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与用工荒[推荐]_关于用工荒与就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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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与“用工荒”

一、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大潮，大量的农民工开始涌现。时至今日，农民工的总体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且平均年龄正趋于年轻化，尤其是“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市民化、城市化倾向明显，具有更高的生活期望与更强的权利意识。也正是这些特征，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和第一代农民工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处境时，许多人不免会产生更大的心理不适，进而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他们在面对就业问题，也有了多元化的选择倾向，然而在自身技能和条件的限制下，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的现象，一定程度的造成了就业难与用工荒的矛盾局面。

二、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年龄在16岁——28岁，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经商的农村人口。他们大多是一毕业就进入城市务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大多未婚，且受教育程度较高，与农村社会生活日渐脱离，而对城市生活则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由于年龄、成长环境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民工身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被有关专家归纳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第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新生代民工普遍受到过相对规范的教育，许多人都已初中毕业，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学业，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与上一代大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数人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更多的人接受了职业培训。另外，新生代民工成长在改革开放后较好的生活环境中，从小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报刊、广播和影视的影响，接受了多元化的开放价值观，他们的行为、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现代化了。这不仅使得他们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可以通过报刊、书籍以及网络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来为自己服务。

第二，职业期望值高。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这使得他们在找工作时不再单纯以工资看齐，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和专业。因而他们在求职中，除了注重工资和福利待遇外，工作的发展前景，是否有职业培训也备受重视。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上更倾向于第三产业以及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追求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就业岗位，不愿从事高强度、高危险的苦、脏、累工作。

第三，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从生活方式的变化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娱乐活动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从小接触的多是城市的大众文化，他们和城里同代人的差距相对较小，日常穿着、谈吐以及生活习惯基本都与城里人一样。受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时尚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像城市人一样重视享受生活。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

第四，工作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是独生子女，很多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离开了农村。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村成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像上一代农民一样经受生活的磨练，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在工作耐受力方面慢慢不能与他们的父辈相提并论。但与城里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

三、新生代农民工特点

其实新生代民工与上代农民工的区别远不止这些，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需求、文化素质、法律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与上代农民工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2】：

第一，消费观念更加开放。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更加开放。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城打工，或是从小跟随着打工的父辈在城市成长。也正因为如此，城市人的消费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影响很大。

第二，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生活目标上，老一代农民工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十分记挂，终归要回农村去。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长大甚至出生在城市，没有什么务农经历，因而他们没有父辈那么强烈的乡土情结。比起父辈，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要远远大于农村。

第三，渴望的到社会认可。他们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希望有关机构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人们尊重和社会认可，希望参与城市的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融入城市群体。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第四，社会保障需求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大大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第五，身份认同的双重边缘化——被农村边缘化、被城市边缘化。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削弱使得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又阻碍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于是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形成“新二元结构”和自我隔离，难以融入城市。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在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时，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第六，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之消极表现也很明显。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思想严重，亲情意识较为淡漠，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由于各方面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了城里人的漠视乃至歧视。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心理，促使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个别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

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同时，他们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本领，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们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体面地生存。与此同时，社会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压力，特别是高层次劳动力就业重心下移的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移的状态，加剧了他们的就业矛盾，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高不成低不就，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从逻辑上讲，“用工荒”和“就业难”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只要企业提高工资待遇，劳动者不挑不检，就一定能够解决就业问题。

但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和职业期望，这与我国目前创造的就业岗位大多属于生产性和劳动密集型的就业岗位的现实情况不相符。

“用工荒”是针对我国农民工的用工荒，主体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性和加工性的工人缺乏，如机械加工、设备操作工、电子电器产品装配等，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和阶段性特点，发生在我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

造成“用工荒”和“就业难”同时存在的原因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首先，经济结构失调。

“民工荒”荒的是不太注重学历的普工，“就业难”难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民工荒”意在说明中国现在需要大量民工，大量无知识人员，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工业的大部分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难”却又说明了中国有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才，高学历人才，但却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可以接受他们。一边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人，一边是知识密集型的人才找不到工作——结构性失业。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培养了大批知识密集型人才，但中国经济却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为主，还没有上升到知识密集型为主的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知识密集型企业还没有多到能接收现有知识密集型人才的程度。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民工主流，更加加剧了“民工荒”的现实。新生代的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学历越来越高，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远没父辈大，择业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自由度、发展机会等，不愿意做流水线上的普工。

