严宗不仅有利于武周政治上的一统安定，而且相当重要的事在求访《华严经》的过程中加强了与西域的文化联系。然而，《华严经》的传译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过其政治目的。以《华严经》为理论依据的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四大派之一（中国佛教四大派是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迄今依然活跃在东亚地区。
四、佛经的大量翻译
姚兴、梁武帝之后，亲自参与翻译佛经的封建皇帝首数武则天。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等人都不同程度上支持过翻译佛经，如玄奘译经。但是，他们都未曾亲自参与译经。武则天却数次亲临，参加译经活动。由于武则天躬临译场，亲临发筵，因此，武周时期的译场不仅规模大，而且规格高，不同寻常。据统计，武则天时期，一共翻译佛经七十一部二百五十八卷。这些佛经的翻译，主要是释提云般若、释慧智、释实叉难陀、释弥陀山、释义净、释地婆诃罗等人主持译事并统摄始终。当时，更有许多高僧大德参与其间，共襄盛举，如法藏就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翻译家。武周天授年间，法藏与弥陀山一起翻译《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在实叉难陀主持翻译《华严经》时，法藏不仅参与译事，还补齐了其中《入法界品》德阙文。后法藏又与实叉难陀和弥陀山在洛阳三阳宫共同翻译《大乘入楞伽经》。法藏不仅参与了实叉难陀等译主的译经活动，他还以考证文义的身份，参与了义净主持的大规模译经活动。在武周时期，像法藏这样积极参与译经活动的高僧大德有很多很多。
五、武则天时期所修内道场
内道场，又称内寺，即皇宫中祠佛场所，是专门服务于皇帝及近支宗室的宗教场所，因其大多处于宫廷内禁，得此称谓。内道场主要供奉高级僧尼，他们在内道场受到丰厚的供奉，侍奉于宫廷，念诵经文，修习佛法，翻译编修佛经，并随时接受武则天的问道。同时可能会举行各种和国家、宫廷密切相关的法事活动。因此内道场是武周宫廷内最核心的佛教机构。武则天通过和活动在其间的高级僧尼集团的密切接触，获取佛教界的最新情态，获得政治活动的佛教支持，实现武周政治与佛教的结合。至今全国各地还残存着众多的大云寺遗迹和遗物。
总而言之，武周时期是佛教各方面发展的鼎盛时期。虽然其出发点在于证实自己帝王身份，维护唐帝国的政治稳定，但客观上却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全面发展。不仅在当代，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周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有关佛教的大量的遗迹以及著作，对今天我们进行的有关佛教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