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悸动三十年——我们生活中的精神偶像
我们这样与改革开放几乎同龄的人，谈起30年前那场改天换地的“春风”，都说自己是“沐浴阳光下，长在春风里。”口气里似乎天生就沾染着些得意的因子。谁不是这么说呢？我们在“只生一个好”的宣言里降生，赶上了祖国最温暖和煦的时光，我们连呼吸的都是令上辈人唏嘘的民主、自由的空气。他们总是说：“时代不同拉！”眼神里递过来的是时过境迁的感慨，也有一丝艳羡。他们的青春岁月里总是缺少这样的因子，自由奔放，革新和开拓，只能在书里暗暗地触摸。而我们，从懂事开始，生活的每一隅角落都写满着新奇和“change”。变，成了不变的主题。属于我们的青春岁月，从此驶入了与世界相通，共人类呼吸的航道。天地之门，因“变”而洞开，展现全新的景象。
我们的青春偶像故事，也因为那场“春风”而被命运之神眷顾，人们瞪大了眼睛，慢慢转过身来。时光的风吹开八十年代的扉页，建国以来最富有诗意的十年向人们走来。
“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这场风刮过我们姗姗学步的童年，那时还残留着些计划时代的印记，泥巴玩具和学校的低矮平房带来了奔跑和对月亮的猜想，我们经历第一代对日本动漫的独特回忆，开始模拟其他世界的生活奇迹，我们知道了外星人并号称自己就来自火星。我在学校泥土做的操场上摔掉了第一颗乳牙，抬眼就看见黑板报的大标题：向英勇无畏的赖宁同学学习！我忍痛看完全文，顿时精神振奋，痛苦全无。那个时候，这个十四岁的少年英雄，他的光芒简直覆盖了我的童年。和书中的那些彪悍的英雄不同，他只是亿万个普通少年中的一员，离我那样近，他“对生活充满热情，个性和好奇心极强，酷爱读书和探险，喜欢恶作剧，内心又隐藏着某些痛苦”，这样一个孩子，影响了那时中华大地上一亿三千万的少年。他的故事被写成文字，编成画册，说成故事，在每个80后的记忆里回响。他的英勇深深打动了我，我豪情万丈地预备成为另一个载入史册的女英雄。一天我从一个墙头跳了下去，为了救墙另一端的大树上的幼鸟，显然这些鸟并不需要我的拯救，于是经过短暂的挣扎，我栽进了水田，哭着被送回家的时候，我终结了英雄梦。但并不妨碍赖宁，用一个哥哥般的亲切身份，让我享受了最初的英雄主义情结带来的快感。并且说明，“英雄”一词也是适用于一个普通孩子的，只要我愿意。
那个时候，雷锋叔叔还依然照耀着我们，每周二下午我们都拿着扫把水桶去街道上“学雷锋”，街坊四邻都这么打招呼：“又学雷锋啊。”雷锋被符号化，被引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张海迪姐姐则代表着“身残志坚”的四字成语，作文里不厌其烦地写到她与病魔抗争的感人事例，虽然心里并不明白什么意思；还有数学家陈景润，更是激发了所有孩子的梦想，说到未来职业，都是齐刷刷的写下大大的“科学家”三个字。„„
当现代的孩子们已经离这些精神偶像越来越远的时候，这些英雄们却始终占据着80年代最重要的位置，永不褪色。那扇厚重而尘封已久的国门被悄悄打开的时代，是这些精神英雄捍卫了最初的真理和未来的前途。每个饱含激情的国人都曾被英雄深深感动，急不可耐地翻开了时代的下一页。
“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你的自由是属于天和地，你的勇气是属于你自己。”（崔健《不再掩饰》）
下一页的偶像们是归属于流行符号和大众的。“春风”吹进九十年代，我已经在单元楼后学骑自行车，那时班里的帅气男生开始把“捷安特”骑上街用以追求漂亮女生，我们上课偷看“三毛”，下课聚众喝冰可乐。外国商品已不再稀奇，外国生活都写在书里。高楼大厦像在城里播了种子一样，偷偷地“长”起来，那时高得惊心动魄的摩天楼现在再看则平凡得如同一张脸，写满故事的城市的脸。《让我们荡起双桨》已很少传唱，港台音乐、戏剧进入了我们激情澎湃的青春期。和荷尔蒙分泌的要求一样，社会文化的反叛者才是我们的偶像。罗大佑和卓依婷，代表了两种曲目，清醒和清纯，使我们常常在回忆青春的聚会上点唱。