从岗位的数量限制上来看，技术密集型的就业岗位已然未达均衡，如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先进制造业等研发性、知识性的技术岗位，未能形成国际竞争优势，不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和阶段性特点。同时，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和高校的扩招，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生面临着毕业找工作，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无疑受到了更加全面的系统教育，综合素质较高，更加的适合技术密集型和知识集中型产业。这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新生代农民工有技术不愿当普工，老一代农民工没精力没能力当普工，于是直接反映出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失调的现状。其次，劳动力市场失衡。

“民工荒”有一部分“荒”的是民工们的心态。民工在城市的工资待遇很低，并且还会经常受到各种歧视。在经济大面积回暖之后，对于某些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城市不再是向往的地方，家门口的收入即便是低，但也可以活得更有尊严。于是导致民工求职市场的求大于供的失衡。

而新一代青年农民工求职却不同于老一辈民工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接受了技术培训，拥有了知识，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再回到农村过着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的日子，是极不情愿的事情。结果便是新一代青年民工扎堆挤进数量有限的好的工作岗位。

可是找不到民工的企业为什么不去录用这些有知识的人才呢？其实原因主要出现在青年民工的不愿意将就心态。大多数招不到工人的企业主要是从事于低技术低利润空间的行业，意味着只能支付起廉价的工资，并且从长远看来发展上升的空间很有限，这些就业机会都得不到大多数青年民工的认可，与他们理想的奋斗目标相悖。而能够提供好的用人单位对所选用的职员提出了较高的技能要求，他们能支付较高的工资，相应的他们也需要员工具有较高的劳动效率，而大多数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限，并未得到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便顺应而生了。

第三，资源禀赋逆转。

所谓的“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就是，民工的价格变贵了，大学生价格下降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提供了一组数据，“大致来讲，现在我们每年新增的找工作的毕业生当中，初中生是800万，大学生将近500万，高中生是200万。可以这样讲，现在要在市场上要找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比30年前找大学文化程度的人难两倍，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现在新就业人群中55%是初中生，30%是大学生，15%是高中生，这是一个大体的状况。”然而，当今市场对普工需求依然很强烈，但是供应数量却在下降。愿意从事普工的，往往都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更多都是初中毕业或者小学毕业的劳动力，但随着高等教育普及，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少，并且，与此相对应的大学生又不愿意从事普通工人的工作，大部分都希望从事相对体面的工作，但是相应岗位却有限。

现在的局面就是，中小学学历劳动力是稀缺资源，因为少，所以价格高；而大学生等高学历劳动力则是富集资源，因为多，所以显得廉价。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愿提高普通用工的工资，并且没有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怀抱远大理想的青年农民工看不到未来发展的上升前景，因此出现了“民工荒”；技术密集型企业所要求的门槛对于未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青年农民工来说相对较高，这一道技术屏障直接将很多人排除在外，同时，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大量增加都会直接将这块本来就不大的蛋糕瓜分的只剩零星，结果便是青年农民工的“就业难”。

第四，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西部转移。

近年来沿海地带开始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金融危机”加速了产业升级和换代，使得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业长足发展。于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有了更多的目的地。再加之这几年国家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意愿降低。由于产业升级转移正在处在一个过渡期，仍然有一部分密集型企业留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他们需要大批农民工，而上述原因又都直接导致这些地方求职人数减少，从而“民工荒”程度加剧。

第五，全球经济危机的滞后效应。

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国东部外贸出口公司经营状况不景气，大量民工被辞工返乡。2010年以来，即便是中国经济明显好转，倒闭的外贸公司又重新活了过来，但仍然难以抹去被辞民工们的“失业”阴影。谁都不知道在这风口浪尖处，中国经济究竟能好多久，外贸公司能拿到多少订单，自己的饭碗又能继续保几年。他们既没有户口，也没有保障，更没有收入来源，“失业”阴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经济回暖后“民工荒”的现状。虽然中国经济回暖，但美欧各国经济复苏并不明显，国内工人不开工，便向中国下定单，可是收购价格上不去，而中国这边闹“民工荒”，民工工资上涨，导致企业两头难。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资不抵债，日益亏损，便撤出市场，剩下的只是垄断性大企业，结果本来可以解决一部分青年农民工就业的职位消失了。然而只有垄断性大企业，又对产业升级极其不利，中国的加工企业将仍然长期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于是恶性循环，加工企业仍不能有效地帮助解决大量技能型或知识型就业岗位。

五、解决“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对策建议

要解决这一矛盾的问题，必须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和青年农民工自身观念的转变这两方面来同时进行。

第一，加快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对外向型工业的依赖过分严重，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让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结构失衡的后果，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就是知识型白领岗位供求不足，而对普工或低端蓝领岗位需求旺盛。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能够产生大量“白领”岗位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接受了义务教育的青年农民工们又不会甘于从事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应对“民工荒”与“就业难”，治本之道就是进行产业升级,逐步摒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杜绝盲目扩大投入，不引进产能过剩的项目。产业结构调整要主动地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这样才能提供更多的服务性、技术性岗位。这不仅能够满足新一代农民工技能提升的新需要，而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难的“结构病”。

