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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明的冲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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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的作者是塞缪尔·亨廷顿，这篇文章写于1993年。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20世纪末的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快速的经济增长，还有掌握世界能源命脉的穆斯林国家也不太平。随着以意识形态为冲突根源的冷战的结束，西方与其他各文明国家尤其是与穆斯林国家、儒家国家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最令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安的是，支持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的是儒家文明而非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更可怕的是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腾飞。
作者认为，继君主间的冲突、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后，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下一个冲突的类型。作者总结出7种或8种主要文明，它们是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首先作者认为文明间的差异较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更难消除。其次，文明间的交流加强了人们的文明意识，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文明产生更深的认同。再次，宗教填补了身份认同的缺口。最后，西方所推行的普世文化引起了属于非西方文明人们的反感。还有来自经济方面的原因，就是经济区域主义的抬头。对于作者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作者认识到了文明在未来世界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明对于人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较经济和意识形态来说却是更难改变，作者说：今天，文化的“丝绒幕”已取代了意识形态的“铁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毋庸置疑，文化对于国家间的关系影响很大。但是，作者在此扩大了文化的作用，甚至有用文化之间的差异鼓吹战争之嫌。文化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文化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的，作者忽略了政治经济对于文化的决定作用。就以作者所提到的西方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例。这绝不仅仅是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战争，这是对于未来世界能源命脉的争夺，根本问题是对石油资源的掌控问题。作者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观点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也有偏颇之处。
作者的另一观点为，未来世界格局僵尸西方与非西方的对垒。实力上的差距是对垒的一个原因，而根源是文明的差异，即价值观和信仰的差异。作者还将非西方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用自我孤立的方法从而免遭西方侵蚀，如缅甸和朝鲜。第二种是“见风使舵”的国家，他们试图加入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比如土耳其和墨西哥。第三种是试图发展经济和军事并通过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合作平衡力量保存本土价值观，简而言之就是现代化而不西方化。作者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划分在我看来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我认为，我国的发展的基本政策应该是第三种，即现代化而非西方化。我国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自身的经济军事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际地位、屹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只有经济军事实力过硬、综合国力的提高才会有保证、才能更好的保护我国的本土文化，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保存、愈久弥新。自我封闭，与国际世界对立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要使我国的文化得以保存，就要在交流与传播中达到到传承的目的。我国有悠久的文明，这与西方的文明是截然不同的，加入西方或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不断壮大经济与军事实力以保护我国文明，同时要防止所谓的西方化，要实现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支持下的现代化。未来世界不应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对垒，对垒的结果也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世界应该是西
方与非西方共同发展的世界。
我认为，此文中，对于我国最有借鉴意义的观点是：“共同的文化非常明显地推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香港、台湾地区，与新加坡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华人社区的经济关系的迅速扩张„„如果说文化共性是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则未来重要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以中国为核心。”共同的文化根源、共同的祖先使我国与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等华人众多的国家拥有重要的文化纽带。我想，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来说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靠任何力量都得不到的重要条件。我国政策制定应该重视到这一点，在经济领域提出更多针对东亚华人众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的经济政策，达到互利共赢，促进东亚经济整体发展，提高亚洲的整体实力，提高亚洲尤其是东亚在世界的地位。
总而言之，未来我国的外交政策还应该是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每一种文明都是不一样的，西方文明曾一度想凌驾于其他各文明之上，事实证明这只能适得其反。文明本无优劣之分，和平共处才是长久之计，正如作者在结尾的所说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存在任何统一文明的世界而只会存在一个多种文明的世界，每种文明都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其次，还要能够充分利用共同的文明，发展经济实力，提高我国以及我国所在的东亚地区的整体实力，提高华人的影响力，为我国的传统文明提供良好的延续与传播的土壤。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特征，相信在未来一个各种文明并存且共同发展的时代，中华文明定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性，在自身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能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各文明的共同进步，而非挑起所谓的“文明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