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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
第二次采访尤太忠将军是1996年4月13日上午。三年多不见，方知将军得了一场大病，老了很多。脸上肌肉明显松弛，神情有点疲惫。已过阳春的天气开始转暖，但他还穿着深绿色毛料军制服，风纪扣仍然扣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这次采访，我才清楚地看到，将军为什么始终拧着眉头——原来那是两道明显的竖纹，深深竖纹间是一长条略微凸起的肌肉。正是这展不开的眉头，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京剧武生相的效果。“首长，想请你谈谈长征——”那时我在广州军区《战士报》任副社长。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们决定为尤将军做一个专访。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忆昔抚今，将军说：“你现在叫我走，也走不了。这几个月就是在门口站一站。那时年轻啊！”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9团5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17岁的小青年。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官兵走出草地，只剩下了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
下面摘录的是我采访笔记本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清晰和精确，但我不想对它进行加工整理或增删修改，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长征原生态的经历和情感。而且，将军的河南口音，使我的记录肯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有待知情者校正。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得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这么多年了，一个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藏民的冷枪，死了„„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他妈的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了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279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274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271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279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得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的也不多，就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箝掉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西路军不失败反他是反不下去的。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万、八万多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四五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