第二，国家政策制度相应倾斜。

新生代农民工对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等因素对于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流向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要增强对求职者的吸引力，提供好相关的综合服务，保障其合法权益才是长久之策。国家应当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国家应继续加大对农业政策的扶持力度，中央及各地应大力推出惠农政策，从而保证农民工回乡就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同时国家还应当全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对在中西部发展的企业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东部沿海进行技术密集型转型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政策支持，推动其升级转型。国家需要继续加大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比如，在企业与高校之间建立起一个基于信息沟通的合作机制，使得高校能够根据用人单位的及时反馈对具体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进行修正。这种沟通与交流为大学的改革和大学生的就业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国家还可以对企业实施一些优惠政策，用来支持高校的就业体验制度及相关活动。对于积极支持和参与大学的就业体验制度及其活动的企业，国家将给以一定的补偿或奖励，甚至是某些方面的优惠。这样的制度不仅为大学就业指导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于大学毕业生职业观的形成和就业经验的积累也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第三，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让他们能有一技之长可以在社会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现有培训体系应该体现出健全市场化的培训运作机制，在培训机构的认定、招生、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介绍等环节中贯穿市场原则，形成一个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在发展方向上应该立足于就业市场需求。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系统接收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比例较低、用工市场技能型人才普遍短缺、体能型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就业的现状，需要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把技能培训与就业市场紧密结合，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求职过程中的技能培训和就业后的岗位培训紧密联系起来，坚持岗前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采取灵活、有效、节时的培训方式，合理安排培训内容，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培训需求。培训机构应该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订单式培训，保证培训的针对性，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后的就业率，培训机构应该灵活安排培训时间，实行随到随学的办学模式，满足不同时间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培训机构应该逐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结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和培训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

其次，培训内容要有针对性、实用性。在培训方法上，要注重采用案例教学法、工学交替、到实习基地实训和现场实践教学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法，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突出技能培训，使新生代农民工学有所用，学有所得；在培训内容上，应该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力度，重点开展技术含量高、就业前景好、市场需求大的技术工种培训，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再次，增加劳动力培训市场供给。规范劳动力培训市场的服务系统。建立和完善城乡劳动力培训市场服务体系，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和中介组织主动参与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建设并发挥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库、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人才资源库、培训信息资源库、城镇用工信息库、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库和就业跟踪资料库等，奠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的基础;加强劳务输出流转的信息服务工作，组织业内人士定期调查并公布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定期发布劳务信息，引导农民外出务工，提供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服务。

第四，增强对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关爱，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价值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欲求与愿望须正确认识和评价。

当前他们欲求和愿望很多,但不外乎集中在：其一，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质量。其二，想在城市安家落户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其三，工作岗位、工作条件与脏、苦、累、险远点。其四，收入水平除正常生活外有积蓄，不是就业人员的最低水平等。从这些利益诉求的实质上看，不外乎是一个公民或是有正常欲望的人合乎本能和时代特点的基本要求。如果认为是正常要求就不会歧视，就不会从贬义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诉求。

同时，要引导新一代农民工正确的价值观，要让他们自己对农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消除对农村自卑和逃避的心态。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对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活动，国家政策要大力鼓励支持农村培训，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农活、回乡没事干的尴尬。多数专家还认为，让农民愿意从事农业活动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包括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拓展农村周边

二、三产业的发展。

新生代的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兄辈，具有很多的优势，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又有一定的理想，思想也比较活跃，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这些优点也正成为引发新生代农民工心气浮躁的原因。这让他们有时候对自己的估价太高，对部分岗位的要求也比较高，对于利益的要求脱离了现实。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形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无奈和郁闷心态，产生需要宣泄和释放的欲望。成了既融入不进城，也回不了农村的“边缘人”。他们既没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又喜欢“北上广深”的繁荣，认为好的地方才能展露自己的才华，带着金子总会发光的信念到东部沿海城市求职，于是造成东部人才竞争激烈。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他们的职业期望与现实的就业市场需求不相适应，难以适应企业转型的需要，高不成，低不就，无法在城市中实现真正立足。

因此，这些状况有可能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并阻碍他们的再社会化和社会融入过程，使其既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又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点，对于理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发展变化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建议是十分重要的。适时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状况进行调查，有助于对其思想动态、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进行了解，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以使其在社会化大发展的浪潮中继续大力发挥生力军的强大力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