而在课余时光里，占据少男少女心的是“四大天王”，那时出现了很多现在被成为“粉丝”的女孩，他们不厌其烦地将“天王”的歌抄在漂亮的本子里，下课时互相欣赏和争夺。这些奇妙的歌本充满了最原始的版面设计，女孩们给歌词加上花边，旁边贴着明星们的“不干胶”图片。她们如痴如醉地看，认定“天王”之一就是她们未来的丈夫。我则日日夜夜伴着三毛和琼瑶在文字里与她们生生死死，泪洒枕巾。港台通俗文学家们教给了少女最细腻的情思和最纯真的向往。在这个环境下，少男少女们终于开始勇敢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而不是为父母活，第一代“早恋”由此而生。当然，我并不在其列。
回味疯狂的青春期，正是在所谓九十年代大众消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碰撞下成长，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叛逆才是硬道理”。更大的自由和自主，让社会文化的叛逆者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他们往往反抗世俗、冲破自我，高声呐喊，对世界说：我就是这样！人们被震惊了，他们突然发现——原来还可以这么活。当崔健、王朔、周星驰等等文化艺术界的反传统者，统统地，站在了当时的制高点，而脚下，则是以他们为榜样，第一批将牛仔裤剪出窟窿穿的年轻人们。而我把我的偶像——一位台湾女作家，默默埋在心底。周围，少年的故事场所正不知不觉地改装一新，道路拓宽、建筑物整齐漂亮，如同日本漫画的场景。
“从今天开始，我是自己的偶像。”（04年超女周笔畅）
当我靠在栏杆上出神，这春风又不容置疑地吹过我追寻理想的青年，迅猛网络时代的来临大大增强了我对整个世界的真实感，和外国人上网用蹩脚的英文交朋友，爸妈从欧美带来了第一份“MadeinUA”的礼物。爸说：“原来国外的牛叫的声音也是哞~啊”，全家哗然。很多童年朋友去了国外读书，过上了以前在书里所描述的生活。国内都市里的年轻人们聚在酒吧看球，喝美国人的酒，用法国人的护肤品，在这个灯火阑珊的时刻，地球上每个年轻人都如此相象。这场风刮了30年，把我们从彼时刮到了此时，眼前影影绰绰来来回回都是时光的影子，进入了21世纪，我们便也长大了。
这个时代，我已不太清楚我心中是否还有一位精神偶像，抑或，一位指引前进的精神领袖。世界的脚步快得教人跟不上，那些偶像们在我们的梦里闪闪发光，那些化崇拜为力量的日子，为寻找灵魂答案而苦苦思索的生活，似乎已经随着偶像的日常化而一去不复返了。当发现每个偶像走下神坛都不过一凡人耳，那些浮在精神水面的泡沫便也消失了。
而这个世纪，不管你的偶像是鲁迅还是超男超女，每个人的世界观突然生出了大岔道。我们不再和所有人一样分享偶像，谈论偶像。而是各取所需，为自己真正要的喝彩。在网络上和娱乐界，偶像变成了消费主义的陈列商品，他们上下架都十分迅猛，而一个粉丝不再固守同一个偶像，也许他将同时崇拜革命英雄和娱乐英雄，这并不妨碍任何人的利益。在某些角落，偶像们被集体化运作，“追星”成为一项事业。在文化的精神领域，网络为塑造偶像和寻找偶像制造了种种便捷，大家自由地众说纷纭，并在偶像的博客上与之对话。这种种，都是以往不可想象的。
我回头看，将近三十年的生命轨迹正是整个时代命运的痕迹，关注时代，就是关注命运本身，而精神偶像的变迁如同投射在舞台上的光柱，粉墨登场的其实就是国人自己。如赵本山在他著名小品中的台词那样：“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关于时代偶像，对于我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只是共同的符号回忆，里面包含的时代信息比精神力量要来得伟大。跨越三十年的现代中国，争气地塑造了自身形象，勇敢向世界迈出了脚步。每个国人在这激荡和悸动的三十年里，给自己松绑，向世界呐喊。时光里绵延不断的唯一偶像，也许正是